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5章 取濠(1 / 1)

蚁贼 赵子曰 3141 字 9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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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邓舍、洪继勋在猜度朱元璋,那边厢朱元璋也在推测邓舍。

集庆,吴国公府,书房室内。

朱元璋、刘基、宋濂、陈遇、杨宪等人相对而坐。

除了这几人外,还有另外十来个陌生的面孔,将书房中填得满满腾腾。其中一人,年约五旬,坐在刘基的上首,仅次朱元璋之下,温和儒雅,生得面白长须,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是别人,正是定远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谋,习法家著作,“策事多中”,里中曾经推他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阳,与他道上相遇,“与语,悦之,留置麾下,俾掌书记”。当时,朱元璋还没有发迹,犹自尚归属濠州,屈于郭子兴等人下。从那个时候起,李善长就对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兴“为谗所惑”,抽调走了好几个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独李善长“终不弃去”。

再加上定远相距朱元璋的故乡不远,他两人可算是“同里”,又还有一层老乡的关系。因而自此之后,李善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并且随着朱元璋的逐渐发迹、持续不断地开疆拓土,他在吴军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到如今,已经是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俨然集庆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为韩国公,排名第一,是为开国首功,位次尚在徐达、常遇春之上。

--,他曾经与朱元璋对谈,把朱元璋比作汉高祖,把本人比作酂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酂侯,就是萧何。汉高定天下后,也曾经大封功臣,把萧何定为首功,是为“开国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从这一点而言,倒也确实不枉了他自比“酂侯”之说。

此外,又有数人。

一个叫宋思颜,一个叫秦从龙,一个叫李梦庚,一个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骐、汪河、孔克仁等。这些人,或是勋旧,或为亲信,俱乃是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为精华的人物。

比如宋思颜,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书省时,他便是唯一一个能与李善长同列,官居参议的人。又比如李梦庚、郭景祥,一个凤阳人,一个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军中“典文书、佐谋议”了。又比如毛骐,和李善长的“妇兄”王濂是老乡,他两个人是真正的“同里”,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来了。当渡江之初,朱元璋身边最得用的两个人,一个李善长,另一个就是毛骐。再又比如汪河,亦从渡江,曾为朱元璋出使察罕,“议论称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国后,曾被命“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由此可见,其人之学问、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赞赏的。

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处,场面较之方从哲那次来求见更加宏大,所为何事?

正是为商议张士诚出兵太湖之事。

同时,朱元璋也听说了察罕帖木儿已遣出援军,将至济宁。所以,此次的集会议事,也是为猜测海东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战术以及应对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议事,有个特点。

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属全部召来,而往往是会先私下里、小范围的先与亲信臣子商议过后,然后再扩大范围,把需要参与事情中的文武群臣们悉数召来,进一步地商议讨论。

就像这一次,他便是先和刘基、李善长、秦从龙等少数人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之后,才又把宋濂、杨宪、陈遇、宋思颜等人召来的。

要说,既已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又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如今,管辖集庆府政务方方面面的就是这群人。不将之召来,就无法仔细、深入地了解集庆府现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无足够的民力、财力乃至耐力来支持将来的行动。

等这一个会议再议论过了,随后他会召来徐达、常遇春之类的武将,再详细地当面分配任务,传发军令。所谓“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与刘基、秦从龙等人议定的可谓构架;与宋濂、陈遇等人议定的便是后勤;而之后与徐达、常遇春议定的才算是具体细节布置。

刚说到张士诚在太湖的动作。

朱元璋说道:“才得的情报,松江水军头领潘元绍於日前刚到了太湖,随其同行的,还有士诚麾下的步军悍将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嘿嘿,水陆齐出。从这个架势看来,他倒似乎是真想要与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绍,是张士诚的女婿,管领水军,虽酗酒嗜杀,但也是颇有战功的,乃是士诚的一个得力臂助。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在士诚军中虽不及李伯升等诸上将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时之选,皆以骁悍出名。

李善长接口说道:“计其水军,号称十万,但据线报,现在到位的至多数千而已。又再计其步卒,号称五万,一样据线报,到位的不足五千。”

“诸位卿家,你们认为士诚此举是真想与咱开战么?”

