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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

然而为什么王巨对沈括很看重，一是此人确实有学问，这个学问不仅是书写《梦溪笔谈》，包括农田水利上，因为他的学问，也颇有建树。而且此人赋有心机，他一生命运转折点不是两面派，相反的两面派让他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败就败在了永乐城，那一战太惨了。

科学上需要沈括推广，政治上也需要这样有心机的人做战友……当然，王巨写信给沈括时，还是很注意的，不然弄不好就成了第二个大苏。

大科学家下去，非同凡响的，他先是去河东盘查，不仅是黄嵬山一路，辽国人所争的一共有四处，一是黄嵬山，向南挖了三十多里。二是蔚州秦王台、古长城地段，向南争了七里。三是武州瓦窑坞地段，向南争了十里以上。四是长连城地段，也向南争了一部分，绵延到了黄嵬山。然后将原来宋朝疆域地图，与现在辽国所争的疆界线绘制成图，递给赵顼。

辽国人争是没有道理的，这幅地图就是证据。

然后与辽使六次谈判，辽国只好舍去黄嵬山，而请天池。

其实王巨在京城也说过这件事，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然而黄嵬山这一段不能让。

但王安石忽然又用韩缜代替了沈括谈判。

并且王安石在地图上以黄嵬山画了一道线，对韩缜说了一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当然得到了黄嵬山，辽国开心万分。

因此后人为此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王安石没有卖地七百里。单论长度或纵深是没有七百里。

然而这七百里是指方圆七百里，几大片确实方圆在五百里到七百里之间。

又有人说这次谈判一直拖到了熙宁十年才正式定落下来。那时王安石已经彻底贬相了。与王安石无关。但实事是王安石做出这个让步。事态已经无法收回，除非开战。不错，韩琦与文彦博、富弼、张方平这些大佬奏章言语中，也等于逼迫赵顼同意契丹的请求，卖地求和，不过他们闪烁其辞，并没有明说。因此只能说是王安石卖了这七百里地。

还有人说辽国得到了这七百里，后来就和平了。不错不错。

但为什么黄廉叹息一句：“分水画境，失中国险矣。”

真相是这一卖，在北宋灭亡各种因素中，它最少占据了一成到二成的功劳……

王巨看到这里感到讶然。

不当继续发生这个故事的。

一是因为自己的承诺，章惇调拨了三百万战备储粮，专门运到边境，甚至为此还出台了一些政令，如何减少运输成本。边境依然有许多饥民，但不会象史上那么恐慌了。

二是因为自己的推荐，章楶与刘昌祚、苗授皆调到河北。甚至赵顼将张玉也调到河北。

夏初到来，船队返回。又带回一批粮食，当然不会象去年那么多了，不足一百万石粮食，大部分运到杭州，交给官府了，官府如何处理，王巨不干涉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运到密州，再雇用那种平底吃水浅的海船，运向河北前线，交给章楶。有了这批粮食，就能征得大量边军。

章楶在政务上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在军事上，谁也不可小视。

所以现在的河北情况比史上要好得多。

况且韩缜去与辽国洽谈时，也接近秋收到来，灾害情况已经渐渐舒缓。

为什么王安石居然继续苟和了？

王巨看着信，有点发呆，让他发呆的原因就是那个黄嵬山。

黄嵬山在辽国人手中没有发挥用途，不过在另一个国家手中，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金人第一次南下，西路军攻克朔州后，仅是六七天便拿下代州，再六七天，中山投降，两天后包围太原。不过在太原城下受阻，两国讲和后，完颜宗望率兵返回。

第二年又来，完颜宗翰自云州出兵，仅是几天便攻破文水，半个月后拿下太原，完颜宗望则从河北发兵，于井陉大败种师中的宋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北宋灭亡。

然而雁门关呢？西陉寨呢？

怎么这些重关险寨一起消失了？

其实没有消失，而是辽国得到了黄嵬山北部地区，宋朝已经无法构置一道完整的防线，由是金人自这里，顺利南下。所以这一让，河东路再也不是一道铁壁了。

所以为什么辽国拼命地争这一段，傻瓜才不争。

不过王巨只是发呆，这个时候他是不敢说话的。

去年年底进京述职，王巨畅开讲了海外对宋朝的贡献。既然公开了，王巨也派人暗中着手做进一步的安排。先是让人宣传，鼓励饥民前去泉州，今年是不可能在密州让他们登船了，离京城近，国家重心所在，不能做得太过份。

因此让这些饥民以就食逃荒的名义向南方流动，然后暗中又假借了一些空户，一路做善事，供给衣食，不然几千里路走下来，还不知得死多少人。

到了泉州后，就可以一把头将这些饥民迁徙走。

然而王巨还疏忽了这次旱灾带来的危害，汉人故土观念重，那个想离开家园，如果平时，以这种手段，恐怕弄不走一万百姓。可是现在都没办法活下去了，听说有了活路，无数饥民涌向南方。

