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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两江

这样的话不去问军机处，不去问御前大臣、内阁六部，怎么反倒问起南书房几个文学侍从之臣了？众人一番惊异之下，沉默了半晌，额勒和布躬身作答，“皇上，唐时杜工部有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先贤之语，奴才请皇上圣虑周详。我天朝自古以仁爱立足于世，本非强横之邦，故而奴才想，这等杀人盈城、盈野之物，还是不必操行的为好。”

“嗯，张之万，你说说看，他的话有没有道理？”

张之万虽然是状元才学，但却是朝野尽知的磕头虫，闻言趴下去碰了个响头，大声说道，“海军之设，关系国计民生，此情早在皇上圣心之中，非臣下所能妄言。”

皇帝扑哧一笑，不再理他，又问翁同龢，后者眨着眼睛，游移了片刻，心中忽然想起在府中和乃父所言及的，皇上推行新政，不以任何人力为阻挡，此番做作，不过是有意借此挑起一个苗头罢了的话。“臣想，……臣想起来了一件旧事。”

“哦？”

“先皇十四年时，两广总督卢坤奏陈，东印度公司因他故解散，新派驻华商务监督绿劳卑坐船抵粤，居然敢不以我天朝体制尊严为尚，谴人递送总督府以请求通商的信函。这等作为，自然为我天朝依理驳回。并派员晓谕英人，望初入中华之化外愚蠢能悔悟恭顺。不想律某置之不理，又调派军舰，泊于虎门口外的九州沙沥洋面，后总督卢大人向皇上奏报：该夷人所仗者，唯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火力，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派兵将，水陆分头布置，夷人便会折服。”

这件事皇帝知道，奕知道、其余几个人都知道的，听他拿这件旧事做文章，胸中所想，立言之基便不言而喻了。只有一个惊羽和六福不知道，各自瞪大了眼睛，听他的下文。

只听翁同龢一面面带追忆之色，一面继续说道，“……谁知未过数日，英舰伊莫金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在律劳卑的命令下强行驶入虎门，直逼黄埔，轰击炮台，而我天朝水师竟不能阻挡，虽经采用木排***航道以使对方退回澳门，但我天朝水师武备不修之弊，却也经此一战而暴露无疑。”

说道这里，翁同龢停止了回忆，眼神中闪着光，慢吞吞的说，“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英人数次冦我海圉，本就是欺我天朝并无水勇之弊，甚或屡屡得手，直至咸丰七年，兵锋直指广州城下，若非皇上圣明如天，聊敌机先，只恐先皇年间旧事，又要重现于今。故而臣以为，海军之设，不但是我天朝自保之必有，更且要短时间内创立起来，以护卫我天朝百姓，长治久安，更可使我天朝绪统，福祚绵长！”

皇帝沉吟半晌，忽然问道， “老六，你怎么看海军之事和翁同龢的奏对？”

奕赔笑答说，“臣弟这点小见识，难逃圣上法眼，只不过，臣弟想，郭嵩焘提请海军之设，固然是为国谋不惜一身，但也不过是在发前人之微见而已。”

“哦？这话怎么说？”

“臣弟当年奉皇上谕旨，以王大臣管理总署衙门，期间往来，多为西洋国人。臣弟和他们谈***事闲暇之机，偶尔会听他们说起，西洋各国也有彼此争斗之事，而此种争斗，多以海战为主。臣弟就想，因为有所需求，自然就会有所增益。便说这舰船之力吧？臣弟当年蒙皇上训教，英人生长于海岛之国，本土资产能源终究有限，而惯于出海，故而英人水路通达，也就造就了舰船发达的先机。而我天朝，地势辽阔，物产多有，本不必惜乎外来之物，自然的，这等兵舰诉求，也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了。”

“朕问你的是要不要海军建设，不是问你两国兵武之力的差别。”

“是，臣弟正要奏陈。”奕说，“咸丰七年之时，西人以兵船冦我疆土，上靠皇上运筹谋划，下依将士用命，终有安山湖一战收功。但臣弟以为，陆上交锋，我天朝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若说仍自不能胜过来犯，亦太显我天朝将士无能——故而，并无可夸耀处……”

