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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底的时候，老蒋就飞到洛阳，召集陕西境内的张学良、杨虎城和晋绥方面的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商讨、部署陕北剿匪和绥远作战事宜。

适逢老蒋生日，一干大员便借为老蒋祝寿之机缓和当下的紧张气氛。但这种所谓的缓和却在随后的会议中荡然无存。

对于晋绥系的阎、徐、傅等人，老蒋是痛陈绥远抗日之利害，威逼利诱一起上，催促阎锡山增兵绥远。甚至老蒋还想绕开阎锡山让傅作义单独行动，但因绥远境内傅部兵力不足而作罢。最终，阎锡山虽然同意增兵，但却不是老蒋希望的先发制人，而是“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应战。

既然晋绥军同意增兵绥远，各路部署方案又筹划完毕，老蒋对于阎锡山心中的小算盘也不好过于追究，只能由他去吧。

相比之下，老蒋对于陕西的张、杨可就没有好脸色了，那可真称得上声色俱厉，严加痛斥。

张、杨所部同中共之间的暗中交往虽然做得隐秘，但架不住参与其事的人多，东北军良莠不齐又被各方渗透得厉害，老蒋也就听到了一些张、杨与中共勾结的传闻，并做了一些布置。不过，下面的人实在办事不力，竟把老蒋的布置生生搞砸了。

在36年春的时候，老蒋就电令派驻西安的特务人员逮捕在西安的中共人员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等人。但因各方面准备需要的，逮捕行动一直拖延到8月29日晚才得以实施。

8月29日晚，特务人员依据老蒋密电名单，先后抓捕了马绍周、关时润、宋黎等人。但在押往国民党陕西党部的途中，押送宋黎的队伍却被杨虎城部的巡逻队给截住。

宋黎是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时常随张学良一同出入，因此，被杨虎城部巡逻队截住后自然就将其给认了出来。事情上报到杨虎城处，杨虎城又赶紧通知张学良。张学良派人将宋黎接后，又以逮捕的名义将刘澜波、孙达生等人给抓了起来，可实际上却是将这些人给保护起来。

要说事情到了这步，张学良该见好就收了，可这位“少帅”不知哪根筋搭了路，竟派人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将该党部给查抄了

8月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29日晚西安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又被称为“艳晚事件”。这次事件也是张、杨联合同老蒋第一次正面对抗，也是后来西安事变的前奏。

一方大员派兵查抄中央派驻地方的党部张、杨想干？要公然造反么？老蒋得知后自然是怒气勃发。不过，当时两广事变尚未结束，人民军又拿下了西北两马，加上各地上报的灾情烦扰，老蒋也腾不出过多精力来针对张、杨，只痛加电责了事。

其实，从艳晚事件和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可以看出，当时南京政府手下的特务机构能力实在不怎样。老蒋在春天就下达的命令，特务们却到秋天才执行，而且连行动方案都没规划好，竟还能和杨虎城部按时巡查的巡逻队给碰上而有了艳晚事件这一前车之鉴，原本历史上西安事变之前，特务们竟依然没有提前向老蒋发出警报，其能力之差可见一斑

到了10月下旬，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人民军虽然进占陇南，可赵振中的公开讲话却表明人民军愿共御外侮，因而，老蒋飞抵洛阳部署作战安排时心中底定不少，对张、杨二人也就没有好颜色。何况，张学良竟劝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更让老蒋对他没有好声气。

实际上，当张学良加入中共的申请被莫斯科在8月15日给中共的指示电中予以否决后，受中共人士鼓动，张学良在9月份暗中成立了政治性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并亲任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一党之中，背着中央另外成立秘密政治组织，张学良此举已触犯了绝大多数政党共同遵奉的禁令。不管是国民党、中共，还是民众党抑或其他政党，都对此种行为严加禁止，并有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从张学良成立这个“抗日同志会”并出任其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不管是原来历史上，还是赵振中等人所处的这个时代，西安事变都是张、杨及部分中共人士有预谋发动的，决非仓促行事而在这一事变中，中共对张、杨两部的态度变化尤其令人寻味。

