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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浓郁的国家，国民高度的民族身份认同，在屈辱的刺激下，极其容易形成一种非理性的仇恨，这种仇恨当然是针对德国的，因为普法战争他们受辱了。

所以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政府到民间都充满了一种复仇主义情绪。

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刺激下，法国人筹集到了超额的赔款，1873年偿清了给德国的军费，在英国、俄国等国际力量的监督下，德国心不甘情不愿的从法国撤军。

撤出驻扎在法国的軍队之后，俾斯麦再也无法利用占领法国来限制和压制法国，于是决定采取他擅长的外交手段，试图在整个欧洲孤立法国。

1873年，德国先后拉拢奥匈帝国和俄国，签署一个三个君主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因此称为《三皇同盟》。俾斯麦甚至还试图拉拢英国签订一个海陆同盟，但是被英国拒绝了，大英帝国正在掀起一场光荣孤立的新式外交热潮，只打算关起门来，主要是关起欧洲的大门，在欧洲国家不向外扩张的情况，独享大英帝国的世界殖民地蛋糕，在英国来说，与其卷入欧洲无休止的纷争这个烂泥潭中，不如让欧洲国家自己互相玩平衡，而英国则拥有世界。所以英国拒绝了俾斯麦。

尽管用尽了外交手腕，可是俾斯麦还是发现，法国似乎失控了，脱离了德意志帝国手里的缰绳，变得不可预测起来。

法国因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别说德国人了，就是法国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住，德国撤军之后，依靠强烈的复仇情绪，1873年5月，力主对德复仇的极端保皇派人物麦克马洪元帅在天主教的支持下，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这年8月，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牧师的信》，公开号召法国教徒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祈祷，一个月后巴黎主教发表了类似号召，法国民族情绪达到狂热。

教会为什么要支持法国的民族情绪呢，主要是信仰问题，通过武力促使德国统一的普鲁士，是一个新教国家，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历史上就因为宗教问题而爆发过三十年战争，所以普法战争之后，德国不但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天主教地区，连并入德国的南德地区，其实也是天主教地区，这导致天主教的势力大减，教会非常不满。

法国教会在这个历史阶段，是由一群十分狂热的宗教领袖统治的，在全世界都不断掀起各种宗教问题，包括在中国，越南等地都因此而爆发战争。

教会的鼓动，让法国民间情绪激昂，报纸天天叫嚣要开战。

法国政府在麦克马洪元帅的领导下，也拼命的重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其实也没什么选择，在激烈的民族情绪面前，要么选择强硬，要么他们就只能选择道台，这种共和制国家，受迫于民众舆论而普遍缺乏外交灵活和政策空间的弊端，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无法避免。

面对法国的民族情绪，以及法国的重新武装，让俾斯麦压力很大。

他对此针锋相对的回应，先用德国民间力量还压制法国民间力量，通过舆论战，试图让法国妥协。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民间情绪也很激烈，这场战争不但刺激起了法国的民族情绪，其实对德国民族情绪的刺激更大，没有这股民族情绪，俾斯麦就算有通天之能，也不可能将信仰新教的北方跟信仰天主教的南方弥合起来，因为历史上，因为宗教问题，他们自相残杀的更惨烈。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报纸开始威胁法国，扬言，法国既然要复仇，那么德国就应该在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战争面前采取主动，向法国发起主动攻击。

俾斯麦利用这股战争舆论，促使德国议会增加了军事拨款，通过了一个七年军事法案，持续扩张德国軍事力量，以此威胁法国。

法国外交部长利用了德国的威胁，向欧洲大国发出求助，说德国正在准备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结果法国取得了外交胜利，各大国舆论普遍不支持德国，认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已经强大到了威胁欧洲平衡的地步，不应该允许德国继续削弱法国。

在各国舆论下，俾斯麦不得不做出了妥协，命令报纸发表安定人心的文章，慢慢平息德国的民间情绪。

可是德国的民族情绪容易压制，法国人却真的不想和平，他们处心积虑打算尽快复仇，这不仅是民间舆论的问题，也是法国政治家的诉求。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承担永久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责任，所以法国只能与德国为敌。而且法国看到了国际舆论是支持法国的，他们更希望尽快爆发战争，从而借助英俄等国的力量，夺回失地，甚至更进一步肢解德国，让欧洲大陆恢复到过去的德国分裂状态，法国就能获取战略安全，并且再次站在欧洲强国的位置上。

到了1875年，德国人又给了法国一个机会。

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在大使馆举行晚宴，各国大使纷纷参加。

在宴会上，德国将军拉多维茨跟法国大使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的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起攻击”。

德国将军的不负责任之言，被法国外长德卡兹利用，将其原话印成文件，送给各国政府，以此证明德国有进攻法国的意图，试图再次引起各国对德国的警觉。

结果英国和俄国向德国发出了抗议。沙皇和英国代表各国政府，派代表去柏林，要求德国不要对法国发动战争。

俾斯麦焦头烂额，再三保证德国并没有发动战争的计划，这才慢慢平息了危机，此事让俾斯麦明白，他构筑的欧洲均势已经被打破，他的外交已经失败，跟俄国的同盟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根本就无法保护德国，所以这次危机后，俾斯麦提出了辞职，只是德皇没有批准，俾斯麦都搞不定，让德皇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是这场危机也让法国人明白了，德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而列强的干涉却是虚无缥缈的，法国人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英国和俄国的保护上。