这番话说得很是犯忌讳，奕偷偷看看皇帝的脸色，倒没有不愉之色，这才大着胆子继续奏陈，“而水战之时，虎门、黄埔、广州城下一线，虽经多年整修兵戎、牢固岸防，仍自于临敌之际，败退得一塌糊涂！可见岸防之道不可守，铁甲兵船不可无，御敌于国门之外，方是我天朝永固边圉，长治久安之法啊！”

皇帝深深点头，半晌没有说话，终于以手轻叩桌面，“……翁同龢，拟旨，行文两江总督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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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曾国藩履新两江，开府江宁，临行前，皇帝又是赐诗，又是赐宴，人臣荣光，一时无两。到任之后，方始发觉，两江总督的位置固然为人钦羡，但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首先说，桂良一案之后，两江官场人才凋零，只以江宁府为例，上元、江宁、句容、高等治下几县及太湖厅、松江府、川沙厅、常州府、武进、无锡、金匮、扬州府、泰州。海门直隶厅等州县府厅长官，全数卷入桂良贪墨大案中，一股脑的全给朝廷摘去了头上的顶戴，等到曾国藩上任的时候，惯以官员之数，雄踞天下之冠著称的两江之地，居然尴尬到无官可以迎迓总督大人的地步！也就更加不必提公事上的各种筹措无门，庞杂繁复，无可料理了。

上任第一年的头上，曾国藩被逼得连往来折差赍送奏折到北京的时日都耽搁不起，只好以电报文字，奏报中央，请求朝廷选派贤能，任职地方；于是，除了从临近的河南、山东等省抽调吏员补充之外，常年在省内等候分发的官员，得以有用武之地，各自实授，缓解了一时燃眉。

皇帝在曾国藩上任之前，曾经和他说过，官员能力高下，总要在任上得以展现；而僚属的德行，更加不能听信彼者一言而决，你身为两江总督，军政共管，特别是政务之事，更加要多多上心注意，一旦发现有人借公务之便，上下其手的，不必管他是谁，也不必管涉及到哪一个衙门，都要具折实参——万万不能让因为彻查桂良一案之后，方始有点起色的两江吏治，重又回复旧观。曾国藩自然是奉命惟谨，一一答应了下来。

到了任上，曾国藩才知晓，两江俗称天下第一膏腴，不是没有来由的，旁的不必提，只是偶尔政事闲暇，换上一袭便装，行走于长江两岸，看着江面上往来如织的大小商船，遮天蔽日之景，就可以看出端倪。命新任江宁、江苏两藩司，把这一年以来，任上种种收益之数汇总报上，数目连曾国藩自己都吓了一跳：合计超过了三五千万两之多！

“怎么这么多？”

两江两藩司，一个江苏藩司郭嵩焘，一个是江宁藩司储德灿，山东人，字宣云，是和崇实同科的进士，不过位在三甲，不能入翰林院，任职河南、历任知县、知府，后调任广西臬司，两江案发之前，皇帝调崇实任职松江道，和崇实说话的时候，经他提起，决意调其履任两江，任职江宁藩司。

郭嵩焘少有才名，但遗憾的是，科场晚达，一直到道光二十年之后方始中士，他和曾国藩是多年老友，这一次任职两江，彼此又是上下僚属，往来多有问切，关系比之在京中，又更近了一步。听他居然说出这样童稚之语，郭嵩焘和储德灿相视一笑，“大人，何出此言？莫不是大人还会嫌钱多吗？”

曾国藩自失的一笑，“我只是没有想到，会有如斯之数。一年以下，两江种种款项，便几至万万之数……，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呢！”

“除却厘金之外，其他更有江宁、上海、苏州所开的交易大厅，为饷源第一所出之地。等日后大人得暇，到此处去看一看，便知究竟了。”

交易大厅之设，曾国藩也是知道的，这本来是为两江等地越来越多的洋夷商贾，就近购进中华各种特产，集中整理，便利民生所举的，据说是皇帝南幸的时候，召见当时任职松江道的王有龄和一个叫胡雪岩的海关处总办，让他们两个人牵头操办起来的，想不到两年以下，居然做得这样的风生水起了？

“可不是吗？”储德灿接言说道，“大人有所不知，那胡雪岩在交易大厅初具之后，即刻请辞了官府的差事，转而经营起丝茶贸易，并操办起了一家名为阜康的大钱庄。两年以下，生意遍及海内，如今在苏州城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财主了。”

