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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舍在辽阳即燕王位，建百司官属。

洪继勋、姚好古、文华国、陈虎等奉表请邓舍仿江南行省朱元璋例，在辽阳、平壤、王京等地置行中书分省，以便于地方治理。

邓舍从之。

乃立辽阳分省、朝鲜分省、南韩分省。

其中，辽阳分省辖辽东之地，西至高州，北至辽沈，南至金复盖诸州，东至鸭绿江岸，分省治所在辽阳。朝鲜分省辖平壤、北界之地，西至鸭绿江，北至关北，南达大海，东至慈悲岭沿线，所辖基本为汉唐时的旧地，分省治所为平壤。

慈悲岭以南，至全罗、庆尚诸道设南韩分省，所辖基本为三韩旧地，分省治所在汉城，--即前高丽的汉阳府，邓舍改其名为汉城。

之所以没把南韩分省的治所放在前高丽的王京开城府，是因为考虑到开城府做为南高丽的都城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前高丽的官宦、豪门势力根深蒂固，不利新政权的立足。所以选择了影响较小的汉阳府。且汉阳府在开城府的南边，位处南韩分省的中心地带，把治所设在这里，对全罗、庆尚等南部诸道也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控制作用。

以陈虎为辽阳分省平章政事，文华国为朝鲜分省平章政事，赵过为南韩分省平章政事。此三人在海东行省的任职不变。南韩分省名义上依旧为高丽的属地，奉王祺为高丽王。

允许三分省再各自分别设立左右司，规格较之海东行省低一级，受行省左右司直辖管理。各分省的驻军则依旧统由行枢密院管辖。换句话说，各分省有一定的政治决策权，但是没有军队决策权。军队的调动、军官的任免仍然由行枢密院控制。

现在，邓舍实际直接控制的地区，从辽阳分省的高州直到南韩分省的全罗诸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有数百里，所辖州县城池数百。各地的风土人情多不相同。

特别是辽东与南韩，山川阻隔，间距千里。两地的语言不通、人种不同，施政的重点也不尽然相同，只靠海东行省一套的班子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很有难度。必须因地制宜。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的确到了该进一步细分行政区划的时候了。刚好赶上小明王晋封邓舍为燕王的圣旨来，可谓瓜熟蒂落。

顺便通过此举，也等于顺理成章地把南高丽彻底吞并。

还有人提议，把海东行省的左右司分开，仿照中书省的规模，改作左司与右司。邓舍认为此举太过逾制，且无必要，因此没有采纳。

这一做了燕王，日后在正式的场合，邓舍便不能称“我”了。或称“孤家”，或云“本王”。身份地位大不相同。如果说行省左丞相还是臣子的话，燕王就隐然有画土分疆的意味了。并且两周古国中，燕虽不及秦、晋等国，却也是一个显赫的大国，着实尊贵非常。

何况历代以来，能受到朝廷册封，得到皇帝认可的异姓王少之又少。汉唐以下，均有定制：非国姓不得封王。这要是在太平年代，想都不敢想的。如今虽处在乱世，宋政权所正式晋封的王，截止目前为止，邓舍却也是唯一的一个。

--，山东的田丰、王士诚，一个自号花马王，一个自号扫地王，虽亦称王，但一则未得安丰的承认，二来与其说他们是王，不如说更像是诨号，带有浓重的草莽气息。岂有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尊贵王者，竟然有以“花马”、“扫地”为号的？空引得识者发笑而已。

且说邓舍一边不客气地即上王位，一边吩咐姚好古写了一封谢恩表，故作谦逊，表示惶恐，遣人走山东，送去安丰。并带了重礼，送与刘福通、刘福通的弟弟刘十九（上次他曾代表安丰出使平壤）、沙刘二等人。

