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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随着中国光复党继续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欧阳赓再次被国会推选为帝国的第四任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这使得帝国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平稳。

12月，帝国国会通过了新的《中华帝国第二宪法》，总理大臣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并且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国会表决和皇帝的批准，帝国中央内阁总理大臣可以得到第三届任期，以在关键时期保持国家的稳定。

政治上的平稳之时，随着法国撤出泛太平洋地区，中国和日本的海军冲突范围随之更加扩大，两国海军竞赛的趋势也日益激烈。

在《华盛顿条约》的限制下，中日海军竞赛仅局限于威慑力很小的巡洋舰，但是双方建造的实际上都是袖珍战巡，军费开支都不小，而在潜艇、驱逐舰和航母的建造领域，双方也在展开新的一轮的较量。

在这种秘密的竞争中，帝国在1927年在青岛造船厂秘密建造一种新的航母，这一级航母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斜角甲板，标准排水量也达到了《华盛顿条约》上限的2.7万英吨，在罗源湾海军基地和广州造船厂，帝国则秘密建造新一代的b013级大型柴电动力潜艇，其排水量吨位达到了1550英吨，也是帝国第一代正式列装的大型潜艇。

帝国空军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福克-道格拉斯公司的fd-12型运输机、上海飞机公司的k-8战斗机和沈阳飞机公司s5型重型轰炸机陆续开始服役，保持对日空军技术优势的同时，产量迅速增加。

fd-12型运输机的原型机是fd-2客机，这是帝国福克飞机公司在和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并之后，双方联合研制的一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和运输机，拥有30个座位，拥有额定1.2吨的载重量，因为福克公司最主要的订单来自于军方，该型客机从一开始就同步设计了军用运输机，最出的60架订单也确实都来自于帝国空军。

为了达到这一标准，福道公司采用了远东电机公司生产的螺旋桨发动机，而该型发动机又是201工程之一的项目结果。

在该型飞机基础上，帝国空军要求继续改进出一种大型巡逻机，可以在近海区域对敌军舰艇、船只进行追踪，特别是侧重于反潜。

早期的反潜主要是靠人员的查看，这就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巡航空间，保证足够多的巡查人员，而fd-12正好是最佳的选择，它可以有效的对那些中小型的潜艇进行侦查，只要敌军潜艇在海面行驶就几乎都能找到。

为了和中国对抗，日本也在采取全力以赴的方式投入资金研究飞机，并且通过从英国引入技术的方式，直接弥补中日之间的差距，但就总体性能、数量和产能而言，中日之间在空军领域的差距是较为难以追赶的。

从1925年到1927年，中日军事对抗愈发紧张，在这种竞争中，中华帝国一直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凭借日渐强大的财政优势和隐秘军费，帝国可以轻松的保持日军军费的3倍，军费在中央财政中的开支却仍然保持在18左右，帝国内部也没有明显的税收增加迹象，日本则完全将财政的重心都转移到军费开支，由于无法在海陆空三个领域同时和中国竞争，日本只能继续集中一切开支维持海军的现有优势，而帝国则通过在沿海修建机场和预备机场的方式，利用空军来协助海军和日军竞争。

这样的结果确实并非宋彪所希望看到的局面，虽然帝国更为强大，但他并不想因为日本而拖累帝国向前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世界金融风暴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如果非要和日本一起抱着摔死，那真是太不划算了。

1928年春节过后，宋彪乘坐专列前往上海视察，有意识的提前做出安排，邀请日本外相次长森恪，这个人其实就是中日军事对抗愈加激烈的推动者，在中国增加海军军费和造舰速度后，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森恪到处宣称中日海军决战之日来临在即，务必要增加海军开支才能保障大日本帝国的国运。

随即，双方的军事竞赛从海军蔓延到整个海陆空，但在1927年间，因为竞赛导致日本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衰退步伐明显，日本被迫只能保持海军的竞赛态势。

森恪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不仅会说中国话，还精通东北话、粤语和上海话，和三井物产有着特殊的关系，并且是日本国内很新兴的实业家，家产丰厚，任内一直积极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皇姑屯、满蒙等事件中，他都是背后的主要策划者。

即便是在中华帝国的这个时代里，森恪也是满洲复国运动的最主要的资助者，经常利用三井物产的渠道，走各种邪门路线派遣特务到国内联系满族起义军。

根据中央情报总局的调查，此人在私下说，中国必然还是会和苏联，或者英国大规模开战的，只要日本做好准备，一定可以和苏英一起成为真正的战胜国，而中国只要战败就必将陷入分裂。

