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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类目前还不知道来由的病毒。在2002年底悄悄地进袭南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此后几个月，这个幽灵在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春节假期一过，“不明病毒袭击广州”的传言，通过口传、手机短信息及互联网聊天室等，以指数增长的速度散布，一时间使得全城男女老少惶恐不已——排队倾囊购药购醋、戴着口罩上街、不敢光顾食肄，甚至一度发展到连油盐大米都要争购……老广州惊叹：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最迟一月份，非典已在广东发现，由于其明显属恶性传染病，被迅速上报。而我们的张部长讳疾忌医，不仅未向全国宣布，甚至未在卫生系统内通报，由于缺乏警惕，广东数百医护人员被感染！

二月份，全国谣言四起，百姓抢购板蓝根等药物成风，疫情进一部蔓延，张部长仍执迷不悟，甚至指示全国各大媒体“辟谣”，消灭非典的最佳时机就这样一步步丧失！当然［ 。现在因为有了陈锋介入此事的缘故，也许在干爷爷的妥善部署下，能打好这一仗。

而在原来的历史中，三月份，北京发现非典病例时，张部长亲自出面，不许医院公布，北京多名专家拍案而起，联名上书，泣血陈情，张文康置之不理！致此后北京疫情几乎无法控制！

三月份，世界劳工组织总干事在中国发病身亡。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各国专家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批评，有代表称其为祸。

三月底，胡总书记迫于国际压力和严峻形势，要求全国把防治非典作为政治任务。

四月份，全国各医院才接到非典疫情通报和防治措施，全国采取统一行动，向非典宣战，此时，非典已蔓延到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大祸已成，悔之晚矣！当时四月份，张文康被撤职，接任的高部长承认：“卫生部在非典防治中措施不力”，听一名中国官员当众说这样的话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同样的自责和坦承。以正直著称的朱镕基总理也曾讲过，但是就在几日前张文康那种强辩加狡黠的言辞中，猛然间出现这样的一种调子，还是令人吃惊不小的。临阵撤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似乎只得一两次，但在此前的4月4日，张文康还在说：“大陆愿意为台胞提供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的帮助”，当时很多人就觉得奇怪，现在并没有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在媒体经过一番“耐心的说服”工作后，已经宣布了一个事实：“非典”已经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为什么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美国都会流行？到底我国施了什么样的法术将“非典”打退了？接着，看了广东卫视台，世卫组织检查期间，播出的竟是采访到的中国市民、外国游客都在众口一辞、信誓旦旦地对记者说：“我们认为非典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不戴口罩”！

接着的4月6日，在卫生部的记者会上，卫生部长张文康表示：“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持续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再接着是4月10日，我们的专家们更加紧了“说服教育工作”：“非典型肺炎疫情及时公布 专家认为不必过于担心”，还有的专家说：“非典的传染性还不如流行感冒”，紧接着的消息是：“实事求是地告知公众的，不存在缩小并隐瞒患病人数问题，‘小道消息’不足为凭。”…,

把时间拉回到今年的2月，当报纸在zf置生死于度外之际，民众开始大量地抢购药品之后，曾经一度有一些群众用短信息传播疫情消息，而面临着可能被起诉的事件。虽然后来没有下文，但各大网站开始疯狂地开始了删贴行动。只要是涉及到这方面的信息都被删除，直到3月底，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爆发，人们的注意力终于转向了关注海湾战事的阶段。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但是，病毒却并没有忘记人类。在这同时，一方面是境外的病例越来越多，而一贯抢新闻热点的香港媒体，却一直没有对战争进行报道，反而转向了“灭炎”大会战。而我们国内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宣传和说服工作得到遏制，终于世卫组织把我国的广东、北京、山西相继定为疫区……

不断得到曼延的疫情，使我们再不相信卫生部长的张文康代表政府的发言，还有那些我们经常信以为真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文革中可能曾饱受着灭顶的打击，变得不敢讲真话不敢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了。反而现在他们一个个地站出来，在证明着病毒正在肆虐的消息是假的，病毒便不可怕等等昧着良心的言论……很显然他们在饭碗和道德双选题上，选择了前者。

有网友说，如果病毒没有蔓延得这么快，张文康还会在不断地像伊拉克的外交部长萨哈夫一样，对外说着超现实版的谎言，这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点，如果我党和国家没有下定这个“临阵换将”的决心，尽管病毒如何肆虐，也不会有见天日的一天。这在几十年的过程中，曾上演过多次。三年困难时期，饿孚遍地，照样是阳光灿烂；文革中无数的人民蒙难，照样是数十年的“三面红旗万岁”，张文康的谎言、张文康罢官的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

