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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建议，几乎每一条都是朱敬伦跟陈芝廷讨论后，被陈芝廷付之高阁的建议。

如果说都是赫德自己想到的，朱敬伦绝对不信，赫德显然已经打听清楚了朱敬伦想要的东西，才里求见的，并且打着提建议的旗号，最后突然请命，要说一切都是临时起意，恐怕就把赫德想简单了。

朱敬伦心中不由得暗自吃惊，惊讶的不是赫德如此煞费苦心，而是赫德竟然有能力将大明皇帝跟丞相之间的谈话摸得如此清楚，这大明还有什么秘密是赫德不知道的，赫德知道的事情，不敢保证英国不知道。

赫德在大明官场的能量，比朱敬伦想象的还要深。

可是赫德这几年一直都和低调，突然跳了出来，完全顺服皇帝的心意，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会让他得罪文官集团，除非他已经有把握能够向陈芝廷集团挑战了。

赫德帮助皇权压制官僚集团，那么他想得到的，必然不会是小利。

朱敬伦早就知道赫德所图甚大，现在赫德跳出来，必然是觉得他上位的时机成熟了。

正好朱敬伦此时需要安抚住英国，赫德这个英国人的身份，或许是到用一用的时候了。

朱敬伦马上同意，由赫德出面，找英国资本商讨借款事宜，并且顺道以大明赴欧全权公使的身份，去访问英国，期间关于借债、外交事宜，赫德可全权负责。

赫德很快就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启程出发前往欧洲，他们才行不但要个英国接触，还要跟其他国家接触，甚至包括法国，算是缓兵之计吧，不但要争取英国等国的支持，还要尽可能稳住法国。

国内海军预算计划已经出了草案，要让海军可以与法国并驾齐驱，需要制造至少三十艘铁甲舰，均价以一百万两计算，就得三千万大明两。另外还有小型辅助战舰，比如鱼雷艇等这几年出现的新式军舰，加上训练的预算，至少在五千万大明两以上。

另外一旦跟法国爆发全面战争，主要战场肯定是在陆地上，因此陆军更要加强军备，所需费用不能比海军少。

因此大明为这一战，至少要筹措一亿两军费，这还只是筹备阶段的费用，一旦开战，那花出去的军费更是如流水一样。

所以朱敬伦指令赫德，要他至少要在英国筹措到一亿英镑，英镑含金量7.32238克纯金，大明两含金量是3.125克纯金，一亿英镑相当于两亿三千多万明两，足以应付扩军备战，至于后续所需资金，则会继续发行债券，一次性借到所有钱，那成本太高。

赫德最大的使命，是向英国借到钱，并得到之后继续融资的保证，而不在于一次性借到多少钱。

赫德走后，时间已经到了十一月。

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持续进行，当然，他们不是跟越军打，而是跟不服法国的地方武装力量打。

重点是红河上游，盘踞在老街一带，垦荒经营的黑旗军。

黑旗军在刘永福的带领下，采取了与越南官府合作的态度，帮助越南官府镇压了扬言要夺取越南天下的李扬才武装，镇压盘踞在红河以南十洲地区的黄崇英黄旗军武装，然后黑旗军取而代之，成为了越南北圻地区，最强大的农民军武装力量，甚至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就是越南軍队也无法跟他正面交锋。

由于黑旗军采取了跟越南政府合作的态度，越南政府则允许他们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合法居留，并许可黑旗军在保胜一带设卡收税。

黑旗军有了稳定的生活之后，士兵、军官都纷纷回家将老婆孩子接到越南生活，成为了盘踞在越南北方的半独立武装移民。

而且黑旗军在红河流域立足后，许多同乡都来投奔他，“钦州防城一带的穷人自己筹路费背包袱千里跋涉到越南去找刘永福”，而刘永福为了扩大实力，不但收留这些人，还资助他们开垦土地，这些人只知刘永福，不知越南官府，平时耕种，战时为兵，相当于成了刘永福手下屯垦的屯兵。

以这些为了保护自己土地而愿意跟任何人死战的穷苦农民为臂助，刘永福的黑旗军成了抗击法军的最大武装力量。

今年四月多，法国殖民地海军司令李维业率法军四百余人进犯河内城西怀德府的纸桥，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纸桥西侧关帝庙设伏，经三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法军约二百人，李维业丧命，法军大败。

刘永福因战功卓著被越南政府提升为三宣正提督，也成了法军的眼中钉，虽然越南小朝廷向法国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但是越南地方势力并不服从，越南北圻总督就极为支持黑旗军抗法。

法国则不断向红河流域增兵，为了避免提前跟大明交恶，他们在红河以北保持了克制，而在河南等地步步推进，挤压黑旗军的生存空间。黑旗军虽然依靠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层层阻击，但是依然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不断后退，且伤亡惨重。

可法军要想在山连山的山区地带，彻底剿灭黑旗军这种武装力量也不容易，而且当地可不止一只黑旗军，根据情报现实，活跃在越北地区的天地会武装一共有153股，当然多数都是小股武装，盘踞在山区谷地，但也有能跟黑旗军抗衡的武装力量，比如黄崇英死后继承了他余部的叶成林，依然掌握着从保胜到河内一带十洲地区的实际权力。

所以法国人的“扫荡”没有几年时间，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为拖延法军的战术之一，大明开始跟这些天地会武装沟通，暗中送给了他们大量的军事装备，让他们可以对法国人造成更大的威胁，进一步延缓法国向红河上游进兵的步伐。