一度逼迫着王巨不得不用高价从各个粮商手中购得一些粮食，否则预备的粮食都严重不足。

其实朝廷也关注了这件事，然而统计了一下各州县的户数，虽然南流的百姓数量多，分摊到各州各县，依然有限，更没有因此疏解灾害的压力。

又有一些人暗中做了调查，南逃的百姓多是赤贫户，其中还有一些隐户，不是活不下去的百姓。那个愿意南逃。这可是好几千里路。况且到了泉州后，还要继续迁徙到海外。

以及其他原因，虽关注了，但没有太反对。

看到百姓数量太多了，王巨立即派人于泉州杭州与广州三处，打造一百艘海船。只能这么多了，否则时间有限，打出来的船只质量会不合格。

这让王巨手下几个门客感到很肉痛。在内地打造船只，整整贵了近四倍！

不过王巨也无所谓，权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况且这些船只的打造，也会为三州府带来许多商税。看到钱了，大臣们也就不吭声了。

另外又准备了活动夹舱，这些都是货船，非是客船，而且在海上，想建造一艘有三四层船楼的客船航行。那个风险无疑会更高。其实这个活动夹艘，便是在船舱中间做一层坚固的夹板。船舱还是以前各密封舱，不过从中间一隔为二，这样就会多装载一些百姓。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象后来西方人贩运奴隶一样，将人一起关在船艘里面，不顾其死活，那么一艘六七百吨的海船又能装载一千多人。王巨能这么做么？

然而涌向南方的百姓越来越多，特别是王巨做了一件事，导致了更多的百姓向南方流动，那就是带铜回来。

朝廷终于派使者来过问。

但王巨种种做法也比较及时，第一三司还指望着王巨规劝海商们将余下的两百多万石粮食弥补上。

第二便是铜与铁。

特别是铜，宋太宗时官府给的官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这时达到一百五十文，到了元佑时是两百文，北宋末年是两百五十文。

其实北宋时铜产量也一直在激增着，但一直缺乏铜。主要原因就是铸钱，钱币外流严重，加上本身庞大的经济，导致铜币不足。其二便是虽然赤贫户在增加，可也有许多百姓收入同样在增加，需要各种器皿，包括铜器。然而因为官府禁止百姓买卖铜，于是导致铜器高昂不下。一些胆大的百姓销铜币制器，往往十两铜铸器后能售得一贯价钱。

宋制是十六两制度，十两只有三百几十克，一个铜钱重达三到五克，不过里面含着不少的铅或锡，大约销一个铜钱能得一克多铜，也就是销掉近三百个铜钱，治器后便可以换得一贯钱。一贯钱是七百多文，整整是一倍多的利差。

不过这是毛利，还有手工的成本……

但就包括手工成本，毛利也是十分惊人的，所以朝廷屡禁不止。

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许多百姓将铜钱收藏在家中，不能产生流通。

于是铜产量激增，包括使用了火药开采技术，这个铜价还没有降下来。倒是铁价格渐渐稳定了，不然铁价也在缓慢上升中。

因此宋朝一直缺铜。

船队这次就带回来大半船铜锭，不是捐给朝廷，而是海外移民所得的薪酬与收入，然后用铜计算，由船队带回，再用官价交给各市舶司所在的邮驿，这是官价，实际民间价格不止的。特别是王安石放开了铜民间禁买卖后，铜价每斤是在两百五十文以上，有些地区能高达三百多文。原因很简单，销币为器，得先将币重新提炼，再铸器，现在得到了铜，等于省了一道繁琐的手续。因此比铜币还要贵……

总之，这是一种畸形的货币政策。

另外再由邮驿折价，以铜币或布帛形式交给移民在内陆各地亲人手中，邮驿又得到了一大笔手续费。大半船铜锭，近八十万宋斤，等于变相地又替朝廷带来了十几万贯收入。不过这昂贵的“邮费”，让王巨越来越肉痛……

然而站在朝廷角度看，这些都是良心海商哪，朝廷好意思掣肘么？

但就是这次“寄款回国”，导致更多的百姓盲目地向南方流动。

数量太多了，朝廷便过问了一下，也只是过问一下，好处太多了，虽然有些人认为王巨这么干不对，但他们也不知道当不当反对。

王巨便答道，男女老少合在一起，计达十九万五千余人。实际上呢，是近三十万百姓。而且王巨又派人去浙东数州，江南西路暗中放出风声，说泉州那有急需要各色佃农工匠，待遇高，用此动援他们涌向泉州。

海外人口需要量太大了，仅靠泉州附近数州军的贫困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所有赤贫户抽走了，各个大地主大和尚们怨气会更大，当这个怨气累积到一定地步，即便王巨恩威并用也不行了，所以也要做一些退让。因此王巨便派人煽动这些百姓一起涌过来，涌得多了，问题也多了，即便迁走，大家反而举手赞成了。

不过朝堂上不是没有聪明人，所以这时，王巨明知道不大好，也只好闷声发大财了。朝堂上的事，由着这些大佬们勾心斗角吧。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到说话算话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