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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厂的改变，就是从三年前郝可久接掌兵工厂开始的。

最大的改变，不是他引入了身股制度，老实说就算没有身股制度，兵工厂优厚的薪酬，也留得住人，加上这个时代的人观念中的公家主义思想，即便是外界更丰厚的薪酬，也很难打动兵工厂的高级人才，因为这些高级人才身上，还带着官员的品级，很多人就任这虚名。

最大的改变，主要就是郝可久将兵工厂带进了市场，带进了一个原本是小作坊把持的大市场。

在他之前，兵工厂就是给軍队生产，订单有了就做，没了就休息，工部给他们安排任务他们就做，没任务了大家爱干嘛干嘛，大有一种后世国企铁饭碗的架势。

作为兵工厂的工人来说，他们自然是很舒服的，拿着高薪，不用操心工作问题，怎么能不舒服。他们舒服的代价，则是工厂连年的亏空。

政府要甩包袱就请了郝可久，郝可久当时想的就是去生产能挣钱的买卖，什么买卖能挣钱，军火当然也能挣钱，但是当时还没有开拓出来，太平天国自己仿制了大炮，加上佛山作坊的产品，兵工厂主要就是做他们不能做的线膛枪。但是这些枪支还得跟洋人竞争，完全就没什么利润。

郝可久看到民间机器市场十分火爆，就让兵工厂开拓民用产业，反正市场上有什么，他就仿制什么去卖。

第一项成功的产业，就是缫丝机的仿制，佛山铁作坊的产品，完全无法跟兵工厂相媲美，因此兵工厂一进入市场，马上就攫取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之后几年，大明每年都跟英国人合办一次贸易博览会，英国的机器设备不断的展出，一些民间商人、乡绅开始引进机器，政府鼓励他们，工部给予一定的贷款，结果绸缎厂出现了，纺纱厂出现了，织布厂出现了，甚至还有人兴之所至办了一家毛纺厂。

这些工厂一开始都用英国机器，可是一旦英国人开启了一个市场后，兵工厂马上就杀了进去。比兵工厂反应更快的，则是那些被挤压的很辛苦的铁作坊，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拼命的求新、求变，他们发现过去打农具，铸铁锅的时代他们回不去了，这些年都因为铸造大炮，引入了机器设备，雇佣了几十上百人，农具和铁锅的市场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只能在仿制机器这条道上走到黑了。

强大的竞争压迫之下，加上一个机器市场正在形成，整个行业都拼命的往前走，玩命的开发市场，兵工厂反应不算快，那些铁作坊才是生力军，为了生存，他们不能等市场出现，每年都是他们先看重了某种英国机器，然后觉得有用，马上买下样机仿制，仿制的同时就去向一些作坊推广，鼓励当地的大小作坊使用新机器，可以说市场的扩大，这些铁作坊是有推动作用的。

可悲的是，一旦市场开始形成，兵工厂这个巨头就会杀进来，依靠自己强大的势力，切走一大块蛋糕。不但有兵工厂的挤压，他们还得面对洋人的冲击。在大多数领域，洋人的实力比兵工厂都强大的多，让他们更是没法竞争。

时至目前，还没有出现在质量和生茶规模上，跟兵工厂相竞争的作坊，就更不用说能跟洋人竞争的了。

好在这个市场够大，尽管备受挤压，但他们还能活下去，而且为了生存，慢慢大家形成了不同的策略，有的是求新，尽快的仿制有可能推广的设备，有的选择了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放弃跟兵工厂这样的巨头竞争，他们进入一个个细分市场，有的选择了机器维修行业，他们到处经营修理业务，上门给各家工厂提供服务，有的则看重了那些易损零件的生意，专门生产那些零部件，也能活下去。

总之由于兵工厂的出现，让这个市场变得异常残酷却又活力四射，这时候日本人也加入了进来，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也开始大量进口机器设备，日本人一开始是通过在日本的洋行订购，但是有些洋行知道大明也能生产一小部分质量不输给西方的机器设备，他们出于赚取高额利润的考虑，以西方的价格，转手从大明采购设备，结果日本的一部分机器订单也到了大明。