简单来说，这个人有病，而且整个日本像这样有病的人非常多。

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决定安排新上任的内廷总长顾维钧作为特使，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同森恪见面。

1928年3月中旬，宋彪乘坐专列抵达江宁之后，乘船抵达上海。

这一次，宋彪还是住在豫园。

如果宋彪没有记错，自从他登基之后，这仅是他第二次视察上海，次数少的可怜，甚至连香港，宋彪都去过三次。

身为一个根生蒂固的北方人，宋彪一贯有点看不惯上海，但还是要来看一看，因为随着江浙工业的快速发展，上海正在逐步取代震旦、香港的地位，成为这个帝国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

上海的发展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这一点不是身为皇帝的宋彪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能改变的。

随着湘沪铁路在1918年修通，上海工业的繁荣就再次拥有了更多的资本，从长沙、南昌、衢州、杭州到上海的这条铁路使得江西、湖南、浙江、广东、贵州东部的资源都可以快速涌入上海。

为了维持上海造船总厂的基础实力，江南财团在上海也增建了钢铁总厂，并且在机床、电气等领域积极开拓进取，在早期175项以及后续的125项中逐步形成了能与远东系抗衡的工业基础。

到了今天，东北、江南就是中国的两大工业区，直隶、鲁豫、湖广、两广、福建、山西都排在两大工业区的后面，如果说东北工业基地的王冠是震旦直辖府，由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组成的江南工业区的龙头就是上海直辖府，这两个大直辖府也是区域经济中的金融中心。

比之震旦，上海的工业规模还要更大一些，因为整个东北的发展都比较均衡，震旦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金融和商贸中心，造船工业集中在金州县，冶金、机械等产业集中在辽阳、沈阳等地。

时隔八年再次南下上海，宋彪也更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他还是不太喜欢上海，和震旦这种完全的新兴城市不同，上海的规划很是凌乱，缺乏震旦这种广场城市和大学城市的魅力。

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有点过于现实。

宋彪乘坐轿车一路穿梭过街道，缓缓驶入豫园。

这里自从被内廷接管后，因为皇室几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一直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经常可以接待一些会议和特殊的来宾。

只是这段时间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才重新关闭。

到了豫园之后，宋彪休息了一天，次日上午才在仰山堂接见退出公职，回到远东银行担任总董的张康仁。

老朋友，老旧属了。

去年远东在京都县召开年会的时候，宋彪刚和张康仁见过，干了十五年的财政大臣，此时的张康仁已经是年近七旬的古稀老绅士，在国内享有着极高的声誉，一贯是有帝国财神之称。

豫园一分为二，东西两园都在帝国神武三年之后被内廷收购，考虑张康仁想回上海颐养天年，皇室去上海的机会也极少，宋彪就将东园赠送给张康仁，留在内廷的西园平时也都留给上海工商总会使用。

张康仁虽然是远东银行的总董，其实也真的就是退休了，前两年还正常去银行的上海总部上班，如今也基本不去了，去年的年会之时，他也声明是最后一次参加。

跟在皇上身边效力了十五载，心中感情自然深厚。

进了仰山堂的花厅，看见宋彪正在看报纸，张康仁上前参拜道：“臣下拜见皇上。”

宋彪看了他一眼，笑呵呵的指了指身边的床榻上座位，道：“过来坐吧，咱们几个月前刚见过，也就不用这么客套了。不过你如今住的远了，想见一次也不容易。”

张康仁这才叹道：“臣下也舍不得皇上，只是人老了，落叶总要回家，原先倒是想回广东，只是子女都在上海营生，还是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着。”

宋彪嗯一声，也没有说什么。

张康仁有两个儿子，两个弟兄早年就在东北合股开办了一家面粉厂，神武三年左右，两人到了上海投资办电气公司，地产、保险业务也有经营，因为有张康仁的关系，生意自然做的很顺利。

这也在所难免，哪个国家不是如此？

中央调查总局一直盯着，要说明显违规的地方也没有，但张康仁打几个招呼之类的事情还是不少见，宋彪犯不着真的为此追问。

宋彪还是和过去一样，闲着的时候就在手里拽一把生花生米，等着张康仁坐下来，他将盘子推过去，示意张康仁和他一起吃点，边吃边聊。

张康仁摆了摆手，道：“谢皇上的恩赐，臣下牙口是一年不如一年，连这生花生米儿都嚼不动了。”

宋彪哎呀一声，感叹人老了之后真可怜，就问道：“那就换假牙吧？”

张康仁则道：“还有点牙能凑活着吃点，舍不得换了，人到臣下这年纪，牙齿还能凑活着用的也不多了，真牙是疼了点，软了点，可吃东西有味道，换了假牙就不行了。”

