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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发展，电力只是一方面，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城市吸引人居住的最大原因，只能是城市比农村更舒适。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许多城市顽疾，比如为生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都在这二三十年中得到了解决，城市的下水道排污技术，自来水供应技术走向成熟。城市天然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加集中，城市创造知识的速度远超封闭的农村。

当城市的这些优势都开始出现之后，城市才变得有吸引力起来。以前人口从乡村往城市流动，主要是生活的压力所迫，乡村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工作，而城市可以，所以人们涌入城市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生活。现在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更舒适，不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就连一些地主老财都开始在城里买房安居，城市化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

除了这些公共管理，城市管理也变得正规且严格。跟农村一样，城市也建立了兵役制度等相关制度。

城市居民也像村农居民一样，需要服兵役。中国的人口数量，就算城市人不服役，事实上也足以应付所有的战争危机。但城市居民远离纪律部队的危害是，一旦社会出现问题，城市会很容易失控。城市服役制度，更像是一种应急预案，当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问题出现的时候，可以将城里人组织起来。

但城市全日制的工作方式，很难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体系，所以城市兵役制度，抽丁比例比农村更低，只有十丁抽一。这是建立在历次经济危机的数据上的，因为经济危机中，带来严重社会危机的，就是失业问题，而失业率在经济危机期间，其实也就一成左右人口突然失业，将这一成人口武装起来，就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了。到时候经济体能够吸纳其他劳动力更好，无法吸纳，失业率也不足以颠覆社会秩序。救济的人群更少，而武装起来的軍队，又是维护秩序的力量。

为了在城市中建立动员体系，跟农村一样，建立了户籍制度，鉴于万恶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现行的户籍制度相对自由，更换户籍十分容易，基本上只需要去当地县衙户科进行登记即可。

随着户籍的建立，其实城市秩序的威胁，已经不是无组织的流民问题了，而是有组织的对抗势力，工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难题。中国的议会制度运行之后，也慢慢磨合成熟，比西方的议会权力要小，但比之前中国的强权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不相同，议会是有一定权力的，在立法权、批准预算的权力上，跟西方类似，但官府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执政自由，官府几乎可以做以前能做的任何事情，事后只需要向议会进行解释即可，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

这并不是周琅有意打造的制度，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只能说中国的议会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博弈，或者说在使用权力的方式上，政府里那群精英更擅长。

议会斗争依然激烈，但议会变得有序，斗争的双方都不是多数派，商会和工会势力，依然比不上士绅力量，士绅议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议会一直是士绅主导，不过工会代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会力量。

自然利益关系，依托同乡会组织工人的商会，渐渐在对工人的影响力上，比不上工会，工会也渗透进入了商会旗下的工厂，甚至主要的工会成员就是是参与商会的工厂主的工人。商会控制的宗族性质的同乡会工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城市工人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工会管理的工团资本运行开始出现问题，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经营问题。工会领袖的腐敗问题频发，工会资产的管理效率低下。有好领导的工会资产，将大量利润用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给工会成员发福利，却忽视了改善生产条件，机器设备陈旧，工团资本的工人工作也很是问题，由于工团不怎么开除工人，工人的工作压力不大，很多人消极怠工。

这些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让看起来很美的工团资本发展受阻，债台高筑，不断破产。

有一些偏激的工会势力，希望为工团资本争取更有利的政策，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工团资本减税，理由是工团资本是对工人最好的，但这遭到了商会的强硬反对，士绅势力也不支持他们，认为这不合理。没道理因为工人懒惰，管理不良造成的损失，让官府来买单。

因为这些问题，时不时发生摆工，城市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城市秩序，也越来越让人头痛。不过一切都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也说明城市社会开始成熟起来。

只是工团资本、摆工无度，让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开始下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再也找不到了。工人工资在一次次摆工中不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成为世界最高工资水平之一，在中国境内，仅次于美洲西岸的月薪30贯，平均月薪高达18贯钱以上。中部地区的工资较低，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不到，西部地区只有三分之一，可是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并不顺利，因为这里依然有麻烦的工会势力。

这些问题导致大量企业宁可转移到更容易压榨劳工的日本、朝鲜甚至越南，主要转移地区还是日本，日本分为三部势力之后，各自平稳发展，工业化加快，大量中国资本助推了这里的工业发展。日本人学习的很快，日本工人的维权意识还很薄弱，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口过剩，这意味着工资低廉，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东部沿海的十分之一，两国间的关税又很低，这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加工后进入中国市场，比中国本地加工更划算，尤其是一些需要海外原料的产业。

于是棉纺织工业这种最适合转移的产业，率先大量向日本转移，中国海外领地，不管是北美还是印度的棉花，都直接运输到日本，加工成棉纱，甚至直接纺织成棉布后，出口到中国市场，价格还比中国生产的低许多。

这导致大量东部落后产业，很难向内陆地区转移，而是向国外转移。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主要围绕加工当地原料上，比如采矿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如果是西方国家，则会出现大量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转移，追求高工资，但中国只会出现大量的流动性劳工，逢年过节的春运现象相应出现了。

维持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平衡的，往往是这些劳工汇回去的工资，而不是当地的产业。

而维持中西部地区公共福利的，则主要东部地区的财政划拨，一个强势政府的好处，在这个庞大的，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体现出来，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倾斜，不断向中西部输血，让中西部至少在教育上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

中国巨大的产业转移，让日本、朝鲜的发展呈现出跳跃性质，中国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本、知识和经验，短时间内涌入这两个体量不在一个级别上的小国，让他们发展迅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快速汉化，两国懂得说汉语，写中文的人口极多，甚至都在学校中推广汉语教学，甚至两国中最好的学校，是全汉语教学。日本文字在日本叫做假名，中文才被称之为真名。朝鲜人的官方文件一直都是汉字记录，他们的精英一直进行汉字教育，现在有条件的富人，都让子女接受这种中国式的精英教育。

日本两国近两年财政增长速度迅猛，每年都有超过十个百分点的增长，财政的改善，让他们可以大规模改善交通设施和教育条件，两国在快速步入现代化。

有失必有得，东部大量产业的转移，对东部来说，并不是损失，因为东部开始转向更高的经济层面，轻工业比例下降，附加值更高，技术要求更高的重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快速增长，东部的发展并不慢，但广大中西部几乎陷于停滞，要资金没资金，要人才没人才，资金和人才都向东部汇聚，除了沿江、沿河地区发展是跟东部一体的之外，纯粹内陆的省份，比如陕甘地区，云贵地区发展缓慢。即便是有大江大河相通的湖南、江西也发展疲弱。

内陆地区发展较好的，不过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金属矿藏丰厚的云南而已。

由于大量内陆地区的发展停滞，导致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渐渐从一个快速增长国家，变成了一个缓慢发展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整体上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些小国，甚至落后英法这样的大国。

这种情况让人忧虑，至少在蒸汽工业时代，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低速增长，往往会积累社会焦虑，焦虑往往会伴随躁动，躁动是需要发泄的，不是对内，就是对外，中国人越来越失去耐心，新一代人失去勃勃生机，变得迷茫，看不到前途。

这十分危险，不是对中国，就是对世界！

而这个世界，却又很不安分。

中国的某些邻国尤其不安分，美国内战结束一年之后，俄国爆发了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