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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准的确是没有时间来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饭,他就去赶场了。在原来的南京守备府,有几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张准的到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和张准洽谈。
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都是盐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
这是江南联合商会,第一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虎贲军大都督府政务部发起,由张准亲自决定时间的。会议的时间,初步定为半个月。张准已经承诺,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会在南京,随时和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乃至是全国商业的发展。未来的新帝国,肯定会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来自后世的张准,当然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
但是,新帝国的商业贸易发展,是有序的发展,不是无序的发展。是各行各业,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此,张准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商业贸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规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这次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不正常的竞争行为,尽可能在新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完善一套较为规范的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公平的。公平竞争,就是新的《商业法》的核心精神。
由于虎贲军进展迅速,姓质逐渐的发生改变,从造反者变成了统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进行的交易,现在都要摆到台面上来了。这个所谓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姓的就是私盐。
毫无疑问,张准当初,是依靠私盐起家的。现在,虎贲军已经掌控了全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继续贩卖私盐了。私盐既然不能贩卖,那就必须公开的官营。既然是官营,就要有相应的规范,不能让卖私盐的人,又钻了空子,结果导致私盐泛滥。
张准的意思很简单,将盐价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张准决定,将每斤私盐的价格,下调到三文钱。不管你拿货价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三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虎贲军的相关部门,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两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私盐就没有走私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三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根本不需要虎贲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虎贲军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北直隶长芦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五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会达到三文钱的标准价格。
“什么?”
“三文钱?”
“这个张准,疯了!”
……当然,有关规定的推行,肯定是不会顺利的。张准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张准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消息,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张准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张准竟然放弃了盐税!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张准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张准有充分的理由。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张准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张准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xx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读力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斧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斧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斧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斧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斧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斧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姓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读力之人格,才有读力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他不想让新帝国,好像清朝这么腐朽不堪。更不希望新帝国的商人,好像以前的盐商一样,只是依靠特权来赚钱。新帝国的商人,应该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本事,通过自己的眼光,通过勤劳致富,诚实经营来发家。
“凡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国家都会实行专营,不会转到任何人的手上。专营的价格,肯定不会高,在扣除了各项的费用以后,利润应该是很稀薄的。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在食盐的经营权上,我会开什么口子。”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也不要指望曰后开什么口子。哪怕是我死了,我也会留下严令,不允许食盐涨价,更不会允许食盐转手给私人经营的。大家想要赚钱,还是想别的法子吧。”
“大家的目光,应该放长远一点。你们的眼睛,应该盯着国外。相信诸位都看过我描绘的世界地图了。正如大家看过的那样,我们所在的世界,真的很大很大,赚钱的路子很多很多。”
案例说完以后,张准缓缓的说道。
在座的商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都有些黯然的低下头。显然,他们都相信,张准这次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既然这么说,就会这么做。以后,大家想要通过食盐赚钱,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惋惜了,真的是太惋惜了。食盐赚钱的路子,真的还是太稳妥了,简直是躺着就有钱收。他们都有些想不懂,张准为什么,居然会主动的放弃这条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生财之道。或许,张准是出于新帝国的长治久安考虑吧。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三文钱能够买到一斤盐,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幸福了。
“都督大人,您的提议,我们都是坚决赞成的。以后,我们都不做食盐的生意了。只是,还请都督大人指点一条明路,也好让我们有个盼头啊!对于海外贸易,我们最远的也就是去到南洋一带,再远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了。还请都督大人指点一二。”
有商家代表站起来说道。
“对!”
“对!”
“对!”
其他的商人代表,纷纷附议。
发展海上贸易,除了虎贲军海军的大力扫除障碍之外,对于各地的风俗民情,资源特产,都要有相当的了解。你只有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又能买到什么,才能更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意。两眼抓瞎,那肯定只有亏本的份。而要说到对全世界最熟悉的,莫过于张准了。那个世界地图,还是张准自己描绘的呢。一众商家,都恨不得将张准脑海里知道的一切,都全部挖出来。
“我知道大家会怎么问的。”
“我已经准备好礼物送给各位了。”
张准自信的微微一笑,然后轻轻的拍拍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