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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段时间联省跟中g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一是因为大革命期间的国共合作，赵泽勇宣布加入了国党，跟中g是同盟，第二呢，赵泽勇一直以来就十分重视生产发展，尤其是对农村贡献非常大，组建了农会发展农业。

当联省进入湖南后，湖南也成了农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地域，张澈亲自出马，在湖南发展农会势力。但是在湖南发展农会，绕不开中g，尤其是一个人物脱颖而出，一个猛人后世外号太祖非常活跃。

太祖吸引到张澈，是因为一篇对湖南农村的调查报告，张澈觉得这是一个人才，于是邀请他加入农会，太祖也认为联省组建的农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于是欣然加入了农会，并且展现出非凡的才智，让农会在湖南的发展非常迅猛。张澈知人善用，最后将太祖提拔到了湖南农会分会会长的职位。

但是张澈最后发现，中g通过农会，在湖南扩展势头也非常迅猛。湖南农会几乎成了中g的舞台，张澈对政治的理解是，这是一种游戏，因此并不反对其他势力在农会中发挥作用。可是也不愿意让农会成为别的势力的平台。

张澈始终把农会当作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可是发现中g在撬墙脚，而且解除到这个组织后，对他们严密的组织形态，强大的战斗能力非常惊讶，联省军在湖南的许多战斗，都得到了这个组织的支持。他们发动群众的能力让人吃惊。

张澈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很快他就开始按照中g的方式。改组农会。将农会中那些不被中g认可的，比如地主阶层，粮商阶层联合组织起来。湖南农会等于划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无产佃农为代表的中g，一个是以高层的地主、粮商为代表的纯粹农会份子。

而蒋价石清g后，中g开始要发动彻底的土地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会中的地主和粮商份子，张澈终于跟太祖对立起来。

这让赵泽勇非常震撼。他此时终于听到了太祖这个名字，而且没想到不知不觉间，太祖竟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势力。张澈觉得中g太激进了，土地改革简直就是非法的，对私权的破坏，要求将太祖等人开除出农会。

赵泽勇觉得，此时的自己跟太祖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不一样的。他也不赞成将土地公有化，而且那样确实是破坏法律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后世最大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公有化带来的后果。

但是赵泽勇绝对不愿意将太祖等人排斥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这样以来，就等于跟中g站在了对立面。这个组织的战斗力是十分可怕的，不是你杀几个人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存在的根基是社会的不公正，是生产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积累的各种矛盾，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不满。

要解决这种矛盾。只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都转化成了工人。都进入了城市后，自然就没有土地问题了，而将土地均分只是治标，并不是发展生产力的必须。

从后世来的赵泽勇是清楚这些的。所以他约见了太祖，招待了太祖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红烧肉和炒辣椒是必备的菜肴。然后跟太祖相互探讨，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太祖表示他们不会发动武装暴动，跟军队直接为敌，也可以暂时部队农村土地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支持。赵泽勇当然同意对农民进行支持了，他表示将对农民的教育进行补助，建立覆盖乡村的义务教育，同时对湖南农民子弟到云南上学给予补助。赵泽勇希望，通过教育为桥梁，而将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工业化的产业工人。

跟太祖谈妥后，太祖认可赵泽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开明人士，表示希望赵泽勇加入中g，他愿意当赵泽勇的介绍人。赵泽勇婉拒了，开玩笑现在自己可是国党，弄不好将来会被打成反革命的，不宜加入啊。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云南。

一大批被苏联人支派的，教条主义者要在云南发展工人运动，武装工人占领政府机关，占领权力机构，并组建新的工人政府。结果是他们确实发动了几场武装暴动，可是几个警察就把他们粉碎了。因为他们组建的武装太业余了，靠着一些流氓工人拼凑起来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战斗力。而大多数工人，是愿意通过劳动来养家糊口的，对工资还是比较满意的，根本就不想干杀头的造反买卖。