曾国藩大感讶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放着官家的事情不做，转而去做生意？还开什么钱庄？只能以人各有志来解释了。转念想想，也未必就是坏事，像自己、甚或如翁心存那样，做到位极人臣，朝中首辅，又有什么用了吗？还不是面对君父一纸诏书，惶悚得体如筛糠？这个念头一经兴起，便如野草般疯长起来：皇帝登基十年，国势日上，固然可喜，但于此之外，皇帝威权越重，当初自己在北京的时候，每每临朝，总有惴惴之感，哎，伺候这样一位主子，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他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连厅上议事的两位僚属的存在也忘记了，还是府中幕僚罗泽南从后堂出来，才让他惊醒过来，“哦，老夫只顾思绪，倒怠慢了。”

储德灿和郭嵩焘自然客气几句。曾国藩转头看向罗泽南，“仲岳兄，可有所得了？”

“这是学生草写的奏稿，若是大人看过，尚觉可用的话，就请大人誊录一份，即可上呈行在了。”

曾国藩接过来看了看，这是李光昭一案的复奏文字。李光昭自咸丰九年逃离北京之后，隐迹匿行的藏了些时日，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惹出的祸事非常严重，不比以往诓骗来华洋人，等风头过去，就可以依旧故我，可以说，大清朝国土之上，再无他立身之地，故而想取道两江或者两广，最好能够躲到国外去，方才是最美。

但此行到两广，路途遥远，可能等不到地方，就给沿途捕获，递解入京了。也只好选择两江之地，找个机会，那里洋人往来辐辏，若是好运，搭一艘驶往别国的商船，未必不能。于是，他一路小心的，从北京逃到了江宁，谁知道到此不久，就为人所纠查了出来。

也真正是该当他命中有此一劫，李光昭当年在香港，和一个法国商人，议定购置木材，其实仍旧是行以哄骗的手法，从法国商人手中骗了三万多两银子，然后就如神龙不见。法国商人吃了一个大亏，但身在异乡，只能自认倒霉。这一次这个法国人到江宁来，办理采买之事，冤家路窄，给他见到了李光昭，双方立刻扭打成一团，报请当地官府，一查之下，李光昭的形迹全数暴露！

李光昭是钦案要犯，一定要归案的，交由省内臬司审理一番，过往情事，逐一招认，然后便要递解进京，便是在这个时候，罗泽南出面劝解曾国藩，“大人以为，李犯之行，当以何罪处置？”

“以巧饰言辞，瞒哄朝廷，总不外乎枭首之罪。”曾国藩曾经任管刑部的大臣，律例即便不及赵光等人那么精通，也还是知道一点的。

“那，依大人所见，这李光昭，是留在江宁，等诏旨到来即刻处决的好呢，还是押赴北京，由刑部问讯一番之后，再行处置的好呢？”

曾国藩心中一动，这是不消问的。钦命案子，哪有不解回北京，在所捕之地，就近处置的？实际上也是有的，不过那种情况，一般而言是指流窜江湖，作恶多端的人犯，而且另有党羽，未曾归案，朝廷怕递解的路上，会出现什么闪失，才会有便宜处置。而李光昭，完全和以上的情况不搭边，罗泽南为什么这么问？脑筋一转，他大约的明白了，“仲岳兄是说，若是押回北京，问讯之下，种种关碍之处，难以料理？”

为李光昭的案子一发作，既有煌煌上谕严办，则引进经手的人，岂能没有责任？所以湖广道监察御史，江苏仪征籍的陈彝首先发难，严劾内务府大臣‘办事欺蒙，请予处分’。接着是陈彝的同年，山东潍县人的江南道御史孙凤翔，上了一个奏折，说‘……李光昭呈请报效木植，及此次呈进木植，皆系现任内务府大臣明善署理堂郎中任内之事；该员蒙混具稿呈堂，并与李光昭交通舞弊，请严加惩处’。

这两个折子已由皇帝批交吏部议奏，处分在所不免。同时李光昭假意报效，实为贪一己私利的经过，已成为传遍九城的新闻，有人说停止园工也是迟早间事，所以不但内务府的人悄然罢手，就连园工的包商，亦不能不停下来观望风色——这件事不但内务府倒霉，皇帝也大受其累，弄得肝火愈盛，好几天的时间里，招对臣工，都无精打采，文祥、阎敬铭几个看在眼里，又是心疼，又是好笑。