忙过诸般杂事，忽忽已经到了闰五月底。

要说起来，邓舍得以晋封燕王，实为喜事。现今却有一桩难处，横在了他的眼前。这一日，他重拿出小明王的圣旨，颠来倒去地看。

圣旨的末尾有这么几句：“年余之间，你横扫辽东，灭高丽一国，武功之盛，古亦罕闻。晋封燕王，实至名归。辽东，燕之旧地；蓟城，燕之旧都。今日封你为燕王，固然是你应得的荣誉。但是若无蓟城，却难免有名无实。

“你的勇武，朕素有耳闻，常常听刘平章等人提及，他们对你无不赞不绝口。你对朝廷的忠心，朕也是历历在目。现在辽东与高丽已经平定了，你为什么不趁着席卷海东的余威，振奋你勇往无前的斗志，提三军虎贲，跃十万铁骑，一鼓作气，南下腹里，占取蓟城？

“设若功成，不但你燕王的称号从此名副其实，且鞑子的两都悉由君破。这是何等的光荣啊！必能彪炳千古，永耀青史，为后人传诵。朕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呢？王其勉之！”

蓟城，即大都的古称。战国时期，是为燕国的都城。小明王的意思很明白，要求邓舍发兵南下，攻打大都。

攻打大都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叫自寻死路。不过，这虽然是小明王的一厢情愿，却也难免地再度勾起了邓舍的别样心思。他召集群臣，议事堂上。把小明王的圣旨出示给诸人观看，他却先不说自己的想法，问诸臣，道：“主公晋我燕王之号，想以此为激励，要我海东出军，攻打大都。诸位以为如何？有什么看法？畅所欲言，尽管讲来。”

“此事决不可为。”

陈虎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跨步出班，他不屑一顾地道：“安丰朝廷，明以为小明王为主，实际军政诸事皆出刘太保之手。要我海东出军攻打大都，此必为刘太保的提议。昔年，汴梁最盛时，三路北伐尚且不得竟其功，况且如今只有我海东一路呢？我海东若动，果如其言，攻打大都的话，必成众矢之的。李察罕、孛罗帖木儿拥军数十万，岂会坐视不理？

“月前，察罕脑儿一战，主公对孛罗所部的战力，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海东即便倾尽全力，怕也至多与他旗鼓相当。何况鞑子尚有李察罕？察罕帖木儿兵威甚狠，声势犹在孛罗之上。我军如果轻举妄动，海东必陷入不测的险境。

“是以，臣以为，此事决不可为。”

姚好古与陈虎意见一致，附和了两句。

他长期随侍邓舍左右，比陈虎更了解邓舍的心思，话锋一转，说道：“自察罕脑儿一战至今，已然两月有余。三分省既定，朝鲜与南韩的官员、驻军之互调，亦进行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政权基本稳定。前数日，洪大人送了文书到来，言道经过紧张的修建、日夜的赶工，高州的防线亦然基本宣告功成，将近竣工。他不日即将回省。

“上个月，沈阳纳哈出更已无条件接受了主公的条款，愿向我海东纳贡。

“可以说，赖主公英明，文武一心，我海东而今是外无边患，内无可忧。正值六月麦熟之际，恰逢主公晋封燕王。臣以为，攻略大都之议固不可取，却也不妨趁此机会，议论议论我海东下一步，该怎样举措。”

“先生以为，该怎样举措？”

“臣见识浅薄，不敢先言。请陈大人言之。”

陈虎当仁不让，他对姚好古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先客气了两句，道：“姚大人言之有理，正与臣之见不谋而合。我海东养精蓄锐两个多月，单就臣之所部而言。将士无不求战，欲提三尺青锋，为主公再拓疆土。”

“拓何处疆土？”

“远交近攻。臣以为，到收拾沈阳的时候了。”

“沈阳？”

“纳哈出自恃名门之后，骄恣凌人。臣尝闻听，他虽服软，平素的言辞之中，对主公却仍有许多的不敬之辞。胡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沈阳距我不过数十里，实为腹心大患。不平沈阳，假以时日，给了纳哈出喘息的余地，定然会有变生肘腋的危险。故此，臣以为，我军当再接再厉，彻底把他剿灭！”

邓舍不置可否，问其他诸臣，道：“你们呢？看法如何？”