宋彪也不好再劝，他对此倒是没有什么了解，就道：“也不知道朕老了之后是什么样子。”

张康仁想了想，道：“皇上万福，不会老的。”

宋彪呵呵笑一声，道：“还是在变老啊，媛媛那丫头都进入帝大读预科了，怎么可能一直年轻下去呢？一不留神，朕就过了四旬的年纪，人说四十知天命，朕如今也是深有体会啊。”

张康仁也笑了声，道：“皇上说的是啊，臣下四十也知了天命，只是臣下的天命是效力于皇上，只要效忠皇上，臣下这辈子就算是没有白活。”

宋彪还是呵呵的笑着，这才将手中的报纸放下来，和张康仁道：“说点正经事吧，朕此次来上海不外乎两个事情，一是视察上海本地的经济情况，特别是看看股市、地价；二是顺道和日本那边有个结束，尽可能还是想办法结束目前的对峙情况。”

张康仁答道：“皇上圣明，想要治一治小日本的心思，国人都有，只是如今帝国急需投建的地方极多，犯不着这个时候就攒足劲投入军费中。好在咱们财政收入高，即便维持中等税率和长期的产业政策优惠，比之高税率的日本如今还是五倍以上的差距，咱们财政出2成做军费，那就等于是日本全年的财政总收入，据说日本这两年已经是靠借债来维持军费开支，真不知道日本这日子如何过下去。话说回来，咱们不怕在军费上较劲，就怕日本狗急了跳墙，打这小日本吧，其实真赚不到什么油水，纯粹是赔本赚吆喝，如果是要和苏联这么攒劲，那倒是可以撑下去，打一仗光是捞赔款就能将财政的空缺补回来，继续割地之类更是长期盈利。日本有什么可割让给咱们的？真要是将朝鲜南部也拿回来，咱们陆军就失去了威胁它的舞台。何况就那么一小块地也不值得帝国投入军费开战。”

宋彪赞道：“所以说还是老臣子厉害啊，你的心思和朕一样，咱们迟早是要找个机会教训日本，只是现在真的犯不着，只是日本这个国家确实很让人匪夷所思。帝国如今的实力仅次于美国，我们要造舰增强军事实力是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居然这么急切地要维持对我们的海军优势，真是越想越觉得荒唐！”

张康仁则道：“皇上，您也不用这么气愤，您想啊，当年《华盛顿条约》谈判之前，日本不一样在和美国较劲了吗？日本的奇怪就在于文化上，要细说起来，他那点小地盘真不值得我们惦记，可他觉得自己是世界海军大国，那就让他自己觉得去吧。这两年间，臣下一直惦记着皇上的话，有点精力都在研究美国经济，和皇上一样，臣也觉得美国的问题怕是越来越大。这种时候，咱们在财政上收缩一点总不是坏事，只要帝国中央财政长期保持盈余，黄金储备丰厚，就算欧美又来一次经济危机，咱们也能很轻松的挡过去。如今关键是看法国，咱们和法国这几年间在经济上是相互内闭型的，主要贸易都在中法和中法殖民地间发展，也就我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规模较大。所以，只要法国那边没有大问题，咱们这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若是问题从法国那边闹起来，咱们就要伤元气了。”

张康仁毕竟当了十五年的财政大臣，思维逻辑还一直维持在过去那种惯性之中，思考的问题也还是财政大臣才会考虑的。

宋彪想了想，道：“法国那边的问题不大，欧阳锡去年才去了法国一趟，访问之余也注意调查法国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的，就是工业规模上不去了。”

自从签署了中法二次盟约之后，中法殖民地市场相互开放，双方都有保留项目，基本在整个殖民地市场范围和中法市场范围内都是各取所需，法国有法国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双方比较大的冲突是在纺织业。

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里面也确实有法国纺织工业的功劳，和德国也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中国纺织工业不断进取到更高的级别，这种冲突也有蔓延的趋势，这里面最狠的问题莫过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

在欧阳赓内阁的这些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一直是持上升趋势，每年都有5左右的稳定增幅，相比一战时期大体提高了一倍，最低工资保护标准也逐年提升，但和美国、法国这些欧美传统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工资相对美法英还只是1/3的水平。

帝国在美国的六个城市对四千多名工人进行抽调计算，美国目前的工人平均月收入是在43.5美元左右，而中国则只有27.8中圆，农业领域，双方的差距更大一些。

工资低对于出口的拉动作用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内需扩大则是非常不利的，帝国虽然在扩大内需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可帝国的问题确实是国家太大，人口太多，不是那么好治理的。

