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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金善女这段时间的确和自己的生死情人程贵阳在一起，接到张铁山电话时程贵阳就在她身边抽烟。一遍遍的电话通过小秘书她早就收到了，但程贵阳不让她接，想关掉又怕“战友”有事找不到他。
后来程贵阳查看电话都是从火车站打来的，不太象正在到处清查的警方所为，迟疑间金善女就拿起电话回了过去，这些日子她虽然跟情人一样小心翼翼，但毕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也没有程贵阳的老辣，此时更想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事这样没完没了地拨打自己手机？
正是根据这个一闪即逝的电话号码，张铁山在电信部门和刑侦技术处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金善女的另一秘密藏身之处——富丽花园二区颐竹园308室。
门卫反映跟她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相不俗的中年男人，张铁山估计这个家伙很可能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市委秘书！经查，果然不出所料。一向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的程贵阳，现实中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尽管生活无忧，但市委书记灭门案发生后却一直在阴阳两界之间徘徊。
几天几夜，他可以不睡，无休无止地听音乐或纠缠在床上爱得你死我活，也可以将睡眠演绎成车轮大战，一睡几天。他似乎在尽情享受着人生留给自己的最后快乐。
刘海洋听取汇报后，决定当晚行动，先抓他们再说！
午夜前22点39分，支队长亲自带着重案大队的同志出发。事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勘查了地形环境，了解了附近交通，甚至连单元有没有智能防盗门都事前查清楚了，并联系了地段民警配合。所以大家熟门熟路地很快就到达了金善女在滨江市最为隐密的另一处住宅楼下。
这天下着雨，淅淅沥沥的小雨飘飘洒洒地弥漫了整个城市，遮眼障目，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蹭。行动开始了，地段民警带路上楼……考虑到那个神秘的程贵阳可能与她在一起，可能有武器，刑警们作好了打恶仗的应急准备。
金善女住在3楼，由于是深夜，大家都尽量放轻脚步，一口气爬上3楼还不敢喘粗气，怕惊动了左邻右舍，也怕惊动了里面的人。308室一片漆黑，侧耳到门上听听，悄无声息。刘海洋示意地段民警敲门，敲了半天里面有女人问：
“谁呀？”
地段民警回答：“派出所的。”
但迟迟没有人来开门，“里边的人，请你快开门！”张铁山忍不住大声喝叫。隔离防盗门被打开了，露出一张女人的面孔，目光有些紧张迷离，打量着外边的人。看到那么多拿枪的人，吃了一惊。
民警：“你是金善女吗？”
金善女反问：“你们有啥事呀？”
“开门，”证实她就是金善女后，张铁山说：“我们是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对你的住处进行检查。”门一开，大家迅猛冲进去，在控制住金善女的同时，也按住了一个只身裤头的中年男人。
整个行动，与计划几乎分毫不差，警方分析这个诡秘男人很可能跟她在一起，考虑到对手极可能有武器且疯狂反抗，因此充分作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并没遇到严重反抗，也未在随后的搜查中发现枪支，只有一把雪亮的西瓜刀。
“你叫什么名？”
刘海洋一拨那个陌生男人的头问。这是确定其身份的必要问话，可能由于连续睡觉不修边幅的缘故，让支队长和刑警们怎么也无法将他跟电视上曾经有过印象的市委秘书对上号。他端详着手里的西瓜刀，此人翻翻眼睛，不答。他又转向金善女：“他是谁？叫什么名？你们是什么关系？”
金善女看看男人，也许为了解除警方怀疑，也许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卖-yin，她回答道：“这是我对象，在市委上班，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没犯法呀！”
程贵阳！三个字电光石火般在刘海洋脑海中一闪。金善女的居所是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独立单元公寓，三房一厅的布局并不显特别奢侈，但女主人的珍藏物品遍布视线所及的各个角落，瓷鹿、石鹿、泥鹿、铁鹿、铜鹿、大鹿、小鹿……
富有太极山地域特点的有近百种不知从哪里收集来的有关鹿和其他动物的小摆设，冰箱、彩电、空调、音响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都是精品。搜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新的发现是从卧室里搜出几盒避孕套，又从洗手间、橱柜里搜出一些男人的用品。
