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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相呢？

就是为了银行司，赵顼也不可能真的容许王巨这么做。

其实当天王巨承诺了赵顼两件事，谢景温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两三个用来立威的大臣，明年冬天就会全部调回来，未必调到京城，但会调到其他地区。

再说，后年就要开战了，让谢景温呆在保安军能干什么？

至于安焘、梁焘与王岩叟三人，后年春天也从彼岸用船带回来，但明年不行，明年银行司还没有完全安定，而且时间短了，这三个家伙说不定还会变本加利。

如果梁王二人因为受不了当地的天气生了病，则立即用船转移到丰市或者更东边的林市、花市。但有一条，只能越转越远，不能往回转移，否则这三个家伙还改不了性子。

并且到此为止了，过了，就不及了。王巨还从一些渠道得知，为此，高滔滔大怒，找到赵顼，母子俩争执了好一会儿。

不过也足够了，整个朝野内外，鸦雀无声，噤若寒蝉。

而且另一件事也要做了……

皇苑里种着一分地的土豆。

实际在船上时，王巨就看到土豆严重腐烂了，船上潮湿气太大了，即便搁了生石灰吸纳水汽都不行，毕竟它们不是从彼岸带过来的，而是从彼岸的彼岸带过来的，滞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许多时间是装在船上的。其实不仅是土豆，彼岸带过来的一些腌肉制品也是如此，因此为了防止腐败，有时将肉往盐卤里热渍，然后晒成或者烤成皮条一般的坚硬，这才往内陆运输。

但这些土豆腐烂了，却不能在船上种植。因此快到密州港时，王巨索性让水手往上面浇水，催其发芽，这样。就等于缩短了移载后的生长时间。否则等它快要成熟时，冬天就来了，那还收获什么？难不成要替它盖大棚么？

正是这个措施，虽然错过了时季。不过也避过了冬天降临。

皇苑这一分田只是一个样板，代表着皇帝重视农业与粮食了。

其他的大头是在开封府与附近的相关州县的官田里，派专人管理、施肥、锄草，十分慎重，现在不能将它们当成食物。而是要当成宝贵的种籽。

到了收获时季，王巨说它们高产，倒底会不会高产，马上就揭晓了。

赵顼传几十名重臣去了皇苑，然后让几名太监与近卫将土豆一一挖上来，甚至怕漏挖了，挖得很深。

但大家都能理解。

古代粮食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唐朝，连清廉的宰相主食还是黄豆。

宋朝引进占城稻，粮食问题得以进一步缓解。但就是这样，茭白还是作为六粮之一的存在，所以一些恶霸为了多种茭，故意将河堤堀开，让良田变成池泽，以此来种茭谋利。然而想一想，如果不吃饭，天天吃茭白，那会是什么样的日子。

太监继续，土豆挖上来了。得将泥土弄干净，这样才能称出它真正的重量。

好一会儿，太监才取来大秤，称其重量。

一百零七斤重。

王巨蹙了蹙眉头。不说是土豆亩产能达万斤的吗？

他还真误会了，实际在天朝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土豆的亩产只有一两千斤，后来的什么就不说了，连水稻都能达到亩产千斤以上了，就不要说土豆。

因此王巨产生了误会。难道是因为时季错过了，或者不适应，或者自己记忆中的种植方法不对？

他在胡思乱想呢，然而几十名重臣一起讶然。

这个面积是没有问题的，赵顼没有必要靠做假来褒扬王巨，只能说皇苑里的土地更加肥沃，然而如果不错过季节呢，是否产量更高，最少亩产七八百斤有的吧。

想一想北方亩产有多少，两季下来，不过两石多点。

这错过种植时季的土豆，仅是一季产量就能保持在十石，最少七八石以上，得能养活多少百姓哪？

听着大家的讶然声，王巨苦笑了一下，这是土豆，如果是红薯，产量出来，这些人准得吓得都不相信了。

他挥了挥手。

赵顼身边的太监会意，产量出来了，但它得怎么吃。

王巨提供了几套食谱，做粮食的，做菜肴的。

这几名太监将土豆抬下去开始做膳食了。

对于这玩意怎么吃，大家也感到好奇，于是一起来到宴殿，等的时间并不长，它非是难以煮熟的事物。有主食，有菜肴。不过在这里王巨也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食物的关系，无论土豆或红薯放在中国，是无法做主食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含质白质太低了。这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人是以荤腥为主食的，那么搭配土豆，就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但它们是可以做为副食的，也可以做为牲畜的饲料，虽然不是中国人理想的主食，可在饿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比吃观音土强吧。想一想李自成起义时，如果陕西普及了这些杂粮，李自成有没有起义的土壤？

放在御膳房里烹饪，那自然美味了。

老王吃完后叹息道：“不当吃啊，来年它们可以变出多少土豆。咦，王子安，为何叫土豆，不叫土瓜。”

