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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们的建议，朱敬伦认可了一部分，比如发行军事期刊，鼓励军人研究和写作，这是在打造一个軍队自主研究和学习进化良性制度，軍队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改进，才能保持活力的一个组织。

但是对于他们描述的，最为重要的，建立各种军事学校，朱敬伦却不认可。

因为这些军官建议，应该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军事学校，这种在西方军国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军事教育制度，在这个时代很普遍，而且在西方是受到贵族的追捧的，很多贵族子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军事学校学习，最后成为军官。

后来日本模仿了这种教育制度，在日本建立起了一整套军事教育制度。民国时候，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这套制度，袁世凯时期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小学、大学等。

但朱敬伦认为，军事教育不应该脱离普通教育，不是自成一系，让军事文化跟外界脱节，完全形成一个封闭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滋生处毒瘤，日本就是例子，军人根本不服从政府的调动，自行其是，把国家卷入了战争，试想如果当时日本軍队不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文官政府早就定好的政策，一步步蚕食中国，也不跟美国作战，那么日本恐怕真的能够染指东亚大陆。

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民国引入了这么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很难说后来军阀混战会那么严重。要知道，当时各大军阀，绝大多数可都是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的。

朱敬伦告诉军官们说，军校可以建，而且可以多建几所，但是只能在大学阶段，然后跟民用教育对接，从庞大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吸纳人才，这样軍队和民间的思想是沟通的，这有利于军人保持亲民，否则很容易形成军国主义思想。

第二项是参谋制度，这些朱敬伦之前就做过，但是并没有形成体系。可以说徒具其型，根本原因是参谋部没有形成威信，有时候一项制度的形成，跟某个英雄人物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普鲁士不是出了毛琦这样一个厉害的参谋长，很难想象普鲁士会变成参谋长管理軍队的模式，要知道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可都是有参谋部设置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基本上沦为軍队的附庸。而在普鲁士，则是参谋部说了算。毛琦让这套制度形成，那也是经过斗争的，因为他个人能力强，是因为他这个人，普鲁士参谋部拥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力。

想象一下，法国马克马洪那样的元帅，可能接受一群从军校中毕业的学生指挥他吗？

大明也是一样，理论水平高的参谋，根本就压不住侯进、黑狗这样的元老，参谋也就沦为附庸了。

但是参谋长压不住，朱敬伦压得住，改变的方法就是，让总参谋部直接向皇帝负责。

在武器装备上，朱敬伦向来也是很重视的，不用这些专业的军官提醒，他也知道武器装备的作用，让这些军官惊喜的是，装备改革，在大明军队中已经发生了。

克虏伯的大炮不用说了，现在正在全面换装。

至于步枪，毛瑟兵工厂三年前建立，去年毛瑟兄弟就将他们在德国几年前就设计出来的步枪付诸生产，但是俩人的兵工厂初建，规模还太小，到目前为止总共才生产了一万多只，完全不能满足大明軍队的换装要求。

但毕竟在进行，只需要想办法让他们扩大生产而已。

还有交通运输的改革，朱敬伦之前修建铁路，打着也是军用的幌子，以军事价值来证明征地的合理和合法性。

但是深度还远远不够，普鲁士的铁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軍队推动的。

毛琦很早就对铁路的军事价值产生了兴趣，早在1842年他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时，他就参加了汉堡铁路的管理，认真研究了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

后来当他成为总参谋长，他开始推动整个北德意志铁路的建设，大量铁路都不是考虑经济价值，而是以军事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结果普鲁士的铁路线超前发展，甚至超过了整个法国的铁路里程，而普鲁士的人口、经济显然跟法国不再一个量级上。铁路建设，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发展，那则是附带的效应，不是主要目标。

而且铁路标准必须统一，不但统一铁路建设的标准，而且统一铁路管理的标准，所有的铁路都必须使用统一的时刻表，这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具有重要意义，让时刻精确到每一列火车，这样在战争爆发之时，只需要查时刻表，軍队就能掌握每一列火车的位置，方便他们制定运兵的计划。