杨行健出列道：“臣以为，陈大人所言甚是。沈阳不平，则我腹心不稳。”

又有一人，不以为然，出列说道：“臣以为，我海东之患，首不在沈阳，而在辽西。”

众人转头去看，说话的却是刘世泽。上次邓舍召集军议，议论是否该援救上都的时候，杨行健与刘世泽、刘世民兄弟，一个支持，两个反对，他们就已经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一回，又是意见不一。

杨行健问道：“刘大人何出此言？辽西远在数百里外，沈阳近在咫尺，为何沈阳之患反不及辽西？吾也愚痴，愿闻其详。”

“纳哈出，三败之将，早已胆丧气落，数万军马而今只余数千。我海东雄师十万，若要灭他，如反掌观纹耳，不费吹灰之力。而辽西世家宝，他虽才有惠和之败，但是大宁比邻腹里，大都等地对他的支援源源不绝，我军若置之不理，任其充实，岂不养虎为患么？

“沈阳之地，不过一城。辽西之地，方圆数百里。谁的威胁会更大，一目了然。且沈阳与我新立和约，盟约不及旬月，我海东怎能即幡然生变？不合诚信之道。故此，吾以为沈阳之患不及辽西之患。”

“哈哈！刘大人之言，可笑可笑。”

“有何可笑之处？”

杨行健却不理他，径向邓舍行了一礼，说道：“臣只听说过，先易后难，先弱后强。未尝有闻反而舍易就难，击强避弱的。昔人亦有言，刻足以适屦。按照鞋的大小来削自己的脚，主次颠倒、不分轻重。刘大人所言者，便是如此。”

邓舍高踞王座，听他们激烈辩论。

若非他对杨行健、刘家兄弟的底细一清二楚，简直要怀疑他们是否曾有宿怨了。不止这两次军议，几乎每一回的议事，他们的意见总不相和，总要争吵不休。杨行健说东，刘家兄弟就非要说西，而且还不是随口乱说，彼此都有各自的道理。两方又都是读书人，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嘲弄挖苦，火药味极浓。

杨行健一个“刻足适屦”，把刘世泽气的满面通红。他兄弟刘世民同仇敌忾，应声而道：“刻足适屦，总胜过屦贱踊贵。杨大人先取沈阳的高论与自断我海东之足有何不同？人走路，需得有两条腿。辽东、高丽即为我海东之两腿也。不灭辽西，则辽东不平。辽东不彻底平定，我海东即少了一条腿，踉跄走路，何能行远？”

他伏地，向邓舍说道：“沈阳，皮肤之癣；辽西，我之大患。若先定辽西，则我进可逼大都，退可守惠和，进退自若。

“若先定沈阳，洪公尝有言曰：是我自居群狼之前也。沈阳以北，尽皆蒙古部落，我军不占沈阳，他们自以为有沈阳的缓冲，一盘散沙。我军若占了沈阳，除去激发他们团结一致对外，别无丝毫的好处。后患无穷。

“臣之见如此，如何决断，唯请主公定夺。”

杨行健大摇其头，道：“否也，否也。沈阳以北的蒙古部落，壮丁早被纳哈出征用一空，剩下些老弱病残，我有何惧？辽西则不然。诚如刘大人所言，得辽西，我军便可进逼大都。然而，进逼大都容易，退守惠和怕就难了。”

“为何？”

“数月前，有一次军议，也曾稍微谈及辽西的形势。吾记得姚公当时曾有言道，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适才陈大人也言道刘太保三路北伐失利之事。当其时也，汴梁最盛，三路北伐，军马何止十万？耀武扬威，其势汹汹，投鞭黄河，为之断流，最终却竟然失利。缘其何也？无它，‘木秀于林’之故也。

“设若我军攻占辽西，南下大都，旬日可至。则我立成鞑子的头等大敌。设若李察罕与孛罗倾军来战，我奈之何？刘大人，请问你计将安出？……，是所以，吾说进逼大都易，退守惠和难。前鉴不远，岂可覆辙？”

