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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理念的分歧
众所周知，江东四杰－－周鲁吕陆在吴国的地位十分特殊，他们并不一定涉足东吴的内政事务，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发言力，在梳理孙刘关系史时，将他们的言行及态度理解成对刘关系的风向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相对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而言：周瑜与吕蒙较为激进的言行几近于鹰派，而鲁肃鲁子敬的对内对外态度显然是鸽派的代表。
周瑜就曾建议趁刘备来了江东，将他软禁起来，以便遏制刘备势力的发展，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只不过孙权因为顾及曹cao，也担心刘备不是那么容易控制而没有采纳。1
如果说周瑜的抗刘思维仅仅流于计划的话，那么吕蒙的抗刘思维就是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了：从白衣渡江到夺荆州；从擒关羽到彝陵之战…，孙刘联盟至此可谓彻底崩溃。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少人对吕蒙颇有偏见，更有人将吕蒙称作破坏联盟的罪魁祸首。暂且不论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至少能说明大多数人对孙刘联盟所持的态度。
而与周吕二人的思维明显不同的是，鲁肃的理念在于联刘而非抗刘，这样的理念也自始至终指导着东吴的对刘关系，一直贯彻到鲁肃逝世的那一刻。除去赤壁之战前的事迹，鲁肃联刘的理念还可以在很多地方都能够了解到：比如曾建议将荆州的江陵郡借与刘备；在孙刘发生摩擦的时候也尽力从中调和等。2而事实上，在鲁肃去世之前，孙刘联盟尽管不是那么的牢固，甚至有一次差点分崩离析。3但是，在鲁肃为代表之鸽派的努力下，联盟还是得以维持，至少在名义上的维持。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硬要将孙权阵营中的文臣武将划分成鹰派鸽派的话，诸葛瑾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位鸽派人物，因为很多时候他充当了挽救孙刘联盟的和谈使臣的角se。4
表面看来，事情似乎已经明朗化：以鲁肃为代表的鸽派高瞻远瞩，试图借力打力，为孙刘联盟的建立和稳固用尽毕生心血，而周瑜吕蒙等只顾眼前利益，破坏孙刘联盟，尽管一时获得了荆州，但引得刘备东征，最终，两败俱伤，曹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二、内外环境的变迁
然而，事实真的会是那样简单么？
首先，无法将江东四杰当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陆逊定位：若说是鸽派，但吕子明偷袭荆州不仅有他参与策划，甚至还有他亲身参战，可谓直接参与了破坏联盟的行动，很明显与鸽派的xing质格格不入。若说是鹰派，那么依照鹰派的风格，他没道理又是吴蜀第二次联盟的缔造者之一，更没道理还为了配合孔明北伐而出征曹魏。5
当然，仅以陆逊一人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何况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我们同样要认识到人之所以改变，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陆逊反复矛盾的态度，正是因为内外环境的改变。
就外部环境而言，主要由刘备、曹魏两个方面有机构成。
陆逊随吕蒙夺取荆州之时，刘备再不是从前那个落魄的贵族了，此刻的他正处于其霸业的鼎盛期，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北伐樊城…，这一切无不使得举世震惊，以至于使得曹cao居然都有了“迁都避锋芒”的打算。然而，担心刘备势力膨胀的并不只有曹cao一人，此时此刻，远在建业的孙权表面上尽管气定神闲，但内心的世界一定是恰好相反的。乱世的经历一次次提醒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那次，好不容易盼得长江彼岸的多年宿敌刘表灭亡，但是却又多出了曹cao与刘备两大劲敌。所以这次，孙权不得不担心历史会重演，曹cao势力削弱的同时，却也助长了刘备势力的膨胀，为ri后的霸业增添许多不可预测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身在荆州的关羽的傲慢言行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诸如抢米、拒婚等行为本就难让人容忍，何况对象是以气量小著称的孙权。
而彝陵之战之后，蜀吴两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两国必须联合才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xing，无论是刘备、诸葛亮还是孙权、陆逊都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孙刘第二次联盟此时得以重新建立，也算是顺理成章。6