同时軍队要高度参与铁路运输，一旦战争爆发，铁路将归軍队管理，軍队需要拥有管理整个铁路网的能力。

总之就是修铁路是在軍队推动下修建，与军事化管理对接，必要时候直接由軍队管理。

交通运输的军事化涉及面很大，但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还是动员体系。

大明的軍队都是招募的，相当于西方的募兵制，欧洲的英国和奥地利是两个典型的募兵制国家，问题是，英国不是陆军强国，奥地利则完败给了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

可如果大明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了义务兵役制之后，那么軍队数量将会超过欧洲所有的国家，这一点让提出这个建议的军官都感到有些不现实。

可是朱敬伦却接受了，他觉得军事化，对一个农耕民族向工业时代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试想一下，要在小农的体制下，诞生出规模巨大的工业管理能力，这现实吗？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时代如鱼得水，很快就发展起来严密、复杂的工业管理方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军事制度，因为经常爆发战争，大多数人都有军旅知识。

在农业时代，唯一能够让人接触到大规模、精细化管理的事务，往往就是军事组织。

但如何在大明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否则财政根本负担不起，大明不可能像普鲁士那样，成为一个亚洲兵营。

跟朱敬伦谈话结束之后，大批军官开始制定改革计划。

这些军官数量庞大，而且包含了各个层级，从最高的统领一直到底层的旅帅甚至营官，人数高达三千多人，分散在法国、德国和丹麦三国学习，因为一个国家根本容不下他们。

现在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在各个层级，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思潮，他们有改革的想法，朱敬伦则给他们提供支持。加上本来大明的軍队，就没形成什么传统，组织体系也比较散，高级将领最多能够统领到军一级，也就是一万人。

平时分驻在各地，打仗的时候，临时任命某一个军官为大统领来掌控全局，这有点类似明代早期的总兵制，总兵在那时候不是一个常设职位，总兵官是临时设置，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常遇春、徐达这样的元老在战争中充当，后来晚期才变得不值钱，成了常设军官了。

因为没有常设的总司令、总兵官一样的官职，所以軍队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某个尾大不掉的大将军，不可能形成军阀。所以朱敬伦推动改革的话，基本上很难有力量反对他。加上从上到下都有改革派渗透，改革就更没有反对的声音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改革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既没有要降谁的职务，也没有收谁的权力。

所以军事改革很顺利的就展开了，甚至没有形成讨论的热点，民间不太关心，因为大家不太懂这个，官场呢，则因为軍队一直都是朱敬伦亲自主掌，文官集团也不关心，因此这是一个关起门来的改革。

任命文鸢为总办，筹建改革委员会，一年之内要进行全面的组织调整，这件事不能慢，慢了才会出事。

很快一个由高中级军官组成的改革委员会就成立起来。

文鸢是总办，邓世才等高级军官都是会办，其他军官则是协办。

他们在欧洲学习期间，学到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互相之间也进行过多次讨论，有大量的心得笔记，现在开始付诸实施，一个个热情高涨，几乎彻夜讨论，恨不能一夜之间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落实。

总章程很快就拿了出来。

大明的军事体制，显然无法应对大规模战争，他们认为这跟法国之前的军事弊病相似，那就是太过于分散化。

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前，由于主要面对的是殖民地战争，在持续多年的殖民开拓当中，它已经变成了一支剿灭分散游击队为主的治安军。

主要特征是，除近卫军外，平时不设军、师两级编制，战时才开始仓卒编组军、师级编制，根本不能保障部队应有的协调，这是法国军事首脑机关一个重大失误。

因为没有常备大兵团，所以法国事先没有制定大兵团作战的周密战争计划，仓卒制定的计划存在着很多错误，如动员和集结部队的时限规定不当，缺乏大兵团经验的法军在集结和运动中出现许多失误，运行不畅。

可以说战前的法军，根本不是一支一直在准备全面战争的军队，小规模战斗经验丰富，大规模作战无法统辖，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因此大明軍队需要组建大兵团，采用的方式是军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