当嗅到日本人身上的钱味的时候，大明的企业就走了进去，他们取消了跟洋行之间的间接贸易，直接跟日本人联系。

兵工厂则紧随其后，很快就成了日本市场上，通用蒸汽机、缫丝设备和纺织设备的主要供应商。

当然日本客户最大的订单还是军用，这几年日本维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太平，东北部的大名还没有服气，政府动不动就需要镇压一下，各地的浪人也不安分，政府同样需要清剿他们，而日本人自己暂时还不能生产线膛步枪和大炮，历史上他们大多是购买美国的，现在也被兵工厂抢走了。

大量利润丰厚的军火生产，自然让兵工厂赚的盆满钵满，民用机械的发展，更是锦上添花，可在兵工厂中，这竟然还不是最赚钱的买卖，最赚钱的一个业务，竟然是谁都想不到的烧砖。

以前包括朱敬伦到工部的官员，谁能想到兵工厂还可以烧砖啊。可是兵工厂确实有一个烧砖厂，很早就建立起来，压砖机都是自己制造的。

但一直以来，烧砖都是自己用。郝可久来了之后，为了扭亏为盈，他什么业务都能干，反正只要有需求，兵工厂可以做，那他就做。

这几年大明发展最火的，并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建筑业。九龙港、赤湾港等等港区，发展的越来越大，建筑的需求是难以想象的，之前大家用石头，用本地人烧的青砖，但是这些成本都相当高昂，兵工厂烧制红砖的砖厂，一炉就能烧几十万块，而民间的窑场，一窑砖最多也就几万块，这是两种砖在技术上的局限，需要封闭式烧造的青砖，不可能将窑炉造的跟开口的红砖砖窑一样大。

大批量生产的红砖很快就在各个口岸泛滥，看到能挣钱，郝可久则往这方面大肆投资，不但大明的口岸城市现在都在用兵工厂的红砖，连上海都在进口这些红砖，附近的老百姓盖房子也开始喜欢用这些标准归一，质量统一，最关键是价格便宜的红砖了。

可就跟兵工厂介入民勇机器产业后，将那些铁作坊挤压的痛苦不堪，不得不拼尽全力应对一样，传统的砖窑也被挤压的快要揭不开锅了。

这种砖窑在中国社会极为普及，几乎每个县都有，甚至每个县都有好多家，过去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大家都只能选择就近的砖窑购买砖瓦，但现在至少在铁路连接的九龙到广州一线，大家都能方便的采购到红砖。在珠江沿线的几十个线，也都能买到。这让数以百计的小砖窑几近破产，而在地方上能办砖窑的，往往不是大家族，就是土豪家族，尤其是一些强势的豪强，还沾染着帮会性质的组织，他们大量在烧砖行业存在。这些人的饭碗不是那么好抢的。

于是当兵工厂如同一头闯入田地的野猪，将原本的平静的田野冲击的杂乱不堪的时候，一场针对他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新安县一批烧窑工，在新年之前，眼看着这个年是过不下去了，他们搭伙结伴闯进了南山下靠近蛇口一边的兵工厂新砖厂疯狂打砸，连刚刚盖好的围墙都推倒了。

这种事朱敬伦向来是最关心的，早就交代下去，这种事是一定要向他汇报的。这种民间的事情一般归刑部管，牵扯到民生问题，户部也要管。但朱敬伦告诉他们，都得报告给他。

官员们以为朱敬伦这是关心民众，给他头上安了爱民如子的光环，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朱敬伦主要是出于担心。

朱敬伦很清楚，社会变革时期，正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高发时期。

哪怕工业革命最为自然渐进，最为得天独厚的大英帝国，他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得不面临各种问题，传统行业砸毁机器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直到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工业社会的文化，所有人开始认为机器生产才是对的的时候，这种现象才消失。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更是每年几十上百起的米骚动。俄国工业革命让农奴不断起义。新产业带来的效率提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很多人失去饭碗，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那是要发生革命的。

大明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不可能不遇到这些问题，三年前锦纶堂砸毁工部尚书陈启沅家的缫丝厂就是例子。

这几年朱敬伦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他还有些疑惑，感觉这几年实在太过平静，没想到该来的事情，还是来了。

事情发生了，就好像子弹出膛了一般，人反而不担心了，解决问题就是。

只是朱敬伦有些疑惑，之前几年为什么那么平静？是不是有什么可以缓和甚至解决这种变革期间社会问题的机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