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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暴”最初的创意，是孙纲从白里安那位漂亮的女儿身上得来的。

这个金发美人很孝顺，自母亲去世后她就一直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耳濡目染之下，也算半个造船专家了，由于比较喜欢东方文化，法国人的浪漫不羁和东方人的沉稳含蓄在她的身上都有体现，总去白里安那里拜访的北洋船政大臣夫妇现在和他们父女俩已经很熟了。

和这个叫丽妮的姑娘接触多了才知道她居然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后世穿越来的孙纲对基督教倒并不陌生，在他原来的那个时代，周围的邻居老太太有一大帮人都是基督教徒，他手里还有一本《圣经》是高中的一位“红颜知已”送的，当初为了追她，他老人家可是把这本《新旧约全书》好一顿狂背，差一点就改了宗教信仰，后来她高中毕业远嫁东洋他才又重新“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想不到那时候下的功夫今天居然用在了和金发美人的“沟通”上，让他无限唏嘘感慨之余也有了一丝“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感觉。

自从知道了北洋船政大臣居然和大清国的其他高官不一样，对基督耶稣还颇有研究，可是让金发美人开心了好久，她立刻就动了让孙纲“改信归宗”的念头，在她看来，让一个大清国的高级官员“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来”，其意义远大于正在建造中的战列舰对中国的影响。

可孙纲显然没有这个“思想觉悟”，他本人早已投入到另一个无比温暖的怀抱当中去了，当然，这个怀抱肯定不属于上帝的范畴。如果金发美人知道对北洋船政大臣来说她自己的怀抱比上帝的吸引力要大得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放弃这个让这位大臣信奉基督教的念头。

但是丽妮的“热情”却让孙纲获得了一个灵感。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基督耶稣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与此相类似，在古老的东方，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一生历尽坎坷的伟大教育家，到死也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生前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今后的几千年里被奉若神明，到了大清朝，已经被多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扭曲异化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的牢笼，“儒学”变成了“儒教”，可这个“儒教”，和基督教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

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中华传统文明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可以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发生有利于自身的转变，这要看中国能否因势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19世纪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郑观应，严复在内，都在大力敦促国人利用这一时机，让中国发生有利的变化。

可那些旧的势力，无论吃了多少的亏，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着自己的“教主”孔圣人的牌位去背对着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以“不变应万变”。

对此，李鸿章曾经哀叹，中国“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孙纲想舀着这些早该烂掉的家伙们和他们的陈芝麻烂谷子来开开玩笑了。

当然，他这次学乖了，绝对不会自己出这个头滴。

只是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那天他从丽妮那里回来后，一时兴起，看了一些关于最近的邸报和北洋军情处弄来的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和现况，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法国金发美人一心想让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实基督教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唐朝的时候中国就有了，当时好象叫景教（他是从电视里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于传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层，象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崇祯皇帝也信过一阵子）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名的中国教徒，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变得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仅仅是信仰上的冲突，问题倒还不大，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闻不问，孙纲也知道，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个民族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孙纲在起点看书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异世穿越和仙侠神话题材的书中，甚至可以说n教合一了，照样看得很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活动已经有些变味儿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时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这帮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和同样毁在基督教向外传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渗透进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西方传教士们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西方传教士们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国教民的“考核标准”，但这样一来，麻烦由此产生。

那些被吸引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人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贫困的穷苦百姓进入教会倒也还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缓解了中国的社会危机），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本来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比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就很说明问题了。

由于这帮人起的作用极坏（感觉和后世的“汉奸”差不多），加之双方本来的相互了解就不多，民间和教会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而不断升级，遂演变成一系列的“教案”，由于西方传教士是受外国在华势力保护的，外国领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复杂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则是这一时期民教问题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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