11月底，越南朝堂上突然再次传来变故，年仅三十八岁的协和帝阮福升突然暴毙，传闻被阮文祥勾结三宫的学妃将其毒杀。协和帝死后，他的侄子，年仅十五岁的建福帝阮福昊继位。

由于这次朝政变故，据说法国人很不高兴，因为协和帝是亲法的。阮文祥毒死了协和帝也就得罪了法国人，因此越南朝堂上开始出现了抗法的声音。一大批对法国不断蚕食越南感到愤怒的官员，暗中促动抗法运动。

这一年来，不但外交局势不稳，民间经济也波动颇大，经济高涨期间，大明资本大肆扩张，生丝业的资本额比过去扩张了一倍，使用整齐动力的缫丝工厂达到了五千家，茶厂扩张了百分之五十，生产了800多万担茶叶，用来出口的就有500多万担。

结果经济危机袭来，上千家缫丝工厂顷刻间倒闭，茶叶生产下降了三成，显然大明第一次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剩工业危机，在这两个最成熟的产业中爆发了。

政府努力救助，但无济于事，波及面太广，政府财政困难，而且要全力对抗金融秩序崩溃的危机，只能接受了这些经营不善的工厂的倒闭申请。

不过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棉纺织业甚至还逆市增长，继续扩大投资生产和销售额，铁路打开的中国内陆市场的力量不断涌现。

尽管内地经济落后，还以手工工业为主，但当连贵州这种不产棉花的地方，都开始出现手工织布作坊的时候，意味着大明机器棉纱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不过此时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反而经济最困难，大明国内好歹还有一个央行在稳定金融秩序，满清的金融秩序几乎要完全崩溃了。

不过满清也没建立过什么完善的金融秩序，而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采用的还是古典的银本位制，任何人都有权力铸造银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银号铸造马蹄银，有的铸造船型银锭，有的铸造银条，不一而足。

纸币也有，外资银行的纸币在各个口岸大肆流通，但最大的纸钞性质的货币，还是钱庄发行的庄票。

可是猛然从农业社会进入了一个世界资本体系中，钱庄这种中国内部诞生出来的金融机构，还没有经受过现代资本风波的洗礼，因此还没有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资本积累也不够，大多钱庄资本金只有区区几万两，就敢做几十、上百万两的贷款，经常搞一些风险大的投机贸易。

资本金小，放贷过多，风险太大，势必造成钱庄信用低下，因此他们的庄票的信用，也就竞争不过洋人的纸币，承载不起北方货币的责任，所以大多数钱庄都是依附于洋人银行发展的。

而在这些外资银行中，实力最大的其实是大明的资本，汇丰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还控制着其他几家洋人银行，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金融体系，可是汇丰银行也不具备北方中央银行的地位，因为汇丰作为一家善于控制风险，又以盈利为最大目的的银行，根本就不愿意替整个市场承担风险，遇到金融不稳定的时候，汇丰是第一个抽离资金的。

所以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上海金融市场就处于一种崩溃状态，会在缺乏整顿的情况下，持续萧条很长时间。

朱敬伦打算整顿上海的金融秩序，他不但不将这次经济危机，看作是一场灾难，反而看作是一次天赐良机。

如果谁这时候能出手整顿了上海经济，那么谁今后就必然执上海金融之牛耳，犹如摩根银行一次一次挽救美国金融秩序，所以一步一步走上了美国央行的位置，美国没有央行，摩根就是央行。

承担朱敬伦整顿上海金融秩序的，正是刚刚恢复营业不久的广府银行，广府银行金库中存有的大笔现金，就成了金融危机期间朱敬伦纵横开阖的利器。

如果能成功整顿了上海秩序，广府银行不但能够在上海打下牢固的基础，取得一个开门红，而且将一举奠定上海央行的地位，上海的央行，也就相当于满清的央行。

广府银行的第一个行动很快就展开了，那就是拯救上海本地金融业中最接地气，最活跃也最脆弱的行业：钱庄。

上海的钱庄业，从年初开始就接受了金融危机的暴风雨洗礼，年初的时候，上海还有七十八家钱庄，到现在只剩了十家。

金融危机犹如自然界的瘟疫，带来的未必都是死亡，带来的还有健康，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犹如老弱病残的生物死亡，会将生存空间留给那些更健康的同类。

现在上海的钱庄已经倒闭了百分之八十七，可以说该倒闭的都已经倒闭了，剩下那些撑过寒冬后，就该迎来一个温暖的春天，一个发展的良机。

如果谁倒在春天前夜的冬夜，那就太过悲催了。

朱敬伦认为，金融危机的威力已经得到释放，还存在下来的钱庄，已经是实力最雄厚，最健康的钱庄了。只要稍微扶一把，他们就能撑过这个寒冬。目前钱庄业的危机，恐怕更多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恐慌所致，所有人都在紧缩银根，不敢把钱存在钱庄中。只要恢复信心，上海钱庄业的危机级能度过去。

为上海市场注入信心，朱敬伦选择救助当地最大的钱庄，即将倒闭的阜康钱庄！

阜康钱庄是上海最大的钱庄，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的资产，受累于胡雪岩投机生丝赔了上百万两银子，导致资金链紧张，已经开始被储户挤兑。

阜康钱庄在上海、汉口等各大口岸开始了二十多家分号，实力雄厚，经济危机之前，能够调动的资金高达两千多万两，要救助这样的钱庄巨鳄，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但朱敬伦就是决定从这家钱庄救起。

除了他对胡雪岩这种资本巨头的欣赏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朱敬伦认为，救助阜康钱庄，其实才是成本最小的，他的这种观点，让负责担实施救助行动的广府银行大掌柜伍守业颇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