在35年秋进入陕北后，中共和张、杨部队发生了几次战斗，张、杨两部各有损失。在当时，张、杨称中共为“共匪”，而中共则称张为“逃跑将军”，并将其骂得体无完肤。

35年11月26日，毛在致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中，称张学良“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

然而，半年过后，张学良竟与中共要员互称同志，还想加入中共而中共竟还专门就此事电告莫斯科。只是，这样的好事却被莫斯科给否决了

不是不明白，实在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也太疯狂了真有耗子给猫当伴娘的意味

张学良和中共间的纠葛可不仅仅是陕北年来的征战，还包括当年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并将其处以绞刑，以及中东路战争里刘伯承组织国际红军帮助苏联打东北军等等过往恩怨。

而现在，受人鼓动，加上心中别有心思，张学良竟真的变不可能为可能了在10月底借为老蒋祝寿之机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果后，张学良又在11月27日上书老蒋，说要到绥远参加抗战。其后，又在12月2日飞到洛阳，以西安和陕西民意为词，当面表明不愿打内战，要到绥远抗战，并要求老蒋释放被关押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所谓的“七君子”。

张学良的行为却被老蒋认为是受人鼓惑，老蒋对其自然又是一番斥责。同时，老蒋也告诉张学良，要是张、杨两人不对中共有所动作，那南京政府自当调他部入陕清剿“共匪”

按照计划，老蒋要在12月4日去西安亲自部署剿共事宜，但这一安排却为随行的钱大钧所阻。钱大钧时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出于安全考虑，钱大钧坚决反对老蒋这个时候去西安。不过，他不是担心张、杨，而是担心西北的人民军，特别是人民军的轰炸机。

在8月底解决西北两马时，人民军虽然出动空军对两马进行威慑，可并未展开实战，战力如何也就不为外人所清楚。但10月中歼灭鲁大昌一战，却让人看到了人民军空军展露出的狰狞。

在那一战里，人民军几十架战机临空，轮番向鲁大昌阵地上倾泻炸弹。看到黑压压从天而降的炸弹，鲁部几千官兵肝胆俱裂，顷刻间斗志全无，哗然之后作了鸟兽散。与鲁部防区相邻、驻广元一带的胡宗南部部分兵力，曾想援助鲁大昌，但却被人民军空军用炸弹给逼了。由此，外界才了西北空军的威力。

除了在解决两马、鲁大昌部的战斗中逞威外，西北的飞机还时不时跑到陕西上空串门。既监视西北周边地区的动静，也向陕西境内民众撒落传单，宣传西北的政策，号召民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作为陕西首府的西安，自然更是西北飞机经常光顾的地方。

有这些情况在前，钱大钧自然不同意老蒋此时去西安。

“慕尹，你过虑了。”对于钱大钧的劝阻，老蒋显然没放在心上，“西北方面会我何时去西安？又我落脚何处？”

“委座身系党国重任，可不能有半点马虎。”钱大钧仍坚持前见，正色说道，“西安既然能有共党势力潜伏，张、杨还闹出了艳晚事件，那就不能排除民众党在西安没有布置。万一要是委座去西安的消息走漏，西北出动空军轰炸，那后果可不堪设想除非委座解除我的职务，否则我的任务就是保障委座安全”

钱大钧有点贪财，可对老蒋的忠心却是不假。在原本历史上，他在西安事变中曾拼死护蒋，右胸中弹，差点就挂了。后来，因其忠心，虽然钱大钧几次因经济问题出现起落，可有老蒋的眷顾，总是落而后起。

虽然眼下钱大钧是在抗命，可老蒋听在耳里心中却颇为受用。

“慕尹，你的顾虑虽然有道理，可我却不能不去西安部署。”老蒋叹道，“眼见绥远抗战接近尾声，也是时候解决陕北共党了。”

