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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就说最后这次改革吧……”，能挤入在座的行列多不是简单人物，郑朗先行放出两监股契，又放出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又说了这么多，不会为均输法，均输法虽有争执，但这两年来争执还少吗，因此接下来的改革必会更麻烦，富弼感到担心，皱眉说道，刻意将最后二字咬得极重。再不能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郑行知，你那点人气马上就散了，会与韩琦一样，成为千夫所指！

“共四条先是陕西一耕二封……”，郑朗道。

针对陕西供给而去的。

物资到达陕西运费太高昂了，先到达三门，转上陆地，再从三门峡上游搬上小船，运向渭水，然后再经过六七百里，甚至近千里的旱路，一小车一小车将物资运到前线。

不仅是粮食，还有武器盔甲帐蓬等等，兵士的衣被鞋袜，生活用具，酒水，药材，马匹吃的杂粮，鸡子，草料。随军的商人，家属，军妓，为运输服务的民夫，他们皆需要供给，粮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庆历战争结束后，逐一裁军，裁得越多，随行的相关成员就越少，供给会随之减少，又有了一个三白渠，除了遇到干旱之年，否则陕西至少在粮食这一块上能勉强持平。仅此一项，就节约了大量费用。

可随着李谅诈再度用兵，韩琦为了防御，居然备战兵四十五万，二十多万禁军，十几万乡兵，十万蕃兵，还不算陕西的义勇，壮丁，弓箭手以及厢兵。费用于是再度急剧膨胀，兵士越多，带来的相关人员也越多，所需物资又需要更多的民夫搬运形成恶劣循环。这成了治平财政黑窟窿之一。郑朗赴任后，逐一裁减，可是面对凶残的梁氏，他也不得不保留了几十万军队。

现在陕西依然成为宋朝财政沉重负担之一。

因此有了这个一耕二封政策。

耕非是耕而是水利。

朝廷分两年拨出一千万缗钱帛，让程师孟去陕西，寻找一些易于修堰的地方引河水修建一些水库。不直接于河段上建堰，泥沙太多了，而是引水，通过蓄沙池蓄沙，再进入水库，于下游引修河渠。更多的地区得到灌溉即便是旱灾之年也因为这些水库会保证一定的收成。

再与三白渠配套起来即便如今陕西增兵，只要不是灾年，也能勉强将粮食持平。

这是开垦，开垦了必会破坏本来很薄弱的水土，因此二是封，封山！

强行封山是行不通的，也有办法，将一些百姓分布很少的山区百姓迁移出来在这些山坡上广植棘刺，这些棘刺生命力强，生长起来很快几年后就能将所有山道堵塞上。那么不管是什么人，想进入这些山区砍伐木材，都不会成功。用此来保护水土。

原来若是郑朗说，大家会忽信忽疑。

陕西已经在执行类似的保护环境措施，一些荒山渐渐绿了起来，上有树木，下有苜蓿，在一些人烟比较少的地区，因为水土得到保护，河水浑浊现象逐步减轻。

郑朗此次做法更极端，索性用棘刺将一些价值不大的山区一起封死成无人区。

这一条争议不大，就是钱，赵拆迟疑道：“一千万非是小数字，若是以前倒不存在问题，眼下财政吃紧，又为安抚民心，仅是偿付利息，一年就得几百万缗。是否迟些执行？”

“阅道，欠负巨大，非是一年两年可以偿还的，今年银行监利润腾出来，国家会出现盈余，可以拨一部分款子出来。梁氏野心勃勃，西北估计不能平静了，早一点执行，暂时是支出，以后会逐年产生大量节约，而且也造福了陕西百姓。自建国以来，唐朝关中开发成熟，陕西条件是好的。然随着西北战事打响后，陕西百姓承担着大量兵役劳役，其他诸路大踏步地发展，唯有陕西停驻不前，也要适度地给予一些善政，利于他们修生养息。”

