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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日本明明有同类产品，可只要中国产品能进去，日本富人还是热衷于选购中国产品。这主要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感，让中国制造在日本享有品牌效应。就连一张席子，日本人有钱人都要用杭州织的，推崇如此，找谁说理去。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情节，导致中国出口日本的手工产品种类众多，周琅准备带去日本出售的，就有白丝、大花绸、中花绸、小花绸、大红绉纱、大纱、中纱、小纱、色绸、东京丝、东京繻、大卷绫、东京紦、中卷绫、素绸、绵、色缎、金缎、嘉锦、杭罗、大宋锦、西绫、花纱、轻罗、红毡、蓝毡、银朱、水银、白术、东京肉桂、桂皮、山黄肉、牛皮、山马皮、鹿皮、歇铁石、鱼皮、鱼胶、苏木、漆、沈香、朱砂、冰糖、木香、白糖、三盆糖、乌糖、碗青、苓苓香、排草、黄苓、干松、干草、川芎、靳蛇、麝香、人参、小参、墨、古画、书、磁器、雄黄、料香、藿香、当归、伽楠香、巴豆、刀盘、黄蜡、明矾、白铅、金线、色线、古董、巴戟、禹余粮石、铁锅、茴香、砂仁、石膏、淫羊霍、藤黄、羊皮、大黄、蒿木、阿胶、菜油、贝母等近百种商品。

相比欧洲人将商品送到东方市场，只要市场上有本国同类产品，一般大家都优先选用本国产品，而中国将商品送入日本市场，只要市场上有中国同类产品，一般日本人都优先选用中国产品，这种特殊的购物情节，让中国海商对日本贸易都很热衷。

只是有一个限制，那就是日本也实行闭关锁国，而且闭的比中国更严实。广州虽然一口通商，但至少还允许所有国家前来贸易，傲慢的满清朝廷的说法是，天潮上国对待藩属国那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对待各国商人的区别真的很小，特殊的只有三个，一个是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享有特殊税率，一个是苏禄国商船每船入港税比正税减一百两银子，法国则加一百两银子。

但日本的锁国，就只允许中国、朝鲜、琉球到日本贸易，西方国家只允许荷兰人前往贸易，一共只跟四个国家通商。

而且通商的规模还受到严格限制，即便是对中国，也是日趋严格。

首先要进入日本港口贸易，需要得到日本幕府下发的信牌，类似广州海关发给洋船的执照，无照是进不来广州港口的。

日本政府通过预先发放信牌，控制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贸易的规模。

日本元禄十年（１６９７年）的时候，允许进入日本的中国商船还高达八十艘，贸易额高达八千贯（日本银贯，1贯为100两），可到了宽政三年（１７９１年）之后，允许贸易的船数就下降到了十艘，贸易额限制在二千七百四十贯（274万两）以内。

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主要是因为跟中国贸易，导致白银不断外流。而且日本还对本国出口货物进行限制，比如允许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为每年三百万斤。

受制于这些限制，导致朱濆一直无法从日本弄来足够的铜，所以现在周琅已经开始铸造铁炮了。

但随着周琅势力的扩张，日本幕府开始给予了相应的尊重。周琅占据凤山县的时候，就给日本幕府写了好几封信，带着这些信去日本的朱濆，除了得到日本临时批准了他几艘没有信牌的船进港贸易，没能从日本幕府哪里得到任何贸易优惠政策。

但当周琅占领整个福建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幕府终于给周琅回了一封措辞恭敬的信，并且送来了二十面信牌。这突破了日本之前允许中国船只每年十艘的限制，可那十艘的限制，一直对周琅也没什么用，因为周琅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信牌。信牌一直掌握在跟日本幕府关系密切的浙江一带大海商手里，他们以乍浦港为基地，每年多次往返日本。

朱濆虽然认识那些海上，但却很难从他们手里弄到信牌。

周琅不管这些，每次都让朱濆带齐官方文件，让他以外交使者身份去日本，日本人似乎默认了这种行为，每次都多多少少放行几艘船，而朱濆还会通过导货，将更多的货物放入得到许可的船上带入日本港口。通过这种方式，朱濆这两年，从日本赚到了近百万两白银，分润给了周琅五十万两。

朱濆每次去，也会带去周琅给幕府的信，周琅总是在信中向日本幕府表达自己驱逐鞑虏的正义性，希望日本能够通过放开贸易的方式，对周琅的攘夷事业给予支持。日本幕府一直都没有回信，每次去也就以悄悄放行几艘船的方式作为支持了。

终于在冬末，朱濆带回了日本幕府的回信，这次他们隐晦的表示了对周琅的支持态度。并且给予了二十块信牌，表示允许周琅派二十艘船去贸易，贸易额也翻了一倍，达到了五百万两。

幕府还在信中隐晦的提醒周琅，不要在信牌许可之外，再贸然派遣商船过去了。显然他们对周琅每年力行数次的“外交”行为已经不厌其烦。幕府还放宽周琅采购铜的数量限制，允许周琅每年采购五百万斤铜，用来铸造大炮。

老实说，日本人给的这些优惠还是很有诚意的，由于日本贸易一直被幕府限制，市场需求其实是被压制的，所以得到许可的那些商人，往往可以获取暴利，周琅向日本出售五百万两的货物，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润，就是两百多万两。