“‘书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此乃松江府内一个士子的诗句。士诚等本起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淫湎汰奢,贤豪不用。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素无大志,没有远见,以臣看来,虽然因为受到察罕的鼓动而驻军太湖,但只要主公一道军令下去,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他必定就会仓皇失措,绝无再敢有觊觎太湖、乃至觊觎我金陵之意了。”

说话之人,乃是刘基。

朱元璋笑道:“老先生之言,甚有理也。”顾盼诸人,又问道,“诸位之见呢?”

在场的诸人虽说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但“术业有专攻”,并非是都懂军事的。

像宋濂,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不可置疑,此人非常有学问,学富五车,“于学无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刘基曾经称赞他是“当今文章第一”,但是说到行军打仗、战术战略,却就是个外行了。

又像陈遇,虽然名气也很大,特别还精擅象数之学,也就是易学,但对兵家之事却也是个十足的外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再如宋思颜、李梦庚之辈,也多是执掌文书,处理政事,可谓“文臣”之才,对征战多不了解。因此,听了朱元璋的询问,他们大多都不着急回答。只有杨宪,坐在椅中,挺直了身子,大声地说道:“刘先生所言是也!”

“噢?希武有何见解?”

希武,是杨宪的字。他拽住袖子,昂然起身,侃侃而谈,说道:“‘夫视远者不及近,虑大者不详细。’处大事当有定见、有定夺。臣观士诚,诚如刘先生所言,果然素无大志,本无远见,更遑论‘定见’、‘定夺’了!从以往他与主公发生过的一些战事中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从来都是获得小利便沾沾自喜,稍有小败就难以自安。所谓‘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所以,臣以为刘先生所见是也!”

“这么说,你也是认为士诚屯兵太湖之事,其实不足虑也?”

“正是。”

朱元璋点了点头,又问秦从龙,说道:“秦老先生意下如何?”

秦从龙的年岁不小了,已有六十多岁。

他本是洛阳人,仕蒙元为江南行御史台的治书侍御史,后避乱镇江。至正十六年,徐达将攻镇江,朱元璋与之言道:“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才器老成,你当询访,致吾欲见意。”元之,即秦从龙的字。

徐达领命,克镇江,寻访得之。

朱元璋即命朱文正、朱文忠前去聘请,并亲自到龙江去迎接。当时,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还没有治府邸,住在富民家中,因而邀请秦从龙共居之。再又后来,“即元御史台为府,居从龙西华门外,事无大小悉与谋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相待之厚,倚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既闻得朱元璋相问,秦从龙忙恭谨起身,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扬胸前,他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答,而是说道:“臣请为主公分析您与士诚的不同之处。”

朱元璋和颜悦色,笑道:“先生请讲。”

“或有以为,主公礼贤下士,而士诚胸无大志,这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之处。但以臣看来,却不以为然。”

“然则,我与士诚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士诚其人,惧於后;而主公为人,惧於前。臣认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

朱元璋来了兴趣,说道:“惧於前?惧於后?……,元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惧於后者,临敌则必有惧,盖因其无备使然。而惧於前者,必先有谋。谋定,则虽骤临敌变而不惧。”

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也有点抽象。

换成俗话来说,其实也就是四个字:“未雨绸缪”,意思与刘基、杨宪所说的内容差不多,仍旧是在指出张士诚缺乏远见,没有远谋。只不过,较之刘基与杨宪的分析又更深入了一层,他更指出了:没有远见者,临敌必有惧;而有远见者,临敌则无惧。

谁是“临敌有惧”的人?谁又是“临敌无惧”的人?不言而喻。顿了一顿,他接着往下说道:“臣以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主公惧於前,所以临敌无惧,因而士诚虽兵临太湖而我金陵却无所忧。因士诚惧於后,所以临敌有惧,待朱文忠出兵建德,其必仓皇后撤。”