赵忭不能作声了。

总的说，这一条不但在都堂上，就是执行后，都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议。

但郑朗实施它还有一个用意，乃是为了下面一条，榷茶。

国家经营，效率低下，贪污与浪费严重，早晚收益会随之下降。不过榷茶之利破坏最严重的，还是钞法。

当初执行时赵匡义是好心。

西北用兵，运费惊人，若动用国家力量运输，因为效率与贪污，成本会变得很高。若真正购买，不用多，一斗出价三百文，相信商人自己就会有办法将粮食运到陕西前线，而且还是上等的粮食。但那样的话，必扰乱整个陕西粮食价格，让百姓民不聊生，首先生活在城市里的百姓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于是赵匡义想出一条变通之法，先是发行茶钞，后是盐钞，让商人通过换钞，将粮食运到前线。军粮与民粮区别开来，既保证了兵士用粮，又没有扰乱民间粮价。

起初是好的，但有能力做到的，只有那些豪强大户，渐渐茶钞与盐钞被豪强把持。被他们把持会有什么后果？有后台啊，肆无忌惮，甚至运的是不能吃的霉变陈了不知多少年的粮食，或者往粮食里掺沙土，掺土罢了，还能淘洗掉，掺了沙子怎么办？谁有本事一粒粒地择干净？甚至有的商人就地在陕西购粮，连运费都节省了，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沙土，当成钞粮，送到军营里。而且也波及到陕西民用粮价，使百姓苦不堪言。

榷茶很有可能产生的两千多万缗利润，渐渐被豪强全部把持，兵士食用粮还有一半以上生生糟蹋，不能吃倒掉。现在还造成一个十分尴尬的难题，朝廷自己运粮，不用说，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浪费贪污严重，又必会加重百姓力役之苦。若购买粮食，更加扰乱陕西粮价。知道这个弊端，没有人敢作声，郑朗也不能作声，因为没有好办法解决它。

这次的大修水库，能化解一部分粮食所带来的困扰，但想粮食彻底解决，只有一条，平灭西夏，彻底减少驻军，再出台一些政策，让西北自给自足，那么无论什么茶钞，或者盐钞，都不需要。

朝廷之所以对茶法改来改去，不是前线将士的抱怨声，而且豪强们越做越过份，国家为了榷茶，不知动用多少官吏，最后结果一年仅盈利几十万缗，实际将杂费与官吏薪酬扣下来，已经严重亏本。一个榷茶，损害了多少茶农与中小茶贩的利益，想一想李顺与王小波为什么起义就知道了。这是何苦来哉？

于是自刘娥时折腾，一直折腾到赵祯晚年，才实施了通商法。韩琦通商法茶政为三条，第一条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以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八千有奇(有偶乃多，有奇乃是不足)，谓之租钱。

所谓的租钱就是当初宋朝鼓励茶农种茶，给了一些本钱支援，然后进行茶政专营。也就是名义上茶园也有朝廷的一份子，实际这是变相地加税。茶农也必须交纳两税的，在两税之外再交纳这三十几万租钱。

但不算太苛刻，全国那么多茶园子，即便八成以上大商人的茶园逃税漏租，余下的两成茶农压力也不会太大。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成了反对者的理由，朝廷制度是不加赋于民，以前是给钱给茶农，现在却变相加赋于茶农。以前惩罚的是走私茶贩，如今惩罚的却有可能是交不起税的良民。这都是狡辨的说法。

虽交了税，只要朝廷不胡来，将这租钱摊于不到一成的茶农身上，实际也不算重租，相反的，若是茶农能种出好茶叶，必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再说走私茶贩不好，原来那些大商人就是好人？

为什么一直有反对声音，乃是因为这一通商法执行后，巨大的利润空间，渐渐被所有大中小茶商获得，豪强想垄断是不可能了。这才是多次茶政改革多次因反对声音失败的原因。

第二条是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茶叶也赚钱，朝廷可以让各路官员参与进去，从商人手中抢一笔利润充塞国库。

