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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从法国学，之后法国人也需要向美国人学习民主。而向法国人介绍美国民主的，是这个叫作托克维尔的旅美法国青年。法国有托克维尔，中国有托克维尔吗？
托克维尔不应该是一个人名，而应该是一种象征。他象征着：无论多么伟大的国家和民族，都有需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极大必要性。或者更加精确地：无论一个民族自身拥有一种多么伟大的传统，它依然可以在这个传统上从其他民族学到能够丰富更新这个传统的精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和统治的人们，一旦被减轻了压力，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的忍受着苦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废除苦难时，他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苦难减轻的时候，人们对苦难的感觉却更加敏锐了……”
“……革命之后，似乎只有人民从他们所有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他们即使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
“……革命家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他们从此成为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
在托克维尔生前，他的著作只法文本便出过十三版，逝世后出到十七版，尚有两种全集本。之后，共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十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而且有些国家不止一个译本和不止出版一次，英国和美国就有六十多个英文版本。
日本在明治14—15年（188—188年），肥冢龙曾以《自由原论》的书名，由英译本转译上卷出版。至于中文的译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有香港今日世界社秦修明等人转译出版，但这个译本并非全译，删去了全部注释。
所以，在陈文强口中翻译过来的文字，听到邹容耳中，从他的笔下汩汩流淌，给他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是那种由表及里的透彻，醍醐灌般的领悟。
托克维尔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列举收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暴力血腥运动不断，更给了邹容不的震撼。
“这个，我到底不是专业的翻译人才，谬误在所难免。”陈文强放下书，自嘲道：“但其中的大意应该是不会错的。窃以为在国难深重的现在，激发出革命的热情是相对容易的，但象托克维尔这样，能够进行冷静思考，并且有着透彻的洞察力的理论家，却几乎没有。比如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虽然把皇帝送上了断头台，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并以独裁收场，几乎就是一场悲剧。”
邹容想了想，道：“既是革命，岂有不流血而成功者？我一向有志学谭君，宁牺牲，亦以退缩为耻，大丈夫岂无勇于担当的气概？”
陈文强摇头，道：“你这是迂腐，无谓死于满清屠刀之下，便是大丈夫气概？引颈受戮，只有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人才会如此。你自觉有罪，还是觉得该受审判？”
“革命无罪。”邹容很干脆地答道。
“这不就完了。”陈文强一摊双手，道：“留有用之身，才能行大有为之事。怎么这个道理就那么难懂吗？动不动就羞于退避，动不动就担当气概，那国内的革命党是不是都要在脑门上写上字，国外的是不是都回来投案自首？牺牲在所难免，可总要有价值吧！你脑子要是转过弯儿了，那就按我的办，《革命军》只署笔名，发表印行传播，都由我安排。”
邹容想了想，无奈地头，道：“那好吧，就按陈大哥的意思办。”
“把书先收起来，我口述，你用日文帮我写封书信。”陈文强见邹容被服了，便岔开了话题。
药品研究出来了，可在验证上遇到了困难。而有可能改变困境的是梅毒的病原体——密螺旋体被发现了。与此同时，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又找到了用梅毒螺旋体感染兔子的方法。
希望由此产生，只要秦佐八郎能够应聘，或者帮忙验证这十几个衍生物是否有效，新药也就能从中挑选出来了。
当然，陈文强也有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如果是那样，他就要走最后一步，以人试药。按照当时的情况，别是中国，就是世界上也没有专门的对于临床试验的法律规范。所以，以免费治病的名义，是能够找到试验者的。
起来很残酷，也不人道，但在新医药的推出时却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在后世，有了“医学研究只有在受试人群能够从研究的结果中受益时才能进行”的规定，很多临床试验也并不尊重，甚至侵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更有隐瞒药物风险性、解释不清或只达成口头知情同意等事情。每年在临床试验新药的过程中或之后，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更是上以千计。
对于得了绝症，或是病得要死的人，有一线希望也不想放过。对于药物的毒副作用的考虑，十有**会放到次要位置。治好了就捡着，治不好认命。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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