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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大明总计发行了三笔外债，总共三亿英镑。

第一次是战前以铁路公司名义的借款，第二次是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第三次是战争爆发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发行的债券。

其中第一笔的利率高达六厘，而第二笔的利率近一步提高到了七厘，可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利率反而跌倒了四厘五，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明軍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让大明债券升值，大明国家信用提高，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大明的财政状况不断改善，战争期间，大明财政收入一度高达两亿大明两，折合8535万英镑，同期英国财政收入不过1.3亿英镑，大明财政收入高达英国的六成以上。

看似惊人，但赫德却认为大明政府的征税能力和税收水平还是太低，以大明超过一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生丝和茶叶出口国，并且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产业的水平，财政收入竟然比不上英国，赫德认为很不合常理。

这不是赫德有意夸大其词，这是历史事实，因为作为被英国疯狂压榨的印度，其财政收入都有英国本土收入的一半，大明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大国，竟然还比不上印度，显然大明政府的征税能力还太差，连西方一些二流国家的征税能力都比不上。

一个先进的税收制度，能够带来的税收征收能力，是传统社会的文人无法想像的。

历史上，甲午战争时，满清的财政收入是8867万两白银，日本财政收入7585万两白银，小小的日本，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在征税能力上，竟然能与庞大的满清相当，而满清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恰好是赫德主持的最完善的机构海关，每年能为清政府带去的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比日本还小的暹罗，建立了完善的财政收入之后，到1909年的时候，财政收入竟然能达到48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入的39%，人均纳税是满清国民的17.3倍，暹罗尽管富庶，暹罗人的生产水平也不可能比满清高十七倍，因为那时候的暹罗依然是一个农业国。

如果说暹罗穷刮民脂的话，事实证明，当时暹罗百姓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前往暹罗谋生，这说明在现代财政制度之下，政府提高了征税能力，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并没有将老百姓的生计逼到破产，可满清以低税率文明，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上来，结果是满清的国民不断的破产，满清的低税率显然没有让老百姓受益。

真相就是，中国传统的征税制度落后，尽管政府官方名义的税率很低，可事实上老百姓缴纳的税收远高于官方税率，多余的部分全都被貪官污吏给侵吞了，享受政府低税率带来好处的，不过是一群蛀虫。

如果大明的人均税率，能够达到暹罗的水平，以大明目前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历史上满清财政收入的四倍，满清的财政收入以八千万两计算的话，大明就应该收到两亿两。

但大明的工业水平，显然要高于暹罗，因此征税能力应该比暹罗更强才对，所以赫德认为大明的征税能力还有待加强。

可是朱敬伦真的不敢任由赫德进行欧洲化的改革了。

因为赫德要大力度的触动中国社会的根基：地主的土地。

赫德强烈建议应该对土地征税，因为任何国家土地税都是最重要的税种之一，英国是如此，英国在殖民地的制度也是如此。

一战之前，印度的财政收入达到了10亿卢比，相当于1亿英镑，其中土地税是3.21亿卢比，主要是英国投资者缴纳的公司税和所得税只有0.29亿卢比，关税1.13亿卢比，消费税1.33亿卢比，盐税0.52亿卢比。

尽管英国在印度执行的税率，确实照顾了英国白人利益，但土地税远远超过其他税种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压榨印度的结果，因为这一年英国的土地税也很高，该年英国本土财政收入1.98亿英镑，其中关税0.33亿英镑，消费税0.4亿英镑，而土地税、财产税和所得税加起来达到0.5亿英镑，土地税为主的收入税达到了四分之一的税收收入。

可是之前，大明却一直都没有对土地征税，滥觞于当年朱敬伦为了安抚地方，不断的免除税赋，久而久之商税收上来后，就彻底放弃了重新对土地征税的做法，这是巨大的税收损失。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进行了彻底的土地税改革，让土地变成彻底的私产，允许交易，按照地价征税，结果让明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到了最大的一笔工业化资金，明治政府时代，日本农民攻陷的财政收入长期超过政府收入的一半。

就算跟印度比例相当，大明对农村土地的免税，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税收。

可是当赫德要求对土地征税的时候，直接就惊动了朱敬伦，不是他有心保护地主利益，而是他知道动农民的地，那相当于动宗法社会的根基，遇到的反弹将比任何一次反弹更大，不修铁路和办教育更大。

事实上，中国社会在清末，土地兼并远没有宋代时期严重，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超过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农，小地主的手里。

中国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强大，因此这种土地分散的情况更严重，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资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源自于明朝时候推行的分家制度。

中国汉代之前的财产继承制度，基本上也是嫡长子继承制，跟西方一样，能够尽可能的将财富传承下去，汉初，汉文帝采纳名臣晁错的建议，在诸侯中推行推恩令，要求诸侯将封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儿子，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分散诸侯国的国土，削弱诸侯国的国力。

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中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就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就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上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東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就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就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比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就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中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所以暂时裹脚税收上来的还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缴纳五两银子，去年才征收到了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女人裹脚的何止百万。

另外赫德还加征所得税，但遇到了裹脚税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登基困难，大明百姓还没有习惯将收入存进银行，很多人更习惯持有现金，结果就是无从统计百姓的收入，对上亿人口进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资源又太大，让百姓主动申报，傻子才会报。只要有一个人偷逃这种税收，其他人就会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态下拒绝缴纳，一旦人多了，就又会形成法不责众的心态，更没人肯交了，因此这项在英国最重要的税收项目，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土地是作为资产高度流动的，买卖土地跟买卖棉花一样，只是生意，而土地在中国则带有浓厚的精神意义，土地往往无法跟金钱完全挂上等号，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想买的地。

农业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没有商业社会那么高，在商业社会不讲诚信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讲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而农业社会对诚信的要求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所以对于那些统计困难的税收，基本上很难推行，因为老百姓肯定是能偷逃就偷逃，没人愿意多交税。

但赫德的目标是，将大明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英国同等级别，因此他还必须继续推行各种税收试验，寻找到最合适中国人的税收制度。

这时候他的目光盯在了高度增长的工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