第三条罢十三场，六榷货务，裁减官吏，减少开支。只对腊茶禁榷如旧，籴茶肆行天下。

总之，大约就是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荼者，官府再征算商税，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法。

改革了，不是很彻底，郑朗索性进行彻底的通商法。

对所谓的租钱郑朗没有动，但将租钱征收任务划到地方，而非是三司下属官吏去一一征收，造成不必要的人力成本。

第二条杜绝，朝廷出本钱给诸路，出了，而且籴茶岁量巨大，然而官商勾结，下苛茶农，强行他们出低价销售给官府，然后与大商人朕手起来，高价抬卖。朝廷呢，出了本钱，一直未得利，相反的，因为籴茶过程中一个买一个卖，依然存在着大量昂贵的人力成本。这一条没有了，直接让商人与茶农交易。

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发运司递交原因，向条倒司申请，条倒司与三司使协商，才能由发运司偶尔地进行籴茶，平衡茶价。

但就是这一废，会产生很大的反对声音，各种籴茶，朝廷未得利，实际得了利，下面各路官吏与巨贾，从中得到大量利润，虽不及钞法行茶之巨，利润也不小。

只要前面一执行，后面会掀起盖天的反对舆论。

对第三条进行完善，废掉所有相关茶的场，货务，以及禁榷茶种，包括腊茶在内，一起实施通商法。

为什么保留部分茶种禁榷，也是因为陕西需要钞粮，故郑朗准备花一千万缗钱，让程师孟下去主修水利。第一程师孟乃是良吏，不会苛民，不会贪墨，第二程师孟对水利精通。最少可以自北洛水开始，一直到关中，增加五万顷左右的耕地，增加几百万石粮食，与茶钞粮相抵。

也就是茶叶这一块，所有官吏，豪强，大商人，别想再使什么歪门斜道了、。

但实施下去，国家官吏会进一步瘦身，三司也会少了许多事务，吏轻政轻。下面还有，让宋朝冗官冗政，来个大减压。

听完了，大家一个个沉默不言，若不是刚才郑朗说了那个三道，很有可能此时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了。幸好韩琦强势的先行改革，否则此时更麻烦。

第三条，针对矾专营的。

总共五大专营，盐酒专营所获颇丰，郑朗不敢动。香专营实际朝廷很有可能仅得其中的四五分之一，甚至不足。不过因其贵重，所用官吏少，人力成本不高，获利也还是十分可观，一年能为朝廷带来两三百缗利润，郑朗没有动。矾专营不同。

矾专营自唐朝开始实施，但唐朝与宋朝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力成本，第二个就是买钞制度造成大户的垄断，对朝廷利益的侵夺。

矾产地有河东河北淮南江东两浙江南西路等地，虽不及茶叶零散，也很零散，想专营必须派出大量官吏经营，人力成本比唐朝高昂，这还不算，还有买钞制与买扑制度，豪强大户一步步侵袭。造成利润下降。低的时候一年仅得几万缗，高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几万缗，正常在十五万缗到二十万缗。也就是说除了使那些豪强们越来越富外，朝廷几乎每年抛去人力成本外，全部在亏损。不但如此，有一项专营，必须分心去管理，冗了政，还使各个矾匠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三条便是让矾实施通商法，若出现垄断高价现象，让发运司通报，于江东矾场采购，平衡矾价。

实执通商法对朝廷有百利无一害，不专营了，就可以征商税，商税不会象茶叶那么巨大，但能征几万是几万，总比亏本，又不得民心要好得多。同时减少官吏，简化政务。关健，关健是得益的豪们怎么办？

这是第三条，还有第四条，是从王安石坊场河渡钱演变过来的。

宋朝有许多坊场，实际皆是可以盈利的，然而因为小吏贪苛，中饱私囊，没有向朝廷交多少钱，相反的，上污朝廷收入，下苛低层的差役衙前，以至衙前破产逃亡，公私困敝。

因此王安石拿出自唐朝出现的实封投状制，也就是于闹市处招榜，限两月召人承买，民愿自买，听自立价，然后投入匦中，两个月后用钥匙打开铜匦，视其价高者得之。

实际就是承包制，郑朗很早就运用了，不过不是郑朗的灵感，后世太多太多，但在这时代还是比较超前。也就是朝廷仍保留着这些坊场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让给承包者。