敢情在他印象中，豆类就是黄豆绿豆碗豆，两者外形上区别太大了。

王巨含糊地说：“是彼岸海商取的名字，但只是一个名字，没那么重要。”

那就土豆吧。

大家吃完了，这是大功劳，王巨也正好说另一件事了，他站起来道：“陛下，诸公，我前段时间去了三司，让三司查看了所有与石炭相关的税收与直接收入，发现其净收入都不足两百万贯。”

蔡确问：“有什么不对吗？”

这是两百万贯，新贯，不少了。

“蔡公，你知道如今大宋一年得消耗多少石炭。”

蔡确摇了摇头。

王巨说道：“我估计最少在六千万石，多可能达到一亿石。”

“有这么多？”

“蔡公，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宋朝户数直逼一千八百万户了，这只是户册上的户数，实际户数可能还得增加一两百万户。这些虽是隐户匿户与生蛮，然而他们同样是大宋的百姓，同样在生产或消耗。

随着石炭开采量的增加，各方面都在使用石炭了。特别是王巨在庆州的举措。如今正式蔓延到全国，包括蜂窝煤与壁炉。壁炉只有北方百姓在用，没钱的人家，则就着石炭，搭一个暖坑。这是取暖作用的。

还有做饭的功能。农村人无所谓了，烧各种庄稼的秸杆，城市百姓原来也烧秸杆，同时搭配着木炭，或者木柴，所以宋朝两税中有一项单位，束，也就是草，不仅是喂马的，还有用来做饭之功用。

然而现在渐渐被蜂窝煤取代。并且这项产业养活了不少人。

它使用的范围就太广大了，不但北方城坊户，南方城坊户也普遍地使用石炭做饭。

这是无烟煤的，至于烟煤使用同样广泛，各种冶炼，就连一些陶瓷器作坊，也开始使用了石炭。不提这个工业用煤吧，就是这个民用用煤，宋朝那么多人口，一年得消耗多少石炭？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也能看出来。现在的石炭产地主要还是在北方，特别使用了火药后，随着开采技术提高，一石出坑价格已经下降到不足二百五十文。如果运输条件落后，则一石只有两百文，当然，到了百姓手中还维持在三百五十文左右。然而南方却不止了，象是泉州与广州入港价就接近了三百五十文。

实际这个价格真有些坑人，但没办法。这时代只要沾到笨重二字，一个运输成本就是惊人的数字。

正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彼岸每年也运许多石炭过来，主要就是广州，次之泉州，原先一年只有几十万石，现在每年专门运输石炭的船只达到了六十艘以上，重量达到了近一百五十万石。

因此王巨这个估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有了这个数据，就有了下面的问题。王巨继续说道：“陛下，臣以最少的数量计算，如果这些石炭全部由私人经营，朝廷只负责二分抽解，朝廷会得到多少收益？再加上商税呢？”

有可能后人对宋朝的矿税不清楚，宋朝坊矿分为国营与私营两种，国营的就不计算了，私营的则要交纳课解，原来因为课解混乱，往往能课五分以上。

王巨提议了坊场河渡制，王安石进一步地改良。最后将私人的课解确定为二八分制，也就是出产十石石炭，朝廷课解二石，余下八分归私营矿主所得。彼岸的坑矿制度也是如此，课解后，才根据课解后数量征收商税。但坊场河渡制时，在王巨提议下，朝廷将一些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或利润不高的坑矿同样承包出去，并且坑矿的承包年数时间最长。

这个亏损不一定是人为的，人为的是经营不善，或者官吏贪墨，非人为的则是矿脉已经枯竭，挖不到矿了，那来的盈利？

然而石炭不同，它不是混乱在岩石里的金属矿藏，以现在的技术甄别十分困难。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经营石炭不会存在技术性亏损。

所以现在有许多官办的炭坑，当然，直接插手经营了，它的利润肯定比这个二分抽解要多得多。

因此王巨用了这个比喻，就按少的算，没有官办的炭坊，全部是私人办的，只有二分抽解，六千万石石炭价值一千五百万贯，二分课解所得就会是三百万贯。

再就是商税，一州之内是百分之五商税，一路之内是百分之七商税，全国之内是百分之九商税，打算百分之七，一百万贯。

也就是朝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也不需要苛薄任何匠户，只要认真的执行商税，再派几名官吏查看各坑矿的产量，就能纯得四百万贯钱。这是按六千万石计算的，如果按一亿石计算，则达到六百多万贯。

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吓一跳。

大家一起沉默。

赵顼问：“是指商税。”

“不仅是商税，各坑矿管理与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了。但商税确实到了必须相齐的时候！”

“来了，”大家心中想到。

王巨又说道：“陛下，臣再说这个石炭，虽然看上去。朝廷每年直接或间接获利两百万贯了。但实际呢，陛下，容臣带一个人进来。”

