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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理想、信仰，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有它们的存在，才激励着无数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殒身而不恤。

但革命道路是不同的，思想理论也各异，要想使更多的人聚集到复兴会的大旗下，就要取得成绩，用实际的胜利来证明自身的正确，用强大的实力来显示革命成功的光明前景。

所以，一方面武装斗争要进行，这是最吸引人心、鼓舞士气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发展、资金的积累，干革命没钱不行，革命者也是要吃饭，要生活的。而且，后一方面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不能是搞够钞票就干，没钱了就散。

修筑粤汉铁路也是类似的情形，陈文强有启动资金只是第一步，而没有持续不断的投入，却只能成为烂尾工程。

依照芦汉铁路每公里三万五千两银子的造价，要修成粤汉铁路便需要至少四千万两银子，甚至更多。这个时候就看出银行的重要性了，如果没有中侨合资银行，陈文强是不敢接手这个巨大工程的。

而中侨合资银行的业务一直是稳健发展的策略，发行钞票的数量也很保守。虽然因为陈文强的交际和运作，以及甬商本身的人脉和影响，钞票已经在上海、江苏、广东等一些沿海、沿江城市进行流通，但一九零五年的发行额却只有五十万。

显然，这个数额与陈文强所希望的差之太远，不能够支撑起修筑铁路的资金供给。因此，借外债不仅势在必行，且是唯一的办法。但银行必须支持陈文强，为其提供启动资金。并在以后充当借外债的担保方。

“张香帅既然答应用官库银子换钞票，在两湖地区建立分行，并且发行五百万的钞票应该是可以的。”

“一千万也未尝不可。如果能使银行发行的钞票在两湖成为官、民认可的流通货币，获得的利益将是巨大的。为此，由总行及各分行调运准备金也在所不惜。”

“风险也要考虑。张香帅能坐镇两湖多久，万一离任。咱们把摊子铺开了，却没有了官方支持，恐怕会有麻烦。”

“货币的信用是靠实力保证的，现在是以钞换银，咱们占了天大的便宜，即便日后张香帅离任，只要不滥发钞票，信用依然保持，受到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完全在可承受之列。而钞票能在两湖大量流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银行业务大规模拓展的良机。”

“江苏、广东，再加上两湖，银行发展到这个程度才叫银行，而不是换个名字的钱庄。文强以一己之力，使银行得到了在广东、两湖拓展业务的机会，又得到了官银换钞票这样的优惠条件。你们还瞻前顾后，真是不可理喻。如果全力支持文强修筑粤汉铁路的决议不能通过。那我将建议宁波股东从银行撤资，相信南洋侨资也会选择文强，这样的资金实力重建一家银行又有何难？”

“是啊，文强在外奔波忙碌，为银行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让大家都发财。现在需要银行的支持。所投资的又是中外瞩目的大工程，若干成了，银行的实力和名声将会与国际银行比肩，这样的好处你们看不到吗？风险，干什么没有见风险？关键是衡量风险与收益孰大孰小。你们觉得有张香帅支持，有官银支撑，这个大工程还不值得投资参与吗？”

…………..

虞洽卿和张榕轩的表态是决定性的，一个代表甬商集团，一个代表南洋侨商，恰恰是中侨合资银行最大的两个支柱。

抛开陈文强在两湖所争取到的优惠，投资铁路虽然数额庞大、收益期较长，但在稳妥上并不比商业差多少。何况陈文强已经与虞洽卿和张榕轩私下商谈过，取得了共识。

虞洽卿不仅觉得此项投资能有收益，银行业务能迅速拓展，更有陈文强所答应的在“会审案”中的大力支持。说到底，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借助此次华夷相争事件，如果能以胜利的结局收场，虞洽卿声望大增，便准备向租界工部局提请增设华人董事，使个人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张榕轩的目的则相对单纯一些，希望能使自己家族所开设的日里银行能把业务或投资从南洋分流转向国内，另外便是出于华侨对祖国的一往情深。

对于中侨银行的决定，陈文强并不意外，他当然还有备用的方案，只是还未谈成，不好泄露。甚至，他也有与张氏兄弟联手，以张之洞所承诺的官银为准备金，重建一家更能如臂使指的银行的想法。

但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虽然一家自己说得算的银行会更方便快捷，但要建立起信用和影响并不是一朝一夕。而他的资金有着或明或暗的很多用途，并不想被银行所占用，也嫌这种收益太少。

“接手粤汉铁路不仅仅要看到眼前的吃亏，还要看到日后的收益，这其中不仅有铁路营运的利润，还有银行业务的扩展，路权所带来的地方矿产、商品的收入。”陈文强在表示了对股东们的感谢后，又分析着给他们鼓劲，“张总督担心路权为洋人所据，但却可以容忍路权为国人所有，这就是能够预期的好处。想想那些列强，一闻筑路要借债，纷纷前来兜揽，便是看到了这一点。再看芦汉铁路，自建成后，营业发达，余利很多，且很稳定，这就是一个乐观的前景嘛，值得我们去做。”

其实，也不怪有些股东犹豫迟疑，甚至是反对。因为，要接手粤汉铁路，就要把广东、湖南、湖北这三省所成立的铁路公司解散或吞并。而这三省铁路公司的路股按本发还自是应有之意，但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亏损呢，陈文强也决定予以偿还。

