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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就是财富，就是敲门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恭敬尊重的资本。

如果没有味精，没有塑料，没有新药，就没有陈文强的声名鹊起。如果只是踏实发展，那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不会有闻人富豪愿意投资合作。

而陈文强在重生前虽然不是什么高端的科学家，但他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重生后的离奇转变，更使他的化学专业绽放异彩，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其实，这也与当时的科学水平、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很多新兴产业刚刚起步，很多科研工作者也不是知识渊博的天才，但就是能通过勤奋，或者幸运女神的眷顾，而一举成名。

而陈文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给他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有众多的好助手，有大量的资金扶持，再结合他所知道的却还不为世人所知的理论，兴许能成为一代科学界的泰斗也未可知。

即便是只在旁指点方向，指导关键，陈文强取得的成就便已经令人惊叹。而之所以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自然是跟他的性格禀性有关，不甘于那种单调枯躁的工作。

但他不喜欢，却有很多人甘之如殆，埋头于研究、实验，苦干实干，成就了陈文强的国际声∏，誉，也造福了全人类。

梅毒特效药——砷凡纳明已经使陈文强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知，现在，异烟肼的问世，则将把陈文强推上又一个高峰，成为世界顶尖的医药学专家。

结核在中国被俗称为“痨病”，而它和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它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人们称之为白色瘟疫。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人类对付结核病依然没有什么有效手段。

在西方国家，大半个世纪里医生们通常让病人们呆在疗养院里通过休息和呼吸新鲜空气来治疗。如果这种疗法没有效果的话，医生们就只有采用萎陷疗法（用人工气胸、人工气腹等方法，使肺的有病变的部分萎缩，减少活动而逐渐愈合。也叫压缩疗法）。

而作为结核病的特效药之一，由异烟酸与水合肼缩合而得的异烟肼，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药物。但关键是没人发现，而发现了也没有意识到它的药用价值，使其被遗忘和埋没了四十多年。

历史在这个时空因为陈文强的存在而发生了改变，异烟肼提前四十余年问世，使人类在和肺结核病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终于有了有力的武器！

法兰克福实验室制取的异烟酸，强卓实验室制取的水合肼，经过缩合反应变成了白色的结晶粉末。随即，这种白色粉末被送到同济医院生物细菌实验室，当证明异烟肼有极强的抗结核菌的活性后，实验人员和宝隆便急不可待地向外界乐观地宣布了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

也不怪实验人员和宝隆如此没有耐心，作为法兰克福、强卓两个实验室合作的第一个成果，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并且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抗击结核的特效药，怎么能不令人兴奋异常？

通过电报，强卓实验室与法兰克福实验室共享了异烟肼的制取方法，并且几乎是同时开始了临床试验。

“这将是人类在与肺结核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胜利，因此，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即可消灭肺结核……”

“……现在预言关闭结核病医院还为时太早，但新药的效果应该是勿庸置疑的，它将挽救千万人的生命，也将载入医学史册……”

“天才还是幸运，我们已经完全无法用正常思维来进行判断，只能称其为东方的奇才……”

“这是中德两国精英人物合作的结果，这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光明的前景，广阔的合作领域，将是值得期待的……”

陈文强放下了报纸，有数张还是从香港转送过来的。临床试验已经近月，效果是勿庸置疑的，但媒体上的宣传越来越出乎他的意料。德国为何这么大力宣扬，为何将其提高到了如此高度？

不对，这有问题。陈文强读过很多资料，特别是大力与德国商人企业开始合作后，他特别注意了德国政府的政治态度。就当时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是“黄祸论”的坚定支持者，并一改老首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正积极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

由此分析，德国表现出热情，这其中自然会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应该是涉及到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出于德国自身的考虑吧？

嗯，肯定是这样的原因。陈文强有了些想法，也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惊喜有些自作多情了。这不过是大国的政治游戏，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可另会错了意，自招讥笑。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经崛起，西方帝国主义者们对于庞大的中国龙是否将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带领下奋身而起是十分担心的。再从德国自身的利害关系来看，最为忧虑的便是受到法俄两国的东西夹攻。

而沙俄在1880年的《柏林条约》后向巴尔干半岛方向扩张受挫，便将扩张方向转向了远东，沙俄与日本两国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开始了激烈的争夺。德国巴不得沙俄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所以一再宣扬所谓的黄祸，希望把沙俄的力量拖在远东。

现在的沙俄和日本正处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也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而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

德国突然暗示与中国的合作的热情，其用意是什么呢？在陈文强看来，这是黄祸论的升级和调整，有把中国从黄祸论中摘除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黄祸论可能会专指日本而言。

显然，在日俄的矛盾已经十分激化的情况下，德国方面认为黄祸论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打击面太广的弊端也日渐显露。

在庚子事变前，德国已经逐步确立了其在华销售军火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克虏伯火炮，更是为清廷所青睐。为了巩固市场，德方在清廷内部积极建立人脉，并与清朝历任驻德公使关系融洽，以保持军火销售渠道的畅通。

而且，德国在清政府心目中确立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其军火销售。在占领胶州湾以前，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武力侵略中国，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取得了一些条约特权。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法国施行军事封锁，但德国仍然继续向清政府出售军火。甲午战后，德国还与俄、法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就给清政府造成一种假象，以为德国是对大清王朝“最友善的西方国家”。当时很多华人也对德国抱有希望，这为其销售军火提供了便利。

但义和团事件后，德国所营造的便利条件几乎全部化为乌有，军火贸易一落千丈。而英日同盟使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受到压制；黄祸论的宣扬，使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落千丈；还有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提交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言明：“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这使德国政府开始考虑是否能扶持满清来对抗英日两家。

同时，卖给中国武器等也是必要的，如果因此而使中国能拖住日本和英国在亚洲兵力。让英日同盟在和中国的对抗中流光血液，德国便能更方便地在欧洲收拾残局。

所以，德国作出这样的姿态，其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象其他列强国家高规格接待清政府的军舰采购团队一样，不是瞧得起，也不是什么真实的尊重，而是想捞取利润，并且伺机扶植代理人，借以打击对手。

这样详细地分析之后，陈文强虽然觉得不能够太过乐观，但能否从中获取利益，也是值得尝试的选择。当时的中国，必然要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拉此遏彼，才能够在夹缝中寻找到一条兴盛的发展道路。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就要使德国觉得扶植复兴会比扶植满清更有利可图。说白了，就是要有被利用的价值，虽然不好听，但却是事实。

而满清的腐朽无能是列强心知肚明的，对于其的灭亡也有或长或远的估计。这也就有了日本默许或纵容暴力革命党；美国则通过文化渗透和侵略，来培育亲美的政治精英。目的都有一个，培养和扶植在中国的亲近派和代言人，以便在以后的变革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既然如此，德国也就是一个可以选择合作的对象。至少在地缘关系上，德国没有日本那么巨大的威胁。甚至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对于德国作出的让步和牺牲，都有一把收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