在有些零乱的床头柜上，有两本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刀锋》和《人性的枷锁》，刘海洋拿起看看，印象最深的是《刀锋》的扉页上引用印度奥义书上的一句格言：“一把刀的刀锋是很难逾越的，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这本书他没有读过，但看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忘记这段话。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路上，每当发现自己曾经的短视、幼稚甚至是孟lang无知时，都是紧咬住牙，一遍又一遍诵读它。
程贵阳在读这两本书时会不会也有这种潜意识呢？他也似乎从这些话中窥见了这个对手的某种心理。
刘海洋的目光从房间四周回到程贵阳脸上：“在市委上班？”
程贵阳点头。
“怎么不上班了？躲在这里？”
“怎么叫躲？晚上上班是你们警察。”
“白天为什么也不去了？”
“我现在早已不是市委秘书，去还有什么意思？”
“哦，为什么？”
“干够了，麻木了。”
“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撰稿人，用你们的话就是无业游民。”
一问一答，眼睛对着眼睛，问的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机锋暗藏，回答的也是一板一眼，冷静且有一丝自嘲和揶揄，“罗书记的事你听说了？”
程贵阳不答话。目光传达出来的意思却明显是说“明知故问”。
刘海洋一笑，“有道理。”作为跟随市委书记多年的秘书，程贵阳脸上没有半点痛苦，在职业警察眼里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在这幢有钱人居住的小区，在夜色苍茫中的房间，他徘徊了许久，多么想听到面前这个人亲口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想知道这个一直为罗书记信任的年青人那时的心情。
究竟是后悔还是无奈，究竟是愤怒还是悲哀？又将目光转到金善女脸上：“你从银行刚提的50万现金哪去了？不是商业秘密？”
金善女迟疑了一下说：“我准备再开一个店。”
“在哪？”
程贵阳想制止金善女回答，但晚了。金善女顺口说：
“红旗西路。”
后来当支队长谈到这个细节时，便清晰地回想起那种不安和不寒而栗的感觉。一把雪亮的西瓜刀，让他联想到别墅现场发现的同样式、同型号的西瓜砍刀。正是程贵阳一闪即逝的制止眼神，让他对红旗西路发生了巨大兴趣并决定搜查那里。
这样做是正确呢？还是为这个特殊的“嫌疑人”制造不利于警方后来行动的借口呢？有些问题警方未必能查清。但现在，面对程贵阳表现出来反常的极度“镇静”，刘海洋确信，他们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
…………
…………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从韩国料理店内搜查人员包括指挥若定和有条不紊可以看出，警方寻找“证据”的决心在他们心中的份量。无疑他们正在对重大犯罪嫌疑人进行目标精准打击和进一步追求真相制压。
穿着警服的搜查者，低头检查各种器物，希望把所有可能隐藏证据的东西查出，随后有便衣人员各自在自己负责的目标前，测试这些生活物品的可信性，领导则用目光把准备排除的物体送到一一包括有待进一步检查的东西区分标出记号，准备让刑事专家的拳头由此向外伸展。
尽管警方嘴巴闭得很紧，却无法掩饰包括搜查者脸上表情微妙的变化和店外“观众”所透露出的某些讯息。结果完全出乎预料，它远没有刘海洋所希望的那样令人振奋，但这样的现实似乎并没有让刘海洋丧失信心。
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心里有底的。命令就是命令，楼上开完会，刑警们开始第二轮搜查。但更加漫长难熬的几小时又过去了，得到的结果依然如此。这说明，不管搜查者与指挥部信心几何，这一振动极大的行动都应该无话可说到此结束。
红旗西路繁华地段的韩国料理店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热闹非凡。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尽管有命令不准拍照，但警戒线外依然有闪光灯不停地亮，不仅仅是记者，其中也有好事的网友或市民，到处是“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柳雅致几乎是一脚线里一脚线外，在黑压压的人头中终于保持着一个理想的位置，不失时机地抢拍几张特写镜头，对此警察推不得，急不得，实在不知如何对待疯狂的镜头和一马当先的女记者。
这些荒唐的举动，很快就将支队长的耐心推到一个极限。外面的喧嚣影响了刘海洋的情绪，搜查结果更是让他心火上升，往日，刘海洋是决不允许别人在搜查现场大声吵闹的。可是眼下，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考虑，搜查毕竟没有结果，他亟需新闻界的支持，所以他对外面的沉默反应，实际上已经是对他们客客气气。