和刘基、杨宪的看法一样,他也是认为张士诚屯驻太湖不足为虑。

朱元璋哈哈大笑,说道:“老先生的看法,正与我合。”朱元璋此人,是个务实、爽利的性子,最不喜拖泥带水,三言两语议论过了士诚进驻太湖之事,便不再多言,话题一转,出乎群臣的意料,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他举目远望室外,悠然说道:“今日咱们在此议论太湖。想必,这条消息也早传入了益都。诸位,你们认为燕王会怎么看待此事?”言外之意,他是想要群臣猜度一下邓舍会不会因此而对“结盟”事狐疑自扰。

刘基说道:“燕王虽少,可称英杰,非士诚之流可比。今,士诚进驻太湖,主公因而令各军暂停前行。如果与咱们结盟的士诚,听到这条消息后,或者他会因此而狐疑自乱,疑心主公会有背盟,但燕王必不至此。”

“先生为何如此肯定?”

“纵观燕王事迹,他的发迹是在云内三州败后。当其时也,孛罗帖木儿铁骑如流,气吞如虎,赫赫如关铎众亦胆颤心惊,无不仓皇之后顾,惟思以逃生为念。而他却独领八百败卒,转战半个辽东之远,先智取永平,续以数千新卒,就又勇敢深入千里,再得双城。‘智勇兼备’,即此谓也!

“凡智者,能料敌於先机;凡勇者,能遇强而不屈。能料敌先机,则是士诚之扰太湖,他必知主公不会以此为忧;能遇强而不屈,则是纵主公‘背盟’,他亦无所畏惧。是以,臣知燕王定不会因此而狐疑自乱。”

刘基对邓舍的评价与认识是在慢慢地改变中。

最初时,他并不怎么看重邓舍。辽东偏远之地,高丽夷人之国,无论邓舍在那里做出了多少出色的事迹,威名也确实难以传入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海东一再地开疆拓土,更尤其是随着邓舍得益都后,以一国之力,竟然就敢独自抗衡察罕、孛罗之后,他对邓舍的感观就便不由自主地为之一变了。

--,要说起来,若是把邓舍取辽东、海东比作有了根基;那么,他先后多次地与察罕、孛罗之争,则也就确如刘基之所以改变感观一样,才算是他开始名声鹊起、逐渐地名扬中国了。与察罕帖木儿之战虽然很艰辛,但也正可谓“有苦有甜”。从刘基此时略带称赞的话语就可以看出,只要他能坚持到胜利,哪怕不胜利,能保住平局,日后的前程也定会因此而“不可限量”。

朱元璋深以为然,喟然叹道:“燕王年不及弱冠,要比我年轻许多,但是在短短的数年间,却竟就有了今日的成就。时邪?命邪?实在后生可畏!他虽与我同殿称臣,共为宋人,且方结盟,但‘隐然一敌国矣’。”

忌惮之意,溢于言表。

刘基还没说话,杨宪先自不忿起来。前番方从哲出使金陵,他多次受辱,故此对益都没甚好感,当下嗔目戟指,尖锐了嗓子,奋声言道:“辽东,荒凉边疆;益都,百战之地。燕王虽得之,怎能与主公有江浙富饶相比?‘差强人意,隐若敌国’,主公此言谬矣!臣虽愚昧,不敢听之。”

他虽出自私心,但话却是公论。

当着心腹群臣的面,表示对盟友的忌惮确实不太合适。

朱元璋心中警惕,面上带笑,挥了挥手,笑道:“希武说得对!我本是戏言。”轻描淡写地将失言带过,命人展开了地图,悬挂墙上,问诸人,说道,“如刘先生言,‘燕王必不至此’,肯定不会因士诚而就对与我结盟之事狐疑。那么请问诸位,以你们看来,燕王下一步会有何举动?”