说着，他在边上侍卫耳边说了几句。

侍卫出去，好一会儿带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

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出自王巨手中，也不奇怪。

老乞丐吓坏了，直哆嗦，王巨道：“孙翁翁，官家爱民如子，诸公同样爱民如子，你不用害怕。对官家说一说，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官家，陛下，草民原来是一个卖炭翁。”

“为什么现在乞讨？”王巨问。

“陛下。现在木炭卖不动了，草民只有一个老伴，没有子女，无以为生，只好乞讨度日。”

也不是木炭卖不动了，而是石炭的冲击，木炭远不及原来畅销了，而且价格也比原来便宜。想一想，将木材烤成木炭多麻烦啦，还要用车子拉到城中。慢慢地叫卖。因此原来许多靠木炭谋生的百姓，不得不改做他行。这是有门路的，没有门路的，生活立即变得困难。

但不能说石炭取代木炭不好。虽然木炭产业萎缩，可是石炭产业同样养活了很多人。

“这是大势所趋，但不代表着朝廷就坐视着这些百姓不管，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管，甚至都不能弄清楚，究竟是那些人真正受到了损失。那么怎么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开始说正事了，王巨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大交放在老乞丐手中，对侍卫说道：“将他送出宫吧。”

赵顼于心不忍，在后面补了一句：“林都知，去拿一百贯交子，赐于这个李翁翁。”

然而这终不是事儿。

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因此赵顼拧着眉头问：“王卿，象这样的百姓多不多？”

“不少，但陛下也勿用担心，不怕出问题，就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或者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却没有魄力去解决。所以臣刻意将李翁翁请来，只是想说一件事，想要用之于民，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税赋与财政体制，而不是只顾着这点收入，却看不到各个胥吏的贪婪，将各个坊场坑矿的大部分利润装在自己腰包里，或者对穷人征税，富人征少许税马上就象天塌了一般。如果国家不及时矫正这一点，相信不用多久，国家自下往上一起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后就象杜子美所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发展到一定地步，不是冻死骨了，而是一大群连人肉都吃的黄巢！”

“只有公平合理的征税，国家财政情况才能良好，才能有钱帛资助穷困，设立各个养老慈善院，解决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问题，才能轻徭薄敛，减轻木炭产业对部分百姓的伤害……”

“那么如何还之于民，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全国的差役，衙前差役数量几乎达到了近五十万之巨，即便这样，有许多州县因为贫困，不敢雇募太多的差役，不得不强迫百姓应差。这么庞大的差役数量，国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几十万旧贯，或者再做一个比喻，差役的数量相当于官员的二十倍，总支出却只有官员的近五分之一，整整悬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这个正常吗？”

尽管这些差役里有许多是短役，但人均只摊到十来贯，是何其之少！

蔡确问了一句：“彼岸差役薪酬多少？”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应差，每一个丁壮每年不低于二十天的差役，但不得超过一个月差役。并且这些差役只对本村镇负责，比如兴修当地的学堂道路水利，若是周边有许多土著者，必须加修村墙，派人轮流值戍。余下的劳作则不能动用这个差役额，那就得雇募差役了，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贯之间。长差在三十到五十贯之间，短差分成轻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然而彼岸物价相对于大宋，比较低廉。”

就是低廉了，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

但那边有一个应差，等于无形中减少了募差的数量。可是这个应差只对本村镇负责，由村长镇长率领，村长镇长为了连任，不得不取悦于民，所以对这些应差会十分慎重。

因此它虽好，放在宋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王巨又说了一句：“并且两边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员胥吏差役的薪酬悬殊不大。”

就象王巨所说的，宋朝每年为了官员得支付近三千万贯的薪酬，但不是每一个官员薪酬都很高的，普通的知县与主薄，一年薪酬与种种福利加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到五百贯，做为官员，多少得养一两个家奴门客的什么，再加上应酬，这点收入就比较吃紧了。然而做为高级官员，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吓人。一个文彦博就能养活两千个差役。

“当然，我不是指降低官员的薪酬，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征税后，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这样他们才有动力替国家做事。否则就是雇募了，因为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利用手中的职权，违法乱纪了。别以为他们只是胥吏与差役，实际普通百姓与官府打交道，不是与官员打交道，而就是与这些人在打交道。”

“一个国家，想要变得越来越好，有三类人一定要注意，第一是各个教授先生，他们不仅传授学子知识，学子在童年少年时一半人生观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各个先生都是道德人士，这些学子长大成人后，大多数德操不会太差。如果各个先生只顾收礼贪财，这些学子长大后，就会对金钱十分重视，甚至不惜贪赃枉法。第二类则是各类大夫医生，先生是半个父母，医者同样要抱有父母心，如果医者不顾病人死活，只顾敛财，百姓则会将这个失望转换为对国家的失望上。第三类就是各州县的衙役与胥吏，他们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

“王卿说得有理，不过王卿意欲何？”赵顼问。

“改良免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