罗泽南赞赏的点点头，“大人请想，李光昭此等行径，固然难逃国法，日后若是问讯之下，吐露出与内务府一众人往来之事，大人明明是为朝廷办差，却无端得罪了内务府的奴才，说来该有多么不划算？”他说，“而今只要大人一纸奏折，即可保全内务府的脸面，又可交好上下，群情恰然，岂不美哉？”

曾国藩理学出身，君子立朝，心中很是不愿意和内务府那群奴才打交道，但也不得不承认，罗泽南的话是对的：所谓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若是自己仍自在军机处，自然无惧，到了外省，总要和京内官员，打好交道才是的。此念一起，无语半晌，“也好，先……看看吧。”

罗泽南心领神会，自去办差。今天到堂上来，正是为此。这一篇复奏的稿子是这样写的，“……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诓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斩。两罪皆系斩监侯，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斩监侯律’，拟斩监侯，秋后处决。”

这篇文字虽然很称短小，但立意极深！首先说，李光昭奉旨严行审究，照例惩办，即为钦命犯人，应该在审明实情之后，解送刑部定罪，而径以一省长官的资格，定为死罪，而且文字中并不请示可否，且不照‘诈称内使近臣律’定罪，而照‘诈传诏旨律’拟刑，回护内务府的意图，便是跃然纸上了。

其时皇帝已经起驾西幸，奏折呈报到行在，皇帝一看就明白，这是因为，若是依照前例拟罪，则明善等与其同办一事，亦脱不开干系，而依照后者定罪，则系一人之过，不涉及旁人——实际上，却是根本行不通的。洋商并非清朝皇帝的子民，没有遵奉诏旨的义务，即令李光昭是在‘诈传诏旨’，亦并无作用——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说李光昭无罪，也并不是虚妄之词。

皇帝接到来自两江的奏报，苦笑了几声。君臣心照，也不必过多纠察，但在朱批的文字中，还是难耐小性儿，刺了曾国藩几句，“览。依议。尔到省年余，公务清晰，甚慰朕心之外，此等与人为善之功，倒真正是日有所进，令朕钦佩。”

曾国藩捧读谕旨文字，吓得脸色发白，却又大感无可奈何，难道还能再上条陈，向皇上请罪吗？还是等到来年再说吧。倒是罗泽南，不以为意，“圣明无过皇上，这点小心思，学生原也不曾想过蒙蔽圣主。其实，这等做法，在学生看来，也是皇上心中所想，只是不能求诸言行罢了。怎么呢？”

他自问自答地说，“上一年的五月间，肃顺回京，随班祝暇皇上万寿，倡议皇上，于圆明园中景致大有更张，后为李光昭之事，弄得一团乱麻，内务府、甚或连皇上自己，也成为京中百姓口中的笑柄，园工也不得不为之暂停，你想想，皇上本来很高兴的，无端为事此所阻，便如同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偏又无可发作，心中如何积郁？”

“……这一次李光昭落网，大人提请于治下惩处，皇上嘴上不说，心里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李光昭一旦被押回北京，与内务府上下勾结的事情爆发开来，则圆明园大工，就休想达成了——为此考虑，皇上也会俯准大人所请的。”

“那，这朱批文字，又是为何？”

罗泽南笑了一下，“这还不简单？”他说，“疑心大人有擅专之意了呗？”

曾国藩一愣，若是让自己在两江所行，在皇上那里留下这样的印象，终究是极为不利的，“那，仲岳兄以为，我当如何呢？”

“学生愚见，大人什么也不必做。正如我刚才说的，皇上于大人所请，心中是首肯的；唯一不谅的，便是这等行事之法而已。但大人请想，皇上将这两江之地交付大人，要是日后处处请旨，事事奏报，又何必要大人这样一个军机大臣出京任职？”罗泽南笑着说道，“大人日后入京述职之时，不妨将此情奏陈皇上，我想，以皇上雄才伟略，自当有所谏纳，而绝不会为此责罚的。”

“你这话倒也并非无理，我只是怕朝中有人以临事决断，为臣下者擅专为由……”

“这一层嘛，就要靠大人您自己临机把握了！”

曾国藩捻髯思量良久，终于以为然的点点头，“我明白了，多承仲岳兄相告，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