就曹魏方面来说，赤壁之战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临时组建的孙刘联盟，在战后初期仍然奏效，这是因为曹cao的威慑力尚存，一个很有力证明是，“（建安）十六年…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三国志；孙权传》。所以孙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亲妹妹来稳固这个联盟。
由于孙刘联盟的存在，所以赤壁战后的曹cao将兵力与jing力投入更多的地方是大西北，即是对马超韩遂的攻防策略以及后来收汉中之役，同时应付东北乌桓以及内部的叛乱（比如：王必平耿纪许昌之战和曹仁破侯音宛城之战），对孙刘方面采取策略的是且只能是战略防御。所以，在孙刘第一次联盟的十年间（209-219），孙曹之间六次战役（江陵之战、皖城之战、两次合肥之战和两次濡须口之战）的发动者均是孙权方，换而言之，曹魏对其孙吴的威胁相对不大，同时赤壁之战的隐痛已经渐渐淡去，所以即便和刘备翻脸，曹魏也未必能够抽身趁火打劫，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孙权当时才可以下定决心。
以上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从内部环境来看，在这十年间，经过了交州灭吴巨、丹阳击费栈、贺齐攻陈仆黟、歙等战役，大后方的相对稳定，为挥师西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台前幕后的分工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孙权的主观想法。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思维和理念是什么，他们有的只是发言权，与刘备集团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还是系于孙权一人。
最初，孙权大概是出于对曹cao的顾忌，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徙备置吴”之策，所以才肯同意鲁肃的意见将荆州（其实只有荆州的一部分）暂借给刘备（同注2），笼络盟军刘备的同时，为自己和曹cao之间架起一道强有力的缓冲，正如上文所述的内外环境变化，孙权不愿意见到刘备集团的过于强大，而自己这十年来从濡须口、合肥为代表的东线的进军又屡屡受挫，觉得还是发挥自己的水军优势比较可行一些，于是又重用吕蒙等抗刘派，终于一举夺得荆州，甚至还一度想进兵益州7，但最后还是出于对曹魏方面的考虑，孙权又不得不和刚刚翻脸的冤家刘备方面重新结盟，而刘备、诸葛亮此时也别无选择，只好顺水推舟…
以上假设若是能够成立，那么就很好解释陆逊为何迅速完成了鹰派到鸽派的转型，除了揣测并迎合孙权意图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天下脉搏把握准确的结果。
孙权后来曾对陆逊评价鲁肃：“后来鲁肃虽然劝说我将荆州借与刘备，这是他的短处，不过这一短处并不能掩盖其他两处长处…鲁肃给我的书信中还曾说过：帝王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所舍去，一个小小的关羽是不用在乎的。这是鲁肃无法战胜关羽，所以故意说得大话罢了。”8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借荆州”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孙权本人首肯，鲁肃就算有在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借出的。何况把妹子嫁出去总是做哥哥的孙权本人意愿的结果吧。
从以上看来，关于抗刘或是联刘的决策，无论站出来的发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坐在幕后打算盘的都只有孙权一人。
四、江东四杰的自身动机
这里需要补充分析的是江东四杰对刘态度的自身成因。
周瑜是士族出身，他的从祖父及其子都是太尉，而自己亲生父亲周异也曾是洛阳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教育的熏陶下，志存高远不足为奇。就象他在赤壁战前劝说孙权的那样：“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事实也正如周瑜预料的那样，“枭雄之资”的刘备ri后成为了天下这座巨鼎的三足之一，成为了孙权天下霸图仅次于曹魏的最大阻力。
而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的鲁肃却“家富于财，xing好施与”。很显然是庶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佐证是士族张昭对鲁肃的歧视。（“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鲁肃传》。）相对士族而言，稳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争取和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众所周知，可以将《榻上策》理解为鲁肃一生的理念－－至少是早期的理念：“汉室不可复兴…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竞长江所极，居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以上恰好是整个庶族阶层所期望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鲁肃希望通过孙刘联盟来巩固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从而可以致力于庶族阶层地位的争取。
