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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晨辉看了看愁眉不展的老爸，就笑道：“爸，这事情你纠结也没有用，羽湖还要好一些，毕竟这里经济还算是发达，财政收入也比较可观，还能够做到财政收支大致平衡，换了其它很多地方，甚至连干部的工资都发不起呢。**事实上，这个时候，朱老板恐怕比你更纠结。”

颜晨辉所说的朱老板，就是中政局常委，七巨头之一的现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此时全面主持全国经济工作。

颜晨辉说朱老板此时比颜克勤更纠结可不是说着玩的，事实上，此时朱老板的确纠结无比。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甚至被人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就在即将到来的今年七月，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朱老板对与会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到不了二000年就会垮台！”

尤其是今年经济过热，通胀率走高。就在这一段时间，中央派了十三个部长到二十六省市调查研究。部长们回来后写成的文件十三条，十三个部长一人写一条，拿到国-务-院讨论，朱老板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他开玩笑说十三条不吉利，要加几条，后来形成了十六条——执政党中央六号文件，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不但如此，朱老板还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带领相关部门的官员先后走了十三个省。面对面的算账。每次行程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战。事后朱老板曾半开玩笑的说，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五斤肉。

事实上，朱老板此时的行动，都是在为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做准备。这个税制改革，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利的，因为有一大块肉将会被中央财政割去。为了得到各省市的同意。朱老板是费尽了心力。朱老板认为，在推进重大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因为这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进行不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它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基的，对中国来说，它是经济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础。

对于朱老板。颜晨辉是非常敬佩的，虽然他的一些政策被后人所诟病，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颜晨辉最敬佩的还是朱老板的人格魅力和个人操守。

实际上对于分税制改革这件事情，从其结果来看。中央财政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可以应付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了，中央政府有了钱，可以统筹办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现在的分税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

不得不说，从颜晨辉的角度来看，即将从一九九四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更像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这里面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是税收的分享比例，事权却没有界定清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而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行政管理体制，又导致上一层级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很多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大量的学术文章都在讨论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问题。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搞了很多非规范的收费项目，搞了所谓的全民创收，结果带来了大量的**和政企不分问题，后来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出口。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住房信贷，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这时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个现金流，就是土地可以卖钱了。

最先是三山、琴岛等搞的城市运营计划，以及明珠浦东的两岸一江规划，此后迅速被全国复制，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到了后世，甚至出现了房地产成为各地政府最大的支柱性产业的情况，占到全年gdp一半甚至是更多。这种结果，导致了很多非常严峻的问题，甚至是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事实证明，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使很多人在将来不得不重新回头来审视当年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名字好听，大家原来以为是财政分权了，与国外接轨了，实际结果是财政集权。当时的目标也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国家税务局和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就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府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能力在增强。

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府收税，中央政府不独立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府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由于十年大动乱时期的影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经糜烂了。大动乱结束之后，中央想要恢复权威，依然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地方大员的身份地位，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层尊重的。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财权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过活，依赖性太强。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尽管每隔几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额度，根据情况不断地上调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数，但还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还敛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强，越做越有钱，就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当时的诸侯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诸侯经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经济。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诸侯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御用经济专家们提供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扩权逐利的内在冲动，主要还是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机制缺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假设两者都是恶的，然后考虑国内所需要的政府权力制衡规则。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是认为如果让地方政府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解体。

事实上不能这么看，如果真的导致解体的话，那是军事上出问题，中央政府只要能养得住和控制住军队，能够掌握地方政府大员的升迁任免权，地方政府搞解体，是不可能的。

国内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体制，政府高层显然对中央掌控能力的减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