他只注意搜查，只要大家在工作，就意味着还可以找到某种证据。支队长走出门请大家仍然退出到线外去，不要影响到警方工作。
不料记者的目标一下子全部集中到刘海洋的身上，隔开很远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让他十分尴尬，根本不能回答，或者完全无法回答。负责警戒的下属从刘海洋铁青的脸色看出他对他们的工作很不满意，更加谨慎地对所有记者进行劝阻和拦截，不让越雷池一步。
这场搜查的尖锐和敏感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一个真正的刑事侦查决策者不应该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任何怀疑。但是，如果被怀疑的人跟你一样举足轻重，就很困难。他也许是寄希望于已经到手的重大犯罪嫌疑人程贵阳，也许寄希望于手下这些多年来跟随自己的刑警们。或许，他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而就。
唯独没有迟疑不决。
无论如何，都应该紧紧抓住并利用这一点。他被指挥部委托全权调动一切，而他所掌握的首个重大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把“宝”押在了尚未开业的韩国料理店内，押在其精明过度的算计上，押在料定即使警方发现这里也会一无所获上。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和判断，而且希望在对方面前保持原有形象。正是这次搜查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刘海洋明白，搜查行动并无程序不合法之虞，但警察工作一向被人误解，形象评价很低，尤其是震惊省厅、公-安-部随后也必定震惊中央的这一特大案件，自己的形象和态度除彻底暴露在外面的记者、观众眼中，还会频频出现在报纸、网上和电视荧光屏中，任何一点差错都将给滨江市警方带来巨大的损害和无穷的后患。
他镇定自若地看着前面几个面熟的男女记者，沮丧的脸尽量露出微笑，神态在强烈的灯光下分外沉着安祥。
刘海洋毕竟是块老赵，在刑事侦查中摸爬滚打几十年，应付这样的场面虽说费神费力，但他仍然简要做了说明，强调搜查行动尚未结束，鉴于现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希望记者们给予理解和支持，避免了因搜查效果不佳而带来的迁怒记者情绪失控。
他明白今天的搜查结果对公安机关的声誉何等重要，成败就在顷刻之间。
这时，柳雅致认准是自己出击的最佳时刻，向刘海洋发起了猛攻，“请问支队长，我能否问一个问题，里面这个重大犯罪犯罪嫌疑人是否叫程贵阳？罗书记的秘书？搜查有收获么？”
“仍在进行。”
“能确认告诉我嫌疑人名字吗？”柳雅致眯起双眼追问。
“不能。”
“为什么？名字也保密吗？”
“对不起，暂时保密。”
“你们有他参与灭门犯罪的证据吗？”
“有。应该说，”刘海洋顿了一下，纠正道：“有重大嫌疑。”
“什么嫌疑让警方对一个市委秘书果断采取如此行动？”
“这个，不便透露。”
“据我们所知，凡警方遇到棘手的大案或破不了的要案，一般都是先抓一些嫌疑人，也就是从他们身上找证据，请问支队长，这个人是一般嫌疑人，还是重大嫌疑人？有几成把握？会不会有幕后指使者？”一男记者问。
“可以肯定的是，案子并不简单。”
刘海洋完全不习惯这样的场面。除非不得已，一般而论他极少接受任何采访，这简单扼要的回答还有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重要原因，虽然搜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他仍然要向媒体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对于这起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警方成竹在胸，斗志旺盛，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找到证据，无论需要付出怎样的时间与代价。
“刘支队长，目前此案进展如何，您能否告诉新闻界？如果市委书记灭门案最后证明与市委秘书无关，警方如何解释？”
“对不起，我正在工作，适当的时候，相信专案指挥部和省厅会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警方相信证据，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会给大家一个解释的，现在请大家遵守纪律，不要难为我的部下，谢谢合作！”
话音未落，他回到屋里去了。刘海洋实在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他只要求记者们遵守现场纪律，不能越过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