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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廉忠对枣溪乡的工作很不满意，这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太慢，才成立了一个农业社。()他刚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仍然联系上溪区，他建议县委将陈小春撤职调离，调来了自己欣赏的钱政加。但钱政加当乡长的资历不够，就让他担任副乡长兼乡党支部书记，主持乡政府工作。

钱政加调来枣溪乡担任领导工作，踌躇满志，决心好好干一番事业。他清楚，抓好全乡工作，枣溪村的工作是举足轻重的。只要把枣溪村的工作抓起来了，其它村的工作就迎刃而解了。枣溪乡其它那些山村从来唯枣溪村马首是瞻，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是如此。那时候的乡长实际上只管枣溪村，不太管山上那些小村子。因此那时候村保长没权，乡长有权。解放后村级组织强化了，倒变得村里有权，乡里没权了。

钱政加想改变这种状况，真正行使乡政府的权力。首先，他要通过工作，使乡政府的权力渗透进枣溪村；其次，通过合作化，彻底改变山村面貌，强化山村管理，使党的声音到达全乡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显示政绩，也为了分散村干部的权力，钱政加决定在枣溪村建立高级农业社。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一步到位，显得与众不同，而且高级社规模较大，如果成立几个高级社，乡政府可以直接领导到社，无形中就把村一级架空了。()

可是钱政加刚开展工作，便受到枣溪村干部的强烈抵制。村干部的抵制是因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怕办社影响他们的权力，他们还想不了那么深。程元亮等三人乐得维持现状，只有目前状况不打破，他们才有利益空间。吴富贵是由于他们互助组生产很好，他等于白种了申智鉴等人的田，一旦办社，将会失去这一切，而且他也受不了农业社懒人享福的状况。

唯一支持乡政府工作的村干部是程志林，他对办农业社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钱政加就把程志林视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很快在乡党支部里通过了吸收程志林入党的决定，还破例指定他这个候补党员为党小组开会的召集人。每次村里党小组开会，钱政加都参加并主持会议，这样就无形中撤销了程元亮的组长职务。此后，但凡村里重要工作，都由党小组先开会提出初步方案，再开村委会走个过场。

如何打开局面？钱政加决定拿吴富贵开刀。做了几年工作，使钱政加认识到，做农村工作一定要狠，对付农民要狠。农民只看眼前利益，对他们讲太多的道理是没用的，最好的办法是杀鸡儆猴，让他们产生恐惧心理，弄一个或几个人整治一番，其他人怕惹火烧身，就听话了。

至于整治的办法就多了，有政治批斗，有肉体折磨，有经济压制。在枣溪开展合作化工作，最大的障碍是程元亮，如果治了他，自然就一马平川了。但是程元亮势力太大，动不了他，而且张廉忠很信任他，称他的民主农业社是枣溪乡社会主义的榜样，此时动他是不策略的。吴富贵可以动，老实，上面没人，而且在村里可以产生影响。吴富贵有影响不仅仅因为他是副村长，主要是他农业生产上有一套，他的互助组生产是最好的，特别是那年烂秧，唯独他们互助组丰收了，这使他在村里具有了种田权威的形象，治住了他，可以影响全村。

钱政加想治一治吴富贵，内心还有另外想头。当年他们两人是申智鉴家的台柱，一个料理火腿生意，一个是田头，但钱政加感觉主人更信任吴富贵，因此他心里一直存有一份嫉妒。

钱政加在党小组会上说：枣溪的合作化没有全面开展，是由于地主富农在背后捣乱。我了解吴富贵这个人，他是大地主申智鉴的忠实走狗，现在他仍然跟地主富农搞在一起，因此他在思想本质上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只有扫清这种地主富农的残余势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程志林马上响应：对对，是富贵在捣乱社会主义，他是新的地主富农，要斗争他，分他的财产。

程元亮明白，钱政加虽然在说吴富贵，实际上也有指责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于是呵斥程志林：什么分他财产！富贵是雇农，他是土改后才富起来的，是真正的翻身农民！他不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思想落后，我们只能批判他的思想。

钱政加说：元亮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分吴富贵的财产，我们只能批判他的落后思想。吴富贵想走资本主义的富农思想比较典型，我们必须彻底批倒斗臭这种富农思想，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促使大家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程志林高兴地说：是是是，必须斗臭富农思想，全部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大家富裕！钱乡长，什么时候开斗争会？

钱政加说：我们不叫斗争会，叫走社会主义道路动员会，会上叫吴富贵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