至于吕蒙的行为就容易理解的多，军头出身的他，一直打拼在征刘表、战曹cao的第一线，也正是靠着这些军功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入了东吴最高层，将他比作成“战争暴发户”并不能算是夸张。而且东吴军制较为特殊，军头们都有其各自的部曲，这些兵士对他们的将领直接负责，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yin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xing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9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已经摆成那样的架势了，基本上是不可能调和的了。何况他调和时说话的语气，更象是为了激起矛盾。而且后来吕蒙需要重新结好关羽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鲁肃与关羽的关系并不和谐，孙刘联盟在此刻已是一纸空文。10或许以上两点还仅仅是猜测，不是那么有力，那么鲁肃曾公开赞同吕蒙的抗刘方案总该或多或少的说明些问题了吧。
即便是一直敌视刘备集团吕蒙也好歹有过“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的行为（《三国志；吕蒙传》）。我们暂且不论那次主动结好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吴集团对刘备集团的态度的变化是根据自身利益为前提而改变的。
不难看出，鹰派与鸽派的实质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面具罢了，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为了更多的获得自身或者本集团的利益，自然可以拿下以前的面具，换成另一个。况且，如果鹰派与鸽派的界线真是泾渭分明的话，如此之大的分歧必定难免争执，甚至很可能分化为两个真正的派系。很难想象有着如此大分歧的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究竟是联刘还是抗刘，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孙权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最重要的大事。
然而事实上，史书上丝毫没有关于他们争执的记载，仿佛他们是各自唱戏，丝毫不管对方。更甚者，周瑜临终前推荐的竟然是“鸽派”的鲁肃，而鲁肃逝世时，推荐接替他的又竟然是“鹰派”的吕蒙！如此矛盾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如果我们现在对比当今社会美国的一些言行，我们则会惊奇的发现这些不仅丝毫不矛盾，甚至非常合理。事实上，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也一直是“面离心和”，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唱对台戏，甚至偶尔也会拆对方的台，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互相配合，互唱白脸红脸的双簧。当鹰派的某些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和本国民众的非议时，鸽派就马上跳出来发言，名为谴责五角大楼，实则为他们准备台阶。相反，若是外界的声音渐渐平息的时候，五角大楼立马又会出来给大家敲敲jing钟。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故事中演绎的维妙维肖。
莫非，吴国的“鹰派”与“鸽派”的本质亦是如此？鸽派努力促使孙刘继续同盟，即便仅仅是名义上的。而鹰派则给刘备集团一定的威慑力，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出手获益。又是白脸与红脸的一唱一和，演绎着不是很新鲜的“闹剧”。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然是如此的话，我不禁要为古人们的政治手腕所叹服了。
最后做点补充：即便是第二次孙刘同盟也丝毫不稳固，否则蜀国也大可不必在“蜀中无大将”的危难时期，将文武全才的邓芝放在对吴的前线。而吴国后来一直还有人疑心蜀国说明联盟的不稳固xing。这也可以从侧面映证孙刘联盟的本质。
综上所述，对孙吴来说。是否联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鹰鸽二派的联刘抗刘方针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而事实上，孙吴也的确是最大的赢家，至少是表面上的：既遏制了刘备集团的恶xing膨胀，孙刘联盟又仍然存在，更为难得的是曹魏在此前后并没有捞得多少好处。重要的事实是：完成了父兄的遗愿，夺得了几乎整个荆州。－－至少，为自己晚年的逍遥捞取了资本。至于长远利益，那不是孙权愿意考虑的，也不是他能够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