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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点头道：“正是如此！蒙古人虽然在藏传佛教熏染之下已经失去了往日彪悍勇武的血性，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浩瀚无垠的草原戈壁上，可以将蒙古人善于骑射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对步兵和后勤威胁巨大。而且据情报称，沙俄陆军部在半年前曾命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马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分裂集团；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数百名以加强领事馆防卫的名义开往库伦，帮助外蒙训练军队，估计现在已经可以勉强出战了。

“本来对于我们来说，在国会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派兵远征可以极大地博取民众的好感，争取选民的选票。但是我军现有两个旅在入藏途中，又有两师一旅在湖北境内，还有一个旅驻扎在山西大同，对川陕两省造成的后勤压力极大，兵力也略显支绌。现在川陕两省守备兵力很多都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从未经历战阵，如果抽调两个师北上，不仅难有胜算，也容易造成防卫空虚。再者，若是袁项城调遣我们湖北或山西的驻军北上，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答应他，北洋军会乘虚而入抢占地盘；不答应他，他又会大造舆论败坏大人声誉。

“最关键的还是派兵可能导致的后患。外蒙就是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即便我们荡平叛乱，也很难在那里长期驻军。外蒙谋乱由来已久，现在又有沙俄明里暗里的支持。我军一旦撤回，叛乱很可能会死灰复燃。而且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如果他们骑兵分股南下侵扰。将是我们心腹大患！”

孙元起长叹一口气：“袁项城只怕也希望我能主动出头吧？说到底，袁项城还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内心里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国，决不希望外立。不过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沙俄是个庞然大物，不是眼下中国所能招惹的，所以极力主张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但他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反而让沙俄、外蒙觉得柔弱可欺，越发骄纵狂妄起来。故而他希望我能主动请缨，给他们一个教训。

“如你所说，如果我们出兵有好几个优势。首先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毋庸担心我们取道北洋军的地盘，而且补给线相对较短。其次我们粮饷相对充裕，枪械相对完备。不会向他狮子大开口。第三我们是地方势力。即便真和沙俄火拼起来，他作为中央政府也有转圜的余地。当然，他期盼的最好结果是我们和外蒙打得两败俱伤，然后他可以从中渔利。”

“大人，那我们该如何处理此事？”杨永泰问道。

孙元起沉吟道：“袁项城希望我们能主动跳出来，我们自然不能坠入他彀中，让他称心如意。不过现在是竞选的关键时刻，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不妨以新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支持袁大总统和国务院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宗旨，早日解决外蒙问题；并表示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将积极编练民军。一旦事情决裂，便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出军北伐。”

杨永泰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大人，我们是真的要编练民军，还是虚张声势敷衍袁项城？”

孙元起道：“当然是真的！外蒙王公妄图独立之心可谓由来已久，如今背后又有沙俄作祟，恐怕通过和谈手段难以轻了，纵使他们一时半会儿偃旗息鼓，终究还是会闹腾起来的，我们必须尽早做好武力平叛的准备。一旦事情不可为，无论袁项城如何，我们都必须出兵。”

作为穿越者，孙元起自然知道外蒙最终还是独立了出去，成为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不知道从唇齿相依到分道扬镳，期间经历了多少是非曲直，但孙元起还是希望中国版图能够维持眼下的秋海棠叶形状，而不是被列强啃啮成雄鸡模样。如果机会恰当，甚至不排除阴老毛子一下的可能。

杨永泰犹豫片刻后说道：“大人，上次我们贸然进军西藏，已经惹得英国政府大为不快，为此调遣驻印英军武装护送土登嘉措自噶伦堡启程返藏，遇上没准儿就要一场恶战。好在川陕各省与英国并无接壤之处，西藏虽然与印度毗连，中间又有崇山峻岭阻隔，倒也不虞英国用强。如今大人又准备出兵外蒙。

“外蒙虽较西藏略微丰阜，但也乏善可陈，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悲，而且外蒙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的吃相可不像英国那般虽然垂涎欲滴却偏要装出绅士模样，他们素来简单粗暴崇尚杀戮，惹恼他们恐非西北之福。以中华一隅之地而交恶世界两大强国，只怕有些——”

“只怕有些不智？”孙元起叹了口气之后才接着说道，“其实如果有可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我也不愿意和英俄两国交恶，但这可能么？这两个国家早先都只有鼻屎大小，就是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不断鲸吞蚕食才变成今天这样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在他们眼中，中国就好比是傻子手里的元宝，理应由他们代为保管，我们中国人不应该也无权拒绝他们的好意。

“对于这种强盗行径，温良恭俭让是没用的，和平谈判只能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最好的办法还是鼓起勇气硬起心肠，狠狠地敲断他们伸进来的贼爪子，让他们不敢再伸手。现在西藏、外蒙虽然闹腾得厉害，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