秦从龙说道:“兵以合利,而以分败。目今济宁战场,王保保虽败而其军犹众;且闻言,察罕帖木儿的援军已出临汾,将与之合。反观我军,还未入河南,不能及时起到与益都相呼应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燕王将要面临敌众我寡的局面。窃度其计,非有二策,唯有一途,可以应之。”

“是何计策可以应之?”

“聚前线各营,合兵一处,方可能对抗察罕。”

朱元璋颔首,问刘基,说道:“老先生以为呢?”

刘基很赞同秦从龙的见解,说道:“元之所言甚是。”

他走到地图前,指点山东,说道:“益都放在济宁的军队号称二十万,实际虽然肯定不及此数,但也应在三万左右。济宁,不过是腹里的一个路,城邑不多,府县亦少,按说有三万人据之,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主公请观之。现如今,益都的这三万人马却分驻多处。赵过军巨野,庆千兴军兖州,李和尚、杨万虎居山阳湖,邓承志居泰安。各营分别相去百里,中且有敌城为阻,其势岂可得相及?倘若王保保在得到察罕的援军后,出一轻兵掠之,他的各营定然缓急不能相救,必败之也。

“是所谓:‘势不相及,必受其累。’燕王,天下贤将,是很擅长用兵的。他不会看不出这个弊端,所以,臣以为,一如元之所言,他的下一步,肯定就是会传令前线各部扫荡残贼,争取把各部、各营都互相勾通、联系在一处。只有把各军各营握成了拳头,才能立足不败,并待以击敌。”

有句话说,只有英雄才了解英雄。

邓舍、洪继勋把朱元璋的心思和下步举止推测得半点不错,而朱元璋与刘基也把邓舍的心思和下步举止猜度地半点不差。

朱元璋嘿然,说道:“先生对燕王的分析,真是和我完全一样!”

他振衣起身,慨然言道:“燕王年少,还有雄图之志,丝毫不惧察罕的凶悍。我金陵将臣协和,文武济济,坐富饶之土,有雄兵十万,囊与士诚、友谅战,所向无前,岂只是名动江南?怎能还不如燕王!方今海内汹汹,干戈不已。诸卿,我虽才疏学浅,没有什么德行,却也深为天下苍生苦。此番联盟燕军,趁察罕之敝而攻取之,实千载难逢的良机!敢不发奋?试教天下人看之,我皇宋精卒,究竟是出自辽产,抑或吴人!”

有人问道:“太湖士诚?”

“士诚,疥癣而已;察罕,心腹之病。待取河南后,以胜强敌之军,再南下卷取松江,易如唾手!”

朱元璋锵声下令:“若如我预料,燕王定已传令前线,命各部会师以备大战了;咱们吴军,也不能落后!……,老先生,濠州之战如何了?”

“已取钟离,濠州尚未能破。”

“军令:限缪大亨、朱英两日内破城。愈期不克,斩!”

次日下午,捷报传来。

“濠州城克,孙德崖被俘。得降卒千余。”

又次日,朱元璋起步卒两万人,由徐达统之,出金陵,赶赴濠州,与缪大亨、朱英会合,直取河南。并又派出劲卒五千,由常遇春统率迂回北上,杀去济宁,一来是为与燕军会师,壮大声势,二则是为当徐达侧翼。

一时间,精卒悍将悉出金陵。

消息传出,天下震惊。

无论南北,皆言之:“安丰宋,燕、吴联手,欲同取察罕。”

太湖岸边,张士诚蠢蠢欲动,有因此而犯边的意思。朱元璋稳坐不动,调朱文忠出建德,威胁杭州。果如洪继勋、刘基等人所料,士诚果然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再三瞻望,终不敢挑衅开战,竟无功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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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善长与朱元璋同里。

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才。”

朱元璋回答道:“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

2,宋濂。

朱元璋称赞他为“开国文臣之首”。

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大大的有名,就是死在“靖难之役”中的方孝孺。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后,麾下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经这样与之说道:“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老师是“开国文臣之首”,学生是“天下读书种子”,师生二人,诚然是师不愧生,生不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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