这笔钱对周琅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中日贸易航线，宋代时候就已经开辟到了每年能往返四次，周琅不打算跑四趟，他打算一次用光信牌，组建一个二十艘大船的舰队。

其中的威慑意味不言而喻。

为什么威慑日本，因为周琅从朱濆哪里得知，日本人不但给周琅发了信牌，过去给浙江海商的信牌也没有减少，还是十块，这意思很明显了，过去的浙江海商占有的名额，那是给满清的，这说明日本人在两面下注，两不得罪，不管周琅跟满清争夺的结果如何，日本都不得罪人。

威慑一下日本，至于日本是不是削减浙江海商的信牌数量，周琅不关心，他希望让日本看看自己的实力，增强一下信心，觉得周琅力量强大，赢的可能更大的话，没准日本人会再多给几块信牌，每一块信牌可都是价值十万的利润啊。

除了向印度和日本派去了二十艘武装商船的舰队外，周琅还向暹罗派遣了同样规模的一支舰队。

不过去暹罗的舰队目的，卖东西是次要的，主要是去暹罗采购大米。由于战争关系，福建的粮食生产去年受到了影响，导致米价腾贵，光靠台湾的稻米输入，完全无法满足，所以周琅需要一个能够大量供应稻米的渠道。这些年向中国出口稻米数量最多的，就是暹罗。

谢清高去年已经顺道走访过暹罗了。虽然明知道周琅跟满清是敌对关系，暹罗名义上还是满清的附属国，但暹罗政府并没有纠缠这个问题，因为他谁都得罪不起，只是默认了跟周琅势力进行贸易而已。

或者说暹罗人并不在乎所谓的宗主国威势，他们名义上臣服于满清，目的只是为了贸易而已，每一次朝贡的，大多都不是所谓的暹罗使者，而是中国商船。他们打着贡使的旗号，当然他们有完整的法律程序，会有国书，有使者，有暹罗国王的印章。这套程序都是真的，至于他们怎么得到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总之每一次朝贡，都是一次利润丰厚的免税贸易。中国商人出力，暹罗国王出名，最后双方分肥。就像西方小国普遍崇尚贸易一样，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崇尚贸易。原因只有一个，国小，人少，无力支撑起一套完成的生产体系，只能通过贸易满足需求。如果国家稍微大一些，就像日本这样的，就会反过来效仿中国实行对贸易的限制。

清朝时期，暹罗人口一直徘徊在四百万一下，根本不可能分化出完整的手工业体系，因此普通消费品都无法生产，只能像西方人一样，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历史上，暹罗跟荷兰，日本都进行过贸易。跟荷兰的贸易一直持续了下来，而跟日本的贸易因为日本的锁国而中断。跟中国的贸易不但维持了下来，而且日益扩大。因为双方各有所需，暹罗需求中国的手工制成品，康熙朝晚期，中国东南一带的大米已经无法自给自足，清政府鼓励南洋国家贩米进入中国，给予低税率，甚至免税的优惠。

暹罗鼓励贸易的原因，跟西方国家一样，但结果却不一样，西方国家形成自由贸易的观念，将其视为一种权力，对贸易的限制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暹罗的贸易，却因为利润丰厚，被权贵把持。最后集中到了国王的手里，称之为王室垄断贸易。

暹罗所有贸易货物，都是国王统一收购，严禁私人贸易，甚至在集市上开商铺进行零售。对外贸易同样如此，名义上暹罗国王是所有贸易的大老板，是全国最大的商人。

但是统治者一般不可能亲自进行交易，所以缺乏必要的商业知识，暹罗国王的做法是寻找代理人。而中国人成了最好的选择，到了清朝，华商基本上垄断了暹罗王室的贸易代理。西方人将这些中国商人，称为王室管家或经纪官。由于暹罗王室对华商的依赖，渐渐吸引了大量中国商人来暹罗贸易，明朝时期就已经有中国商人常年在暹罗定居，明朝灭亡又导致大量的商人滞留暹罗，在暹罗形成了一个华人定居点。

华人数量的增加，渐渐让他们成为暹罗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阶层，跟王室等上层权贵的关系，又让他们开始介入政治，乃至到了达信时代，达信这个华裔甚至通过驱逐缅甸侵略者，建立起一个华裔暹罗王朝，可惜只维持了一代，就被拉玛家族取代。

但拉玛王朝跟过去的王朝一样，依然坚持王室贸易，依然委托华商代理。华人在暹罗依然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阶层，华人定居区域，成为了繁华的主街。为了吸引华人到暹罗贸易，暹罗王室甚至给华人更优惠的待遇，华商在暹罗经商的税率比暹罗本地商人更低。一直持续到朱拉隆功改革的时候，当时取消华人特权的时候，华人甚至还起来发动了抗议。显然，那时候的华人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已经建立了高本地人一等的观念。

由于华商在暹罗商业中的垄断地位，哪怕挂着给王室做代理的名义，但私下贸易也很盛行。所以周琅派出舰队去暹罗采购大米，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麻烦，周琅还给暹罗国王写了国书，让手下在无法从市场上采购到装满舰船的大米之后，出示国书，向暹罗政府求援，希望他们能动用官府库存的大米来帮周琅救救急。

去印度的舰队，去日本的舰队加上去暹罗的舰队，今年周琅已经先后派出了三支舰队，今天出航的是第四支舰队。

不过今天出发的舰队，既不是去印度试销货物的，也不是去日本违规贸易的，更不是去暹罗收购大米的，而是去打广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