这就是观念上的差别，眼光长远的差异，胸襟气度的大小。而用自己的钱填补别人亏空的部分股资。显然令人感到不快。但陈文强更看重的大局，为此他认为不能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经济利益。

“而且——”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谨慎地说道：“借着修建粤汉铁路，我还有一个设想，如果成功，中侨合资银行就不仅仅是在国内名列前茅。更可能成为国际性的大银行。请恕我暂时保密，不能透露具体的细节。也希望诸位股东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的眼光。”

“对文强，我是相信的，而且信之不疑。”

“要论纵横捭阖，要论干工商实业，文强在国内可数第一，我对他所说的设想是抱乐观态度的。”

虞洽卿、张榕轩相继表态，其他人见决议已定。也乐得顺风推舟，即便将信将疑，也不肯轻易开罪陈文强。

……………

得到内部盟友的支持，无疑使陈文强增强了接手粤汉铁路建设的信心。而另一个好消息的到来，更让陈文强的设想落到了实处，也彻底解决了修筑粤汉铁路的资金问题。

商办商还，不涉路权，息扣从轻……不仅张之洞所提出的接受外资贷款的条件被德国人全盘接受。连陈文强所附加的条件也在谈判中一并应允，比如取消从铁路收益中分红的“余利制”。只需支付现利，同时也不再以铁路本身作抵押，而以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厘金作担保，并且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

出乎意料吗，有点。陈文强若有所思地看着已是第二次见面的德国驻上海领事柯达士。而柯达士则故作镇静，心中却急切希望陈文强快些签字，以完成这项能使他获得殊荣的工作。

陈文强猜到了借债可能会成功，但却不是很明确地知道德国政府内部对此的反应。

当柯达士将陈文强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授权书和亲笔信，希望在粤汉铁路的修筑上向德国借款。并得到德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后，可谓是大喜若狂，称之为“德国资本在和平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德皇威廉更称之为“突破了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占权的伟大胜利”。

显然，陈文强在与青岛总督会面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促成此事，还意味着中德美联盟的构想充满希望。对此，德国政府立刻训令柯达士，为表示诚挚合作的意向，要尽最大努力达成协议。

陈文强通过探悉而放下心来，拿出钢笔，在协议书上认真地签字。

已经写了两个字，在柯达士情不自禁露出笑容时，陈文强突然停下了笔，想了想，抬头问道：“领事先生，我还有一个建议，虽然不影响这份借款协议的达成，但我想先说出来，看看贵国能否答应。”

“陈先生请讲。”柯达士咽了口唾沫，虽然陈文强说得让他不用太过担心，但他还是希望陈文强把最后一个字写完，或者尽快把什么建议搞定。

银行间合作，或者称之为互相担保，互兑互换。陈文强的建议便是德华银行与中侨银行建立伙伴关系，德华银行对于中侨银行发行的钞票，承认其货币信用并可在德华银行代兑；中侨银行呢，则愿意吸收德华银行资金入股，使其成为中侨银行的股东。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合作，德华银行为中侨银行的货币信用担保，换来的只是入股，而不是控股，虽然在中侨银行中有一名董事，但话语权有限，肯定不会压过其他五名华人董事。

尽管德华银行有着浓厚的政府色彩，但柯达士对此建议也不敢轻易承诺。

“具体的事宜我很期待德华银行能派员来商谈，可这不是达成这份借款协议的必要条件，阁下更不要误解为是横生枝节。”陈文强大度地表示了对柯达士谨慎的理解，在柯达士有些不安的注视下，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柯达士情不自禁地长出了一口气，任务完成了。虽然陈文强在尽量淡化借这笔外债的政府色彩，给借款披上了商业外衣，德国也很配合地虚构出了一个民间财团，但实质是没有改变的。德国资本确实突破了英国在长江领域的垄断，随着粤汉铁路的修筑，在华中地区德国资本将会有更多投资、建厂等输出的机会。

“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中德两国之后更广泛合作的光明前景，我国陛下诚挚地邀请陈先生能去德国访问，您将受到贵宾的礼遇。至于陈先生刚才提到的建议，我会努力促成，以使合作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柯达士珍而重之地将协议收起，与陈文强热情握手，又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谢谢领事先生，我对中德两国的——民间经济合作同样抱有美好的期望，并持乐观的态度。”陈文强同样微笑着善祈善祷，谁又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呢？

二十年贷款期，将来如果中美德三国联盟无法形成，或者利害关系使中国不能站到德国一边，那借着一战而黑掉德国的外债就是陈文强最好的选择。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此，陈文强显然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中华传统的仁义道德不适于处理国际关系，陈文强也会比别人抛弃得更彻底。

而就目前而言，德国借助统一德意志的和平红利、巨额的普法战争赔款（普法战争德国获得50亿法郎赔款，约合14亿两白银，超过中国近代史上全部对外赔款和借款的本息总和）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休养生息之后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初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在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是德国被英国为首的老牌列强的抑制，争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地位便显得困难重重。而20世纪初正是德国的战略机遇期，其发展正处于最好的状态，理性的选择依然是和平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战胜英法财团，使资本进入英国独占的长江流域，德国上下视之为巨大胜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