“委座部署我无权反对。”钱大钧抗声说道，“可把各路将领召集到洛阳来当面部署也是一样。”

“辞修，你看？”老蒋转头问一边的陈诚。

“我赞同慕尹兄意见。”陈诚表态道，“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委座身系党国安危就更不应轻涉险地，完全可以召集各路将领到洛阳来开会，当面部署作战方案。”

“既然你们都坚持，那就不去西安了。”对身边两位干将的维护，老蒋很是满意，但仍长叹道历朝故都，西安胜地，竟因西北而成了险地，我辈实是有愧于党国啊。”

老蒋虽然感慨，却也取消了西安之行。至少，在西北方面与南京当局仍处于敌对状态，南京当局又无法保证西安一带空域足够安全之前，老蒋是不会去冒险了。但老蒋此番改变原定行程，却使得其后的西安事变进程和原本历史上的彻底两样。

12月4日，原定在西安召开的剿共会议改在洛阳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老蒋初步确定将调集中央军、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共20多万大军进剿陕北中共，具体作战部署将在10日的会议上发布。

会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向老蒋陈情，表示不愿再打内战，希望能到绥远参加抗战，却又遭到了老蒋的训斥。

“在中日间没有爆发大战之前，剿灭共军乃党国当前军事上第一要务”老蒋明确说道，“绥远战事即将结束，中央也可调集更多的兵力到陕北。汤恩伯的第13军、关麟征25师等部将过河入陕，一同作战。部署既定，不容更改”

遭受了老蒋的斥责，又明白中央军入陕在即，回到住处的张、杨二人便私下计议，决定抢在中央军入陕之前、第六次围剿令下发之前举事。

12月10日，在洛阳的军事会议上，老蒋将第六次围剿中共的定在12月12日，并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任命。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感到事情不妙，张、杨在会后当天就赶回西安，一边将有关消息通报中共，一边准备提前发动。根据眼下情况，张、杨决定据守潼关、黄河险要以抗老蒋的中央军。同时，学习两广，高举抗日旗帜，争取和平解决，进而达成停止内战的目的。此外，张、杨还派人与西北接洽，以争取西北支援，至少也要争取西北保持中立。

对于此番布置，张、杨两人心中还是有些把握的。在张、杨看来，两部共有十多万兵力，加上陕北中共部队，总共有近30万兵力。只要人民军保持中立，张、杨两部及中共就可集中兵力于黄河西岸、潼关、陕南等地，凭借山河之险挡住中央军应该问题不大。至于能挡住多久，那就要看其后的形势发展了。不过，既然两广事变都能和平解决，那西安这边也应该问题不大。当然，为了能使人民军保持中立，甚至得到人民军支持，张、杨两人也做好了付出一定代价的准备。

中共方面，在张国焘、贺龙两部抵达陕北后，中共在陕北的总兵力已有5万多。由于现在人民军不但占据了陕北延河以北地区，还占据着甘、宁、青、新等省，隔绝了中共北上蒙古或西去新疆与苏联联系的通道。加上人民军不但消灭了苏联装备飞机、坦克的6千多精锐，还通过一系列行动在民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中共现在既无力、也不能对西北开战。否则，中共将面临军事、政治上巨大的风险。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原本历史上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的西征。不过，张国焘虽然取消自立中央，向陕北中共低头，可四方面军在屡经挫折后依然占了中共总兵力的近半，有此倚仗，张国焘抵达陕北后可没少和毛、张、周等人争论。

既然北上、西进都不可行，那中共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东进或南下了。可上次东征后，阎锡山已加强了沿河防卫，再次东征可就不容易了。况且，晋绥现在正面临日伪军入侵绥远的压力，若中共此时再次东进，将会再次形成一?二八抗战时中共牵制南京当局兵力的局面，这同样会在政治上给中共带来极大不利。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南下争取张、杨一途了。正是出于对现况的清醒认识，中共才加大了对张、杨两部的工作力度。