张文康之所以能如此地以谎言与事实对抗，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张文康这种欺骗世界的行为，可说是中国久已有之的行为。把他个人的撒谎，归结为他个人的品德是片面的。他的撒谎和失职，是一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张文康现象”。

人们曾习惯地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欺上瞒下”的现象。其实。他还有一个特殊性。他只能是“瞒下”，而并不可能“欺上”。正如文革和大跃进时期一样，他之所以要瞒下，甚至可以说是为的是保持歌舞升平、保持一个大国的威严、尊严。在4月4日的记者会上，他说：“我们不能说中国或者香港把疾病输出去了。”虽然，他的托辞没有任何说服力，但在这点上，我们不能怀疑他的私心、他的品德。他一面是进行紧急的布置，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这方面的努力，应该不值得我们怀疑。以他的职务和专业能力。他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严重性，他不会因此而有稍怠。

他之所以说谎，他却怕的是让人民知道、怕的是让世界知道，怕的是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其根本就是在中国的官场的逻辑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其最终目的是怕由此而引起更大的恐慌。在官场中，稳定高于一切，责任如此重大，他哪里敢掉以轻心？

他之所以要瞒下，也是为了“当好”他的官。作为一个以做官为职业的政治家、作为中国的官场中的一员，以中国官场的逻辑，上级没点头，他有什么权利来表态，他有什么资格来表态？…,

我们可以设想，当个人的地位已经确定时，当他的组织已经宣布了决定时，要他辞职，要他谢罪，我想他很可能会毫不犹豫。但如上级没点头，任疫情发展得可与大跃进相比，他也会一硬到底，永不讲一句真话。这就是官场的准则、这就是“对上负责”，对下可以胡来的准则。如果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甚至会动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疫毒中的人，2月份的“传谣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他之所以瞒下，当然也有着他的私心。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所形成的“民为轻，上级为贵”的问题，也反映出其为自己推卸责任的重要方面。大官压小官，疫情的进一步扩大，对他的仕途当然是重要的。

“张文康现象”，反映出的是我们的官场的逻辑，是一种“为官”的逻辑，而不是“为民”的逻辑。“对上负责”、“逐级负责”。已经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一种实际上的“提法”，很难再付诸实施。

罢官事件来得突然，作为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在免职的前几天接受凤凰台的阮次山的采访中，他还成竹在胸，在说“不用戴口罩”的誓言。我们真应该庆幸，我们碰上了一个全新的班子，碰上了爱民如子的“青天”，“朱青天”之后，又有一代青天为民办事，为民作主！

但回过来想想，如果再靠我们的“青天”而不是靠一个制度的保障，难道就能保证我们将来十年、二十年永远出的是青天大老爷？而不是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一样，来一个“三面红旗万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由于非典，当年仅泰山旅游区，游客下降60%！保守估计，非典将把中国经济增长至少拉低一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中国将至少损失一千个亿！

张文康曾说，他是13亿人的卫生部长，而非500万医务工作者的卫生部长。而今日，他为一己之私，竟置13亿人安危于不顾！

非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张文康毋庸置疑就是罪魁祸首！他做为堂堂中华的卫生部长，主管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却因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而枉顾全国上下亿万百姓的生命安全，从这一点上讲，他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尽管现在的他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但他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必将被历史记录在档，遗臭万年。

当然，现在因为有了陈锋的介入，张部长看来是没有机会再正大光明的召开记者会，向世界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当天早上在和陈锋谈完话后，王兆祥就马上出发前往国务院办公，安排得力下属对广东那边的“非典型肺炎”展开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吓了一跳，疫情的蔓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了，他当即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

陈锋在和干爷爷谈完话后，对非典一事自然非常的关心。

一整天的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没什么心思上网打电话，也暂时谢绝了陈可盈一家人今天的宴请，改为明天，专等自己干爷爷那边的消息。

到了晚上，陈锋等得心焦，终于忍不住向干爷爷王兆祥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陈锋就开门见山的问道；“爷爷，广东那边有结果了吗？情况怎么样？”…,

王兆祥沉吟了一会儿，才语气有些沉重的说道：“嗯，结果出来了，情况很不好。真的被你不幸言中了，小锋，这个消息你真的是在网上看到的？”