结果是法国政府的复仇声音也慢慢减弱，他们需要继续足够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复仇。而普法战争后，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煤铁资源中心，工业实力大大下降，他们需要从海外取得利益，从而弥补法国的不足。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这种战略，蒙古兴起之后，不断南下打击金国，金国的应对不是强行阻击，而是同样南下，打着失之蒙古夺之南宋的战略，最后金国灭亡了。

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略，看起来有十足的道理，事实上却是一种极其低劣的战略，首先从精神上来讲，没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狠劲，是不可能让一个帝国恢复往日的荣光的。

从事实上讲，他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手段，治标不治本，是回避矛盾，那么矛盾始终都会爆发，法国衰弱的根本，是因为遭受了德国的重大打击，只有强硬的回击回去，才能重塑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但法国没有这么做，反而开始向海外扩张。

日本后来也选择了这种缩头乌龟式战略，在列强的侵略下，他们打着从邻国朝鲜和满清身上得到弥补的计划，起初看似成功了，但却也让日本失控了，最后注定要失败。而且也让日本的国际地位始终无法成为一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例子，刚好与之相反。战国时期，秦国执行的是张仪的连横战略，但是后来在苏秦的运作下，东方五国合纵攻秦，以五倍的兵力进犯函谷关。在面对外交战略失败的困境下，秦国人没有选择向强敌投降，一寸土地都不肯交出来。而是选择跟五国联军血战，这种直面困境的勇气，最终成就了秦人的一统天下。

在任何时候，战略战术都只是辅助，国家间的竞争，始终都是一场血与火的正面较量，认不清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不敢直面这个惨烈现实的国家，是永远无法真正站起来的。

法国如今就是这种状态，在面对德国的压迫状态下，法国选择了向海外扩张。犹如当年一波波游牧民族在来自东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强悍民族的压迫下，不断的往西方迁徙一样，他们恐怕也是打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想法，可一个个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中国民族虽然也面对这种压迫，甚至亡国，却能一次次回击，从而一次次重现站起来，而印度人大多数时候选择规避风险，所以一次又一次被统治。或许有些人不承认这种区别，认为太过虚浮，但请看看21世纪，有多少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而印度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后，大家眼睛仍然盯着中国，没有印度当成威胁，反而将其看作一种制衡中国的潜在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虽然也丢人的自卑过，但只要迎来稳定的发展机会，都会选择正面顶过去，而不是油滑的规避。

法国人向海外扩展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在规避德国的压力，从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大历史来看，其实就是法兰西民族在日耳曼民族的压迫下，开始从大陆上向海外迁徙而已。

所以才会出现让人很不解的一种情况，当法国人叫嚣着复仇的时候，俾斯麦就通过媒体反威胁法国，显得无比的恐慌，乃至应对失措。因为俾斯麦看到法国人团结一致，要向德国复仇的时候，他真的很恐惧，他清楚，哪怕德国能一次又一次打败法国，但这种有底蕴的民族，只要不丢失精神，总会重头再来。

而当法国开始向虚弱的海外地区扩张的时候，俾斯麦不但不担心法国力量因此而增强，反而大力支持法国去海外拓展，因为俾斯麦很清楚，法国的这种曲线救国，其实就是放弃了在正面跟德国竞争，一旦法兰西民族失去了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的时候，德国也就不用担心了。

难道法国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法国政治家又不是白痴，问题是他们看明白了，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上确实缺乏勇气，所以只能被迫选择向海外扩张。

但向海外扩张有一个最大的困境，那就是他们越分散力量在海外扩张，就越无法摆脱德国对法国的威胁状态。

因此即便是扩张，也无法安心扩张，进退维谷，他们无比需要获得其他大国的支持。

大明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从人口上说，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相比，沙俄也才九千万人，要到一战前才能达到一亿五。从经济上说，虽然大明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但是工业化速度很快，尤其是在茶叶和丝织工业领域，天赋太好，哪怕这两个工业都不可能成为支柱性产业，可在经济上意义重大，因为这两项产业都是经济效益非常出色的高度商品化产品。

最关键的是，大明在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天敌的超然地位，让全世界找盟友的法国觉得，在东亚地区跟大明的合作，虽然无法削弱德国对他们本国的威胁，却能够有效的保证法国在东亚的利益，甚至能帮法国进一步开拓远东利益，弥补本国经济的疲弱。

因此法国人早就积极的找过大明了，他们希望跟大明在东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包括产业和金融上，都要加深合作，法国认为两国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之前大明经济不景气，朱敬伦变革的意愿不强烈，加上北上救灾的包袱，因此就没有跟法国人合作，现在出于制衡英国的考虑，加上经济条件改善，大明更能承担改革成本了，那就不妨真的跟法国建立一个长远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深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