在原本历史上，中共向张、杨游说时，是以“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争取苏联支持等等画饼来打动两人的。其中，西北大联合是包括陕西在内的陕、甘、宁、青等省联合，进而与新疆、苏联、外蒙沟通；而三位一体则是张、杨、共三方共同占据西北数省，成立西北联合政府，与南京当局对抗并坐待时局变化。

但现在，因人民军崛起于西北，切断了苏联从北、西两个方向的援助渠道，加上人民军又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西北大联合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而三位一体的设想虽然中共人士中有人提及，可没了苏联援助，没了西北大联合，张、杨两人对有关方案是不信得过的。若说三位一体，张、杨两部更愿意与实力强劲的西北政府进行联合，而不是都缺的中共。只可惜，西北方面以邻为壑，陈重兵于甘、陕交界，根本就不愿搭理张、杨两部。

眼下，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只是参照两广事变，希望和平解决后，能达成停止内战的目的，两部也不用再为老蒋拼命、被无端消耗。

只是，张、杨两人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环境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两个事变的发动方都打着抗日的旗帜，可两广事变中桂系却与中共没有联系。而张、杨眼下要发动的西安事变却充斥着中共人员的身影，并且张、杨还要联合红军对抗中央军。有了这个不同，即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把中共视为生死大敌的老蒋也决不会轻易放过和中共勾结的张、杨。

鸡飞狗跳的一通忙碌后，西安事变于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爆发了

杨虎城的西北军并非都听命于他，至少那位冯钦哉就不买他的帐。若是杨虎城直接告诉他真相，估计冯钦哉很可能大脑袋一晃，张口甩出两字不干”

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的私军。大家跟着张学良从关外到关内，又一路辗转到了陕西，只因为头上顶着个“不抵抗”的帽子，受尽了白眼，也受够了老蒋给的窝囊气。因此，听张学良一说起兵反蒋竟没有不同意见

这还是老蒋不在西安、没有捉蒋戏码上演时的情况。原本历史上，张学良提出“兵谏捉蒋”同样没人反对，只不过有人问了句“捉了后办？”而张学良一句“先捉了再说”就使众人再无异议。

11日晚，张学良以移交防务及告别宴会为名，将胡宗南第1军主要将领请到西安，随即将一干将领予以关押。其后，王以哲率领67军及骑兵一部，乘火车自西安奔向潼关一线；万福麟率部开入陕南东部，布防于太华山、武关、汉水一线，配合布防于米仓山、大巴山一线的于学忠部掌控陕南。而其他东北军部队则和杨虎城一起解决陕西境内的中央军胡宗南大部后，与中共配合，陈兵黄河西岸。

12日，张、杨二人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一出，正因绥远大捷而兴奋不已的国人顿时一片哗然。

赵振中在得知老蒋没有到西安后，就一直琢磨西安事变会不会发生，却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减料严重的版本。没有了捉蒋、放蒋的戏码，西安事变充其量会是另外一个两广事变，今后的局势究竟会如何可就让人期待了。

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因张、杨捉蒋，不但遭到国内各界声讨，就是苏联也将其称之为阴谋，让原本兴高采烈准备对老蒋公审的中共要人们赶紧熬夜制定方略，急刹车后再赶紧转弯，摆出中间人的立场参与其中。

而现在，张、杨高举抗日大旗，还和中共联合一气，高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道义方面可就占了不少。结果究竟会如何那就要看老蒋决断了。

得知张、杨作乱，心腹爱将胡宗南等人又被扣押，老蒋勃然大怒造反这是造反娘希皮要统统抓起来枪毙”

将办公室内桌子上的茶杯、办公用具等全都摔在地上后，怒火平息了一些的老蒋也心中后怕不已幸亏没到西安，否则还不定会是样子”