面对王兆祥的询问，陈锋心里打了个激灵，连忙肯定道：“是的，是我几天前无意中在网上看到的，而且，前段时间我也刚好在网上看到广东有关这个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我觉得无风不起浪，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我说了，我的直觉一向很灵的，这次果然又被验证了。”说到这，陈锋马上转移话题，“对了，爷爷，我上次看到报道说，广东方面即将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该小组的组长是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我认为他应该能较好的找出防治非典的方法。”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很多人都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面对肆虐的“非典”，钟南山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实践，在最短的时间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创下广东省sars的死亡率全世界最低的最好成绩，钟南山所做的一切为他赢得了“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美誉。

面对来势凶猛的“非典”，钟南山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他们医院。钟南山对同事们说：这是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他身先事卒，深入隔离病区，亲自检查每一位病人，并制定出治疗方案，2003年的整个春节钟南山都是在会诊和指导救治的忙碌中度过的。

为了摸清“非典”的规律，钟南山率领着研究团队日夜攻关，他曾连续38个小时没合眼，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摸索出“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的有效救治办法，使广东1511名确诊的sars病人中，死亡率控制在3.8%，而这个数字创下世界范围内的最好成绩。

南方网的通讯称：这是一座在“非典”激流中，岿然屹立的南山！

2003年的四、五月间，钟南山多次赶赴北京，用他的勇气和智慧帮助更多的人抗击“非典”。并借用电视视讯的方式把他的经验传到了海峡的对面。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这样评价说“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89%的受访者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钟南山并非一夜成名。1979年，他作为中国首批派往国外的学者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及伦敦大学呼吸科进修，他用自己身体做实验得出的科研成果曾经在全英医学会上引起轰动；1985年他就是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先后获得了20多项国家和省级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70多篇论文。他在呼吸疾病研究方面的某些成果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

钟院士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作为广州医学院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和同事们一道冲在救治“非典”病人的最前线。呼研所，成为广东病情最危重病人的庇佑所。…,

作为全省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不顾年事已高，冒着被感染危险，悉心指导救治病人，成为救治业务的主心骨。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合作，努力寻找病原，其科学家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成为学界楷模。

作为一个受人敬仰的老先进典型，钟南山在南粤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又一次成为广东人的骄傲。

一份难得的战绩报告：截至4月19日，广医一院呼研所共收治101名“非典”患者，已有87人康复出院。其中54人是需要插管的最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为87%（只有7人因转送太晚，或合并有其他重病而死亡）。

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钟南山，成为同行们的“靠山”。

广医一院收治“非典”病人始于去年12月22日，患者是由河源送来的。钟南山听说5天过去了，还找不到病因，就亲自会诊。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病例。在暂时不能确定病因的情况下，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采取无创通气等疗法缓解患者的病情。接着，河源又传来惊人消息：曾经抢救过该病人的几位医务人员也感染了同一种病！钟南山觉得问题严重。12月31日，他指示迅速向防疫部门报告。

1月2日，省卫生厅决定请钟南山派专家率队到河源调查会诊。专家组立刻成行。

接着中山又报告类似病例。呼研所又派出专家，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等其他单位的专家一起赶赴中山。1月21日，国家cdc的专家飞抵广州，当晚赶到中山。钟南山也于当天下午赶去调查指导。《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连夜完成。23日，卫生厅向全省发出这份报告，即后来所称的2号文。

2号文首次将这场怪病定名为“非典型肺炎”，并初步确定了其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治疗原则、预防措施和有关建议，因而成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宝典”。

春节前后，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这时，钟南山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

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

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

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病人或合并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疗工作相当繁重，一个病例资料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病区全部病人资料的总和。

钟南山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抢救每一个病人。他成立了由老中青三代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当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阻止肺部纤维化；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这些治疗措施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钟南山始终奋战在救治病人第一线。有一个家庭，5口人有4人感染。其中大儿子情绪非常不稳，经常从隔离病区冲出来，说要见他太太，他舍不得他太太。钟南山就亲自去做思想工作，平定了他的情绪。

在钟南山的鼓舞和带动下，呼研所的医务人员像尖兵连的战士在一线冲锋陷阵。患者周某曾使很多医务人员感染，被转到呼研所后，医务人员是明明知道有危险，仍毫不畏惧地救治。可以说，在发病高峰期，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就像战士炸碉堡，救一个，就有一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倒下。

