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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豪一笑，倒也不否认，明智地转了话题：“能够理解，我这次来，是想请张教授或者您安排一位教授去南开给学生们讲课。”

张春也不想继续由丽质惹出来的麻烦，笑道：“这件事情你可以找蔡校长。至于我，鄂中地区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在走不开，这方面润寰应该比较清楚。”

“润寰兄和我提过了，因为张教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所以斗胆这么一问。我听说新民学院有一个社会主义研究所。”周恩来试探道。

“有的，李大钊和陈庆同两位先生在主持，我和夫人也有一定的参与，实际上我只是挂了个名当小组长而已。研究所现在只是做理论研究，如果有时间，您可以看看《新民主主义》这篇文章，下一期新民报可能会出《民主集中制》，是周希哲教授和李大钊先生的研究成果。”

“是的，新民报大家都看的。只是我们不明白，新民社会主义研究似乎要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外另起炉灶？这不利于我们获取新苏维埃的支持，共产国际召开，就没有邀请研究所，而邀请了孙先生的中国国民党。”周恩来奇怪地问。

“因为我们只是研究所啊，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理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要结合实际才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从人口结构来说，我们的国家以农业人口居多。而且人口众多。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农村问题。苏联不同，地广人稀，能够很快转型。工人阶级即便实际人口不多，但是在苏联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很高。所以苏联可以搞工人革命，而中国不行。即便是工人阶级占据了大多数，还是不行，因为中国人口基数问题，农民人口不是个小数字，就形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政。苏联可以。但是我们不行。”

“但是如果我们获取了苏联的支持，中国革命会很快获得成功。”

“这是错误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在于根基，一个是农村问题，一个是教育问题，一个是科技问题。这三个问题牵涉很多。比如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革除，反剥削，反压迫等等。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形式上的革命不是革命，是暴乱。”

“您反对革命？”伍豪惊讶地问。

“你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恕我不能回答。”张春笑道。

伍豪愣了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您是觉得中国革命出了问题？”

“我想您应该学过汤武革命，只要是内部的革命。总是正当的。但是挟洋自重，那就是错误的，卖国的。”

伍豪眼睛闪了几下。这次他没有问为什么。

“回到社会主义研究的问题，您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中我们需要借鉴哪一些理论。”

张春点头道：“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说要借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需要借鉴的是唯物主义，当然也是捡回我国独尊儒术后扔掉的诸子百家一些唯物和辩证的理论。而且我们觉得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来已久，只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儒家也进行了劣化，而不是优化。汉朝董仲舒是一个，宋朝程朱理学是巅峰，把中国哲学思想送进了地狱，也是造成中国现在困境的根本原因。”

“您觉得中国传统哲学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

“是的，中国经过了五千年的历史，马克思所说的周期律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千多年，每一次周期都是盛衰更替的开始。而德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没有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和克服苦难的经验，但是我国有，只是统治者用封建思想把这种现实主义思想给泯灭掉了。我们要做的是总结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也可以把这叫做历史唯物主义。这都是新民研究所的理论基础。”

“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伍豪点头肯定道。

张春笑道：“这个，我不否认。”

伍豪走的时候，张春说：“其实你们可以来新民大学学习，新民大学与其它的大学最大的不同是，给予学生们最大的实践的机会，任何理论，不经过实践，就不能自称为真理，同时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我不建议你们进行学潮的原因。另外请把我的意见转告苣苳先生，外交问题，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只要我们只弱国，我们无法改变。你们应该了解整个凡尔赛会谈的背景，才知道什么是屈辱。这不是一个政府的屈辱，而是一个国家屈辱。我希望你把这些话带给同学们，让他们参军，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伍豪郑重地点头：“我会转告苣苳先生和同学们的。”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了伍豪的采访文章《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张春和蔡和森的话经过周恩来转述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变成了鼓吹学生们开展更加广泛的斗争，甚至是军事斗争。并把一个党派爱国与否，与国家利益绑在一起，认为不挟洋自重，走自己的道路才是爱国的。

不过十一月，胡适还是辞职走了，到北大任教授。胡适在晨报上撰文批评新民大学利用学生进行政治活动，强收土地，对士绅阶层实行软暴力，张春搞假民主，真独裁，利用军警强行镇压百姓。同时反对学生用罢课解决问题。

李大钊马上发文反击，撰文《是真百姓，还是假百姓》，详细说明了沙洋两次打击鸦#片和妓#院娼馆，打击黑帮的行动。认为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正确的，评定标准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才是保护了百姓。那些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不能算百姓，只是一小戳反动分子而已。

张春大吃一惊，因为这有扩大为阶级斗争的嫌疑。

好在新民报还刊登了一篇《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文章，是郭华的经济组撰写的，其中说明了如何处理各社会阶层在经济建设中的关系。

张春加了编者按说：“各阶层在中国都会拥有相当大的一个人口基数，应该以实际的工作将各阶层在社会中进行合适的定位，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只有杀人、放火、贩毒、贩卖妇女儿童、卖国、叛国等这些犯罪分子才会排除在百姓之外。对于社会上的压迫、歧视、剥削问题，应该采取社会手段予以纠正，这些人就还在老百姓之列，虽然是犯了错误的老百姓。”

张春的这段话引起了毛石山的注意，他根据自己在基层的调查撰写了《关于社会矛盾的论述》，把矛盾划分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外部矛盾。认为当前反帝反殖民要优先于反封建。

胡适则发表了《是民主运动，还是痞子运动》的文章，把张春主导的社会改革称之为痞子运动。

论战在持续。

由于苏俄已经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所以苏俄在中国的人气骤升。

孙中山表示愿意苏俄合作，苏俄答应孙中山上台后，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

1920年，民国九年一月开始，天津开始镇压学生运动。伍豪等一批学生被捕。《新民报》刊登文章声援。

王占元与直系军阀联合，准备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吴佩孚从湖南返回，在王占元的“告诫”下绕开荆门。其实吴佩孚根本就是从襄阳来去，王占元不过是要恶心一下张春而已。

而属于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大为紧张，因为他被包围在直系和王占元之间。王占元与日本人搭上关系后，实力大增。他怎么能不紧张？

四月，八省联盟要搞垮安福系。

《新民报》刊登了张春的文章《军阀的闹剧》。王占元大为恼火。布置重兵在在汉川安陆一线。

于此同时，全国陆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认为新民社会主义研究院提出的理论是伪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和以小农思想为主的资本主义。达不到救中国的目的。中国的党派应该和苏联进行合作，尽快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民报》没有对这些自责进行批驳，李大钊和陈庆同被要求不再做无意义的辩论，多做理论研究才是硬道理。已经开始主持荆州政务的蔡和森、向警予，已经升任第四军参谋长的毛石山都加入了党小组。党员在军队和政府机关、学生中优先。

刘英辞去参谋长职务，前往天门主持政务，同时筹建靖国军第四军第三师。陈继祖的守备师在应城，顾明的主力师到了荆门，参谋部的行动组全力收集周边的信息。仙女机械厂给各支部队配备足够的枪支弹药，战争机器在缓慢启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