西安此举，老蒋当然不能坐视。当天，老蒋以中央名义发布通电，称张、杨二人“对抗中央、挟制友军，勾结共匪，此举实属叛乱。望参与将士能悬崖勒马，服从中央，则除首要分子外，可既往不咎。若张、杨及其麾下各部，依然与共匪勾结、顽抗到底，则中央必尽全国之力以讨叛逆”

两广事变没能借机清除桂系就让老蒋心有遗憾，现在张、杨两部竟然又跳了出来，而且还勾结共军，若不加严惩，有了这样的榜样，那宋哲元、韩复榘、刘湘等地方势力还不定折腾呢，哪怕和平解决也一定要对张、杨严惩，把这股歪风刹下去

两广事变中，老蒋虽然也说过不少狠话，可却没说“尽全国之力以讨叛逆”，老蒋现在的态度实在有些出乎张、杨等人的意料。

在老蒋的命令下，汤恩伯的第13军、关麟征的25师等中央军开向潼关一线，而阎锡山的晋绥军也陈兵于黄河东岸。局势大有一发不可收拾，大战难免的架势。

不过，随着的推移，因西安事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却有了新的转机。

先是杨虎城部下冯钦哉接受了老蒋的说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反对张、杨举措。冯钦哉明确承诺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三不与中央军作战。”冯钦哉的话虽然过于直白，但也胜在实在。对于这样的表态，老蒋自然欢迎。

当然，老蒋欢迎，张、杨二人就要烦恼了。冯钦哉所部驻防在朝邑、澄城、大荔一带，正是潼关以北、黄河以西的要害。从这里南下可直接威胁潼关一线的王以哲部，向西可沿公路奔袭西安、渭南一带，就是占着地方不动，那也可成为河东中央军、晋绥军西进的桥头堡。

以目前冯钦哉部的兵力，张、杨二人还是可以调集兵力将其消灭的。可冯钦哉在杨虎城部威望挺高，若是贸然对其动武，不但会让杨虎城部其他官兵寒心，还会挑起张、杨两部间的矛盾。若真是如此，那也不用对抗老蒋了，张、杨两部就互殴了。

冯钦哉的事情还没处理，中共方面支持张、杨反蒋的呼声又快速减弱，并很快提高“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的调门。而且，为了表明诚意，中共还削减了黄河西岸的兵力。

虽然张、杨对中共态度的变化感到诧异和不满，但在中共“谋求和平解决”的说辞下，两人也只能接受。用张学良的话说就是道理都在周一边，而且周说有道理。”只是这话中的意味却让人寻味。

实际上，中共在事变发生后，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莫斯科认为，老蒋现在不管是在抗日方面——如绥远抗战，还是在对抗中国国内的反苏力量方面——如与西北人民军对抗，都是中国境内至关重要的力量。为了将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西北的民族主义，老蒋现在的力量都不能削弱，相反，要予以加强。因此，中共决不能在这个时刻同南京当局发生严重的正面冲突，而应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受莫斯科指令左右，中共也就只好刹车、转向了。

眼见娄子捅大了要坏事，张、杨也只好放低姿态，将被关押的第1军78师师长丁德隆给放了出来，让他与邵力子等人去洛阳和老蒋面商和平解决途径。当然，张、杨两人也不是一味求和，而是要老蒋答应“两部今后不参加内战以及停止内战”的条件，否则，宁愿两部20多万兵力全部战殁也不妥协。

张、杨提条件，老蒋自然更有条件。老蒋的要求是：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张、杨两人必须解除兵权，出国留洋；两部军队要重新整编，服从中央安排。

商量来去，老蒋同意张、杨两部不参与内战，但对于停止内战却不同意。用老蒋的话说就是中央固然可以不启衅端，但共匪、西北借此发难，中央难道还要束手就擒不成？”最终，老蒋只口头表示中央可持和平态度，但若共匪、西北或其他地方势力引发事端，则中央一定全力平定。”

老蒋这边松了口，张、杨也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可能，便也同意了老蒋的条件。西北的局势乃至国内的局势也都自此有了进一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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