只是就帝国目前的信托资产规模和中央黄金储备水平而言，帝国抵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宋彪也并没有太多的担心。

宋彪现在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倒是在上海，上海的目前则是地价过高，宋彪今天请张康仁过来就是要谈论这件事，因为经济繁荣，上海的信贷情况也比较膨胀，很多资本都集中在地产业中。

张康仁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和宋彪在这里商议了一番，相对而言，还是要尽快出台政策对上海的地产、信贷给予挤压，收缩信贷，将一些泡沫挤掉，免得像当年的橡胶危机那样因为一场危机将银行都扯进去。

此外，宋彪也和张康仁讨论了中央信托资产的处理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除了苏联，帝国中央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苏联是拥有国家的一切资源，那当然是不能比的，而帝国中央政府不一样，中央的信托资产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早期175项和125项的国家投资；二是帝国在一战期间没收的战败国国内及海外财产；三是帝国在一战期间的金融储备投资；四是帝国在一战期间持有的外国债务。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个人知道，宋彪、欧阳赓、张康仁和欧阳锡，其他人都只能知道各自负责的一部分。

帝国的信托资产主要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家信托储备公司、中国国家投资银行公司、中国工业控股总公司四家公司处理，也就是所谓的中信、中储、中投、中控四大国营资本公司，四大公司又根据需要自身处理一部分业务，再委托外国银行和国内银行管理一部分。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营公司，这本身就颇有点戏剧性。

这四大公司在分工上各有特点，中信公司负责海外资产管理，中储负责维持国家战略储备，采取高卖低买的方式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中投负责国内外金融资产的专业投资和理财，以及预防国内金融危机的银行接管业务，中控则是175、125项的产物，至今还持有两百家大企业的股份。

即便不计算国内资产、外国债权和军部余额，帝国中央政府所持有的海外资产总额也高达57亿美元。

基本到今年，中央政府持有的海外资产的大部分已经陆续撤出各国股市，如此巨大数目的资产就算是想要换成黄金也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黄金。

如果不能换成黄金，这些钱就只能继续作为外汇留在海外。

大萧条和一战不同，一战好歹还是各种物价暴涨，企业都赚有赔，大萧条实际就是买什么都赔本，就算是保留为外汇，那也有可能遭遇货币贬值的风险。

如果是换成国债的话，帝国几乎在一瞬间就会超过法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德国毕竟欠着它那么多的战争赔款。

这么一大笔钱，每年光是收利息就有接近1/10的全国财政税收，相当于1/5的中央财政收入。

今天正好和张康仁谈起这个事情，宋彪就问问他有什么好的想法。

张康仁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了片刻才道：“要是不怕德国赖账，用于在德国的信贷发放才是最稳妥的稳定高收益，其次还是要考虑法国和美国，法国和美国的国家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但臣下以为不妨多持有白银资产。假如真的有1857年那种经济危机，不妨乘机利用白银资产规模逼迫一些国家转回银本位，用银资产发放巨额信贷，扶持这些国家暂时度过经济危机，比如说南美和东南亚国家。英美法都试图控制黄金资产，我们也是如此，世界黄金储备分配严重不均，又完全跟不上各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这才是国际经济混乱局面的主要因素。臣下以为，想当年我们在东北发行奉票，至少还能保证13的储备率，如今各国经济规模疯狂扩大，煤铁不停开采，各种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经济规模越来越大，黄金根本跟不上储备需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种对策，一种是货币直接和贵金属脱钩，二是货币回归到金银本位并存的局面，前者取决于政府公信力，一旦遭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结果恐怕更惨，各国财政都将破产，后者则在短期波动率太高，对各国经济实体的影响大多有负面因素。具体的历史趋势会怎么发展，臣下也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目前的金本位已经撑不住了。帝国空有规模庞大的海外资产，却无法兑换成黄金，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危机是客观存在的。”

宋彪很佩服的赞叹道：“不愧是当了十五年的财政大臣啊，问题看得很透彻。”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宋彪已经下定了决心乘机重新持有白银资产，帝国的白银储备一直都维持在较为稳定的阶段，在一战结束前抛售了大量白银后，这些年又乘着银价暴跌重新持有，本身就具备很大的白银议价权，国内的白银产量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现在开始持有白银资产，那将更大规模的操纵着世界白银价格，足以在长期阶段内维持金银的合适汇率，只要维持着这个汇率就不用在二战后让美国一家独霸金融权，也不让英美分刮金融权。

利用白银，中国就有办法和英美的金融霸权分庭抗礼，当然只是短期，长期来看还是要考虑其他办法，白银的产量本身就是激烈变化的东西，控制起来远不如黄金容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