教条主义者选择云南，是因为云南有中国最多的产业工人，比上海、武汉更多，人数已经发展到了三百多万，是他们最好的宣传舞台。可是他们忽视了，云南的工人，最重要的是在赵泽勇的企业中工作的，而赵泽勇的企业则主要是生产高端用品的，比如汽车等，都是高利润产业，非常赚钱，而赵泽勇总的来说是比较厚道的，给工人开的工资，也确实都是中国最高。

在云南，赵泽勇的军心民望都是非常恐怖的，任何人在这里都无法煽动起暴乱来。

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行动却也给赵泽勇敲响了警钟，尤其是的确有一批其他企业的工人参与了，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工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不满意。

云南的工业发展赵泽勇的企业确实是主力军，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的小型工厂，比如修造厂了，纺织厂了等等，他们的工作环境确实不怎么样，企业主也都是处于资本积累阶段，确实存在压榨工人的现象。

得到这些问题后，赵泽勇紧急的找来了自己扶持起来的工会领导人，谭成和谌规。

这两个人自从组建了工人联合会以后，得到了赵泽勇的支持，给他们划工人活动场所，给他们经费，而两人也确实在帮工人做事，谁家有困难了，也会出面解决，很有威望。

两人到来后，跟赵泽勇交流一番，他们表示兴华集团的工人都没有异动。只是其他企业的工人，就不是他们能影响到的了。

这些问题，赵泽勇当然知道了，他要这两人做的就是，介入其他企业，将自己的工会势力渗透进整个云南的产业中，目的就是为了跟教条主义者们争取工人支持，省的工人们找不到正确的争取利益的途径，最后只能采取极端手段，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丢了他们自己的性命。

赵泽勇紧急给予谭成和谌规两人的工人联合会团队一笔充足的经费，让他们在其他企业建立组织，帮助困难工人，同时也给所有的企业主打了招呼，让他们配合工人联合会的行动，同时回应工人报纸上的一些质询，立刻召开议会，通过了数条保护工人的法律，工人享有合理的休息时间，法定十天休息两天，加班则有权力得到双倍到三倍的报酬。

而对于暴动份子，则有法律公正的制裁。

很快云南的各种暴力运动就平息了下去。

至于联省其他地区的暴动，广西的岑春煊可不是善茬，他外号官屠，对自己的同僚都不手软，更何况一些教条主义者了，第一时间就让警察进行了镇压，被蛊惑的工人进过审问后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这点上比云南对工人还要客气，赵泽勇的原则是法律至上，管你是什么原因，只要参与了破坏他人利益，伤害他人安全的，法律说了算，而岑春煊则抱着满清那种法不责众的态度，只纠主犯，从犯宽大。但是在对主犯问题上，岑春煊就狠多了，全部处死，不管什么情况。四川的熊克武则是将教条主义者驱逐到了武汉，因为熊克武也是国党右派，支持三大政策。贵州的刘显世也显露了心狠手辣的一面，因为他本人也是贵州最大的矿业主，他的工人砸了他好几个矿山，让他损失惨重，是可忍孰不可忍。

湖南主要是农民问题，湖北也牵扯到了工人问题，但是湖北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武汉，而武汉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汪精卫他们非常活跃，反而没有爆发什么暴动，因为中g是把汪精卫当成盟友的，他们的人在汪精卫政府中有不少都身居高位。

赵泽勇不反对有任何倾向，抱着任何信仰的政党活动，只要不触犯法律的行为就是允许的。所以也没有对向蒋价石那样采取暴力手段。而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中g能获得百姓的支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参与到政治中，获得权力，然后给百姓谋福利，这也是赵泽勇愿意看到的。

当然这些人的政治目的可能跟赵泽勇不一样，但是赵泽勇能容得下他们，胡适说过，一个有反对派的政府，未必是民主政府，但是一个民主政府一定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

所以赵泽勇愿意接纳反对派，哪怕那些反对派一旦上台容不下自己。暴力始终是没有前途的，贻害无穷。赵泽勇绝不会在国内以暴力对抗暴力，而以法律制裁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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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一章肯定有人骂我，但是我压力其实很大，写这种政治性的东西是有风险的，也许被有心人举报了，就该太监了。压力山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