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中，呼研所一共有26位医务人员被感染。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逃避，没有一个人后悔。一些感染后治愈的医务人员重新披挂上阵，还笑言自己有了抗体，“百毒不侵”。

钟南山给全所人员慈父般的关爱。何医生是所里第一位感染“非典”的医生，她回忆起1月底感染住院的经历就十分感动，她说：“我住院的第二天，钟所长就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两天后，我的病情加重。钟所长当时在出差，连夜给我制订了治疗方案。对于每一位患病的医生，他都要一一听诊、看望。”有一位医生感染后，不能接听电话，在外地出差的钟南山就在晚上9时发手机短信，询问病情。

正是在钟南山的人格魅力感染下，呼研所的医务人员，勇敢地冲锋陷阵。

春节期间，广州的“非典”疫情一天天严重起来，新增发病患者越来越多。2月3日，大年初三，省卫生厅成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钟南山任组长。从此，他“名正言顺”地当起了“飞行”指导，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奔。为了联络方便，平时很少使用手机的他24小时都开着手机。广州市大小医院，凡是收治了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只要有请求，他都随叫随到，悉心指导。有时甚至连广医一院的同事们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因为他实在太忙，常常一个求救电话打来，只要手边暂时没有其他大事，就立刻出发，身边人都来不及通知。

2月11日，就在社会上各种谣传最盛的时候，省卫生厅举行记者见面会，钟南山以院士的身份郑重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完全可防可治，大家应该配合政府和卫生部门，共同抗击疾病的挑衅。社会情绪开始安定了。人们也许不知道，记者见面会结束后，钟南山又拖着一身的疲惫，赶往一家医院参加会诊。

钟南山不仅几乎跑遍省里出现病例的每一个地方，还飞到北京、香港等地讲课指导。呼研所的专家，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飞行指导”，北京、上海、山西、四川等地都印下了他们忙碌的足迹。有人开玩笑说：“要想请钟院士看病非常容易，得非典型肺炎就行了。”

钟南山的整个春节，都是在会诊和指导救治的忙碌中度过。他两年多没见的孙子从新西兰回来了，他也没时间亲近。甚至连除夕和元宵节都坚守在治疗一线。

毕竟钟南山已是66岁的老人了。呼研所的其他专家担心他的健康，主动提出替他去会诊，回来再向他汇报情况。但他并不领情，只要听说哪里有病人需要他，他马上就赶过去。

钟南山是想搞清楚规律。虽然当时已经知道近距离接触，可能感染“非典”，但他还是凑近患者，仔细检查。摸清规律，对拿出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案很有帮助。比如，通过大量的观察和验证，钟南山提出对病人要早期使用皮质激素，这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因为如果这时不用，患者肺部就会纤维化。再如，在给病人无创通气时，他提出通气也不能按常规，要小容量通气。因为此时患者肺已经硬了，按常规通气，通气量多，肺容易破。事后证明，这些措施都非常有效。…,

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组一边指导救治全省病人，一边研究探讨治疗方案。3月9日，省卫生厅印发了凝聚他们大量心血的《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再一次明确了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出院标准，使各个医院都有章可循，大大促进了医院救治工作。目前，全省已有1000多名患者治愈出院，超过患者总数的80%.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到广东考察。他们第一时间就与钟南山见面。一番交流和探讨之后，他们竖起大拇指说，钟南山收集的病例资料非常详细，也非常多，以他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指导意义。

“非典”病因扑朔迷离，令钟南山心急如焚，他深深明白作为科学家的责任，忘我地投入关于“非典”的科研中。救治“非典”病人，专家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该病发病急，病情变化快，规律很难捉摸，而且没有现成的治疗经验可以参考。为了攻克难关，钟南山带着呼研所专家不断就病人的病情展开研讨，在临床上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地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参数，翻阅各类资料文献，上网搜索相关的病例，只要能从中查出一点关于这种疾病治疗方法的“蛛丝马迹”，就马上召集大家研究讨论。

探索是艰辛的。钟南山经常夜不能寐，书房的灯光也亮彻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终于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病原体的寻找迟迟没有突破。

对于病因，有人怀疑是衣原体感染。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为了作出准确判断，钟南山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得出所有病例均无上呼吸道感染的结论，对广东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军团菌？不是。禽流感？炭疽？鼠疫？都不是。一个又一个可能性被排除了。