他们两方，一个说“洪公言道”，一个讲“姚公言道”。邓舍心中一动，往姚好古脸上看了看。姚好古神色不动，待杨行健、刘世泽的辩论告一段落，徐徐言道：“臣以为，打辽西，不可取。我军方得海东，正该韬光养晦，实不可强作出头之鸟。”

“然则，姚先生是同意打沈阳了？”

“打沈阳，臣以为似乎亦不可取。”

“为何？”

“陈大人刚才提到远交近攻。此诚不二之真理也。但是近攻的方向，却不能放在沈阳。打沈阳的弊处，刘大人讲的很清楚了。尤其刘大人所引述之洪公讲过的那句话，臣非常赞同。我海东绝不能驱走一虎，引来群狼。

“以臣之见，对付沈阳，用不着兴师动众，两个办法就足够了。一方面继续要求他每年贡献，耗其财力；一方面常用游军骚扰之，防其坐大。如此二途，双管齐下，纳哈出纵为猛虎，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改做我海东的看门之猫。至于辽西，也可以按照这个办法，一样对付。

“世家宝的实力稍有恢复，我惠和、武平的军马便可以寻其一战。一来借机练兵，二者有沈阳每年的贡献，足可支持辽西作战。不需花费我海东半文一两，达成锻炼新卒之目的。何乐不为？”

打沈阳与打辽西都不行，那么，姚好古看中了哪里呢？

他说出了两个字：“山东。”

正合邓舍之意。

山东富庶、人多，矿产丰富，并且处在腹里的边缘，早为红巾占据。从近期来讲，争夺山东，在蒙元的眼中，不过是红巾的内讧，不会引起他们太大的注意。往远里看，察罕摩拳擦掌，有意山东已久，若被他抢先一步得到山东，就等于关闭了海东出海、进入中原的道路。西有孛罗，南有察罕，海东顿时处在了两路强敌的夹攻之下，其势必危。

要想化解，除了先下手为强之外，别无它策。

陈虎的性格尽管阴戾，为人却不固执。他思忖片刻，承认了姚好古眼光见识的独到，干脆地放弃了打沈阳的想法，改而同意支持。

但是，就有个难题出来了。山东与辽阳，同为宋政权的臣子，无缘无故地，怎么先下手为强？王士诚、田丰肯定不会主动欢迎邓舍去的。所谓名正则言顺，若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实在难以动手。

陈虎道：“李察罕在山西练兵日久，早闻他有攻山东的意图。何不等他动手，然后我军以援助的名义，进入山东？”

邓舍摇了摇头，道：“察罕虽有攻山东之意，但是，他何时为攻，咱不知道。是其一也。他不准备充足，是绝对不会展开攻势的。咱那时去援助，是击其强也。就算获胜，也定然损失惨重。是其二也。

“山东有田丰、王士诚，他们是主，即便到时咱去援助，也只能是客军。海运粮草不便，军队的粮饷给养皆需得仰仗他们，或会受制于人，掌握不了主动。与其如此，不如不去。是其三也。

“故此，如果等到察罕展开攻势，咱再下手的话，为时晚矣。”

邓舍琢磨这个事儿，想了很多天了。各方面面面俱到。群臣诸人皆点头称是，深以为然。

杨行健沉吟道：“此时若入山东，察罕准备未妥当，措手不及，是我之一利。田丰、王士诚彼此不服，互相攻伐，是我之二利。辽东麦熟将即，军粮充足；军队休养两月，皆有战意，是我之三利。有此三利，必可获胜。唯一可忧，不管察罕准备妥当与否，我海东都不可不防。唯一可虑，……，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

是呀，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邓舍可是才受了燕王的封号，转过脸就去打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群臣默然，皆陷入思考。该找个什么借口呢？

姚好古微微一笑，道：“臣有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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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仿江南行省朱元璋例，在辽阳、平壤、王京等地置行中书分省，以便于地方治理。

龙凤四年，朱元璋置中书分省于杭州。中书分省实际上就是行中书分省。十二年（1366年），罢分省，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