后又扩大到了酒务。不是所有地方酒务效益皆是良好的，若是效益不大，再加上官吏贪墨，这些酒务就会出现亏损情况，但实际若经营得当，这些酒务利润仍然很可观。王安石久在地方，又用心观察，看到这一点。后来又对一些收益不大好的酒务实行实封投状法，将酒务的生产权、经营权与销售权通过拍卖的方式，拍卖给百姓经营。朝廷节约大量官吏，又安全地得到一笔钱帛，而且不要分心过问这些酒务与坊场的收益情况。

最后又扩大到了河渡，因为河渡每年需要大量渡夫，或者厢兵，担任来往客渡摆渡的船夫，还要管理船舶损耗维修，实际在这一块，朝廷仍然亏本经营。于是王安石将全国坊场河渡两万六千多处全部放开，拍卖给民间经营。熙宁九年得三百八十多万贯石匹道两，支一百七十余万贯石匹道两，净收入两百一十几万。八年后无丰七年，全国坊场河渡收入六百余万，支出一百七十四万，净收入近四百三十万。若将以前的亏损计算上，一进一出之即，能达到七八百万之巨。

最主要的实施后，简化了政事。

郑朗一一做了采纳，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坑矿。各个坑矿也有类似的情况，实施了三七分制，但执行不是这样执行的，工匠说我只采了一百斤铜，小吏说你漏报，不止，是三百斤。工匠破产了，就是实施了三七分轻敛制度，工匠们也不得不逃亡，于是坑矿报废，实际这些坑矿仍然有开采价值。因此将诸多坑矿也甄别出来，一些效率不好的，或者因小吏苛剥导致匠户逃亡的，一一进行拍卖。

买户交了钱后，以后小吏们，你们也不要来过问了，俺采：万斤，你们只能乖乖地看着眼馋。

这一条没有前两条争议大，但会让一些小吏减少贪墨机会，多少导致一些怨言。

三条变法实施下去，最少裁减五百名以士的正式官员，四五千名小吏，近八万名衙前差役，十几万户匠户役户脱离苦海。朝廷不但政务轻松，甩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包袱，还得从亏损当中解脱出来，每年至少得到五百万贯的收益。若包括坑矿，一进一出，那不是五百万，一千万也有可能。二十几万户百姓人家从娄役力役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重新投入到生产当中，也是一项仁政。

但是……

富弼道：“行知，四项变革用心良苦，是谓善政，可你有没有想过，朝廷所得甚小，麻烦却很大。”

赵顼与郑朗对视了一眼，这也成了高滔滔与郑朗争辨最多的地方。

里外有可能会产生干万之数，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估计是进出相差一千万，实际执行下去，天知道呢，有可能是五百万，有可能是两百万。可造成的后果却极其严重。非是官员，官员权当今年不补缺了。第一是小吏，最难裁的不是差役与衙前，而是有点实权的小吏，裁一次吵一次。若是后三法全部执行，会裁去大批的小吏。但还不是困难的地方。主要一是茶，二是矾，彻底实施了通商法，让多少大户豪强人家受到损害？

若实施下去，再加上前两次改革的打底，朝野内外，必会吵得天翻地覆。

岂止是麻烦却很大，而是一个大麻烦，天大的麻烦。

赵顼深深地呼吸，才开始郑朗提出来后，赵顼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以为是善政，还夸奖了几句。直到母亲与郑朗产生争执后，听他们在辨论，赵顼才醒悟过来。

一个太后，一个宰相，两人的辨论，生动地给赵顼上了一堂教育课，终于他才明白，原来做事是这各难的。

郑朗讲了四法，富弼也说了会很麻烦，那么下面就看诸位士大夫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