钟南山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病因。他想到了与香港合作。香港搞了十几年的流感、禽流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月上旬，在广州市科技局及卫生局的领导下，钟南山牵头广州地区的有关专家，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共同合作，成立了“广州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小组”。

合作终于取得突破。4月初，他们拿出了成果。在对40余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及双份血清检测中，已分离出2株冠状病毒，经检测初步认定：冠状病毒极可能是本次广东“非典”的重要病原，虽然此次发现的冠状病毒与人类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但从形态学意义看，可断定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在全球合作中，钟南山是一位始终处在治疗一线，科研方向清晰，治学严谨又富有协作精神的巨擘。

但这时候的钟南山在国内毕竟名声不显，王兆祥听陈锋推崇钟南山，便不由有些奇怪的反问道：“哦，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爷爷，我刚才说了，我的直觉，你听我的，肯定不会有错的。”陈锋加强语气道。

王兆祥不由听得一乐，笑道：“小锋，你真的这么肯定？”…,

“是的，爷爷，我很肯定，我的直觉一向都很灵验的，要不然当初我怎么可能建立华腾集团？”

王兆祥闻言倒是重视了起来，连忙说道：“那好吧，爷爷就相信你，找人了解一下这位名叫钟南山的院士。”

陈锋闻言不由催促道：“好，这件事，越快越好，我相信在国内，也就钟院士能拿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出来。”

“嗯，爷爷知道了，先这么说，爷爷还有事情要忙。”

王兆祥说完后，就挂了电话。而陈锋此时，脑海中则在不断的回忆着前世有关非典的记忆。其中也是有关于钟南山的：2003年2月，钟南山院士勇敢地否定了卫生部所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在此之前，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宣称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其他如支原体、立克次体等也会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都没有发现。衣原体是一种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第三类微生物，也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致病原因或继发原因之一，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看电镜的专家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长期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呼吸道疾病病人中，很多是后来继发感染衣原体的，这两个病人已经死亡，他们可能合并有多种病原体感染，只是衣原体在尸体上存活的时间较长而被检出。

历史中的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这个消息公布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事态严重性：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

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

而官方公布的这个“衣原体说”很多医学专家都不认同，其中就包括钟南山，他认为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发病特征和临床治疗经验都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甚至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卫生部和广东的病原体之争就此开始，2月19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访谈，他推荐了几种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并强调对这种衣原体肺炎的治疗要全程、足量使用抗生素。但事后很多人都知道，他推荐的几种抗生素对非典完全没有丝毫疗效。

2月26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院士再次向广东报告，在送检的10份标本中检出衣原体阳性，其中1份呈强阳性，特效药是利福平。这个结论在广东医疗界又引起一次轩然大。当时已经收治了大量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广州市胸科医院原本就是收治结核病人的专科医院，利福平是抗结核病的特效药，有结核病人就是在用利福平治疗期间被感染了非典型肺炎的……

人命关天。以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再次坚持原来的治疗原则，没有采用利福平治疗。

3月1日，广东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本次非典型肺炎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衣原体不是肇事的司机，它只是车上的一个乘客。

3月4日晚上，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钟南山不是广东医疗界惟一表达持“病毒”观的专家，基本上当时所有的临床专家都根据经验判断是病毒性肺炎，但钟南山以工程院院士之尊敢于站出来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权威说法，给广东医疗界打了一支强心针。大家决定，维持原来治疗方案，因为这种方案当时已经成功治愈了613名病人，累计报告的925例病例中，只有32例死亡，死亡率甚至低于其他肺炎，证明广东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

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次非典型肺炎命名为“冠状病毒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简称sars，世卫组织并指出sars已在全球蔓延。

4月10日下午，在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举行的有关非典型肺炎的防治知识介绍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形态学研究室主任洪涛院士说，一个来自流行病源、传染、病毒、免疫等学科的25名专家组成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攻关小组，已于8日成立，目前两种主要致病病毒已初步找到，衣原体培养已获成功，现正处于动物试验阶段。但目前哪种病毒为主要致病病因尚不清楚，洪涛倾向于两种病毒联合发生作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终于也找到了冠状病毒。但洪涛院士仍然对自己最早报告的“衣原体说”情有独钟。

4月11日下午，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找到冠状病毒。而事实上，广州市呼研所分离到冠状病毒的报告一周前已经层层上交，但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对此做了抢先发布。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是广东首次公布“冠状病毒”的结果。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因为把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猩猩身上，猩猩发生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和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已经为此损失了300亿美元。这是全球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病原体之争终于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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