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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标位面四川省重庆市。

1944年1月初，此时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党派——民盟，还叫做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如果按照主位面历史的正常发展，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名称由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改为“炎黄民主同盟”，也就是说要到1944年9月，“民盟”这个词才诞生。

此时的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是由炎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炎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炎黄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组成的，号称”三党三派”。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在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着实干了几件事：

1941年10月，委托梁漱溟在香港出版《光明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发出自己的声音；

1941年11月，在秃头党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正式由暗转明，走上前台，成为炎黄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间党派；

1943年9月18日，张澜发表《炎黄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炮轰秃头党提出的“宪政”口号，同时《宪政》、《民宪》、《自由评论》等多期刊、月刊开始出版。

由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得到炎黄国内，越来越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赞同。

重庆某地，一处较为偏僻的私人住所，民主政团同盟正在这里开会。

“张老，红党已经打过长江，根据红党代表处吴玉章和我们在香港派驻同志传回的消息，现在不但上海、南京已被光复，而且原来的中央苏区，即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此时他们的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抵达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正在积蓄兵力，准备向福建和广东进军。”民主政团同盟，组织部长章伯钧低声说道。

“哎想不到啊，不到一年的时间，陕西炎黄红党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了整个炎黄大地。”主席张澜感慨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宣传部长罗隆基问道。

“现在秃头党对我们的监视如何？”张澜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很严密，应该说越来越严。”出身青年党，主要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平时联络事宜的李璜答道。

“而且现在秃头党对于我们《民宪》、《自由评论》等各出版物的审查和搜查也越来越频繁。甚至有时会直接派人，抢夺烧毁我们的杂志。”负责出版部分业务的周新民答道。

“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有些人越是末日当头，就越是疯狂。”张澜跺了跺手里的拐杖，大声的说道。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人身自由的限制。”总书记左舜生此时接话道：“我从吴玉章口里和从报纸电报中汇总的消息来看，最早今年3月，最晚今年下半年，红党就会自行建国。可我们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少数几个人离开问题不大，想全体都走就十分困难了。未来红党建国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实在是一重大损失。”

“大家先看看这个，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黄红党《人民日报》，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他们半个月前的刊物了。”宣传部长罗隆基小心的从自己的大衣里，取出一张叠的四四方方的报纸，拿给众人观看。

“论中间党派的必要性——民主专政需要时刻有一面镜子来正衣冠。”张澜看到题目很是惊讶。

“我看了看，文章中心思想有几点：第一个，坚持一党专政，这个他们没有丝毫松口与退让；第二个，必须保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民主党派需要给主政党提出有思想、有见地的意见，这是防止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的苦方良剂；第三个，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民主党派拥有一定的财权、人事任免权和行政权；第四个，民主党派自身，不要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搞扯大旗为私利；第五个，要下基层，不要只会提出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也就是不要只会坐而论道，要知行合一。”宣传部长罗隆基介绍道。

“扯大旗为私利？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总书记左舜生有些没听明白。

“关于这个，我自己看完后的理解是这样，红党文中的意思是，有少部分文人内心实际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争，为了‘上位’而争，这利益不仅指钱财还包括名声、权利、门生前途等，并且争着争着就变成完全非黑即白的绝对论，没有考虑社会实际客观存在的灰色地带。文中还提出一个观点，任何党派，无论左派、中间派、右派，其实都深受炎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残余意识文化影响，派内都实际存在着宗派情绪（山头主义）、家长作风、排资论辈、嫉妒心理、官僚色彩等通病，并且民间因为历史原因，存在非常大的‘民怕官’延续惯性，这两个放在一起，使得任何新政权建立时间稍长，政权既得利益者就开始损公肥私，搞特权阶级。”

“那‘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又怎么说？”组织部长章伯钧因为还没有看到报纸，插言问道。

“它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炎黄自古以来，每个知识分子都渴望着一种内心承担。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价值、自我证实的需要。但这种承担在具体表现上，却往往很空泛，许多人只愿指点江山，却不愿躬身实干。它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炎黄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比如炎黄自古文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知识分子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虽然提倡民生民主，但骨子里却非常本能的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现实建设。”

“咳”听到如此尖锐的评论，屋里有人不自然的咳嗽几声。

“没关系，说下去！”张澜看罗隆基望向自己，鼓励道。

“他还提到，过去二三十年民国动荡岁月，一方面国内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教授却花费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去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不下基层、不想办法，只知道在报纸上发两篇文章，揭露、呼吁、痛心疾首。其结果就是二三十年下来，国内的各大学校里，文科国学大师一堆，社会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太过份了！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呢？陶行知的身体躬行呢？这到底是肯定我们，还是彻底否定我们？”由于屋里文科出身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些人脸色颜面非常不好看，出言反驳讥讽道。

“语言上真是很犀利啊！”

“就是啊！”

“这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存在价值吗？”

“他们是真想播种‘民主’，还是只想实行独裁‘专政’？”

“说了半天，那红党什么态度呢？他说大师们‘无德无能，不事生产’，那他们自己呢？不也搞官僚吗？党内就没有地位阶级差别吗？”

“这个”罗隆基感到自己好像突然受到交叉火力袭击，一时间感觉形单影孤。

“隆基，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大家不是对你，不用往心里去。”总书记左舜生出言安慰道。

“是，总书记，我明白。这样，我把整个文章内容介绍完吧。”罗隆基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文章在最后，列出了一些远景方案，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条：第一个，成立国家廉政反贪局，对贪污受贿，只要行贿或受贿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受贿行贿事实即可成立，且不以“好处”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直接判重刑；第二个，计划实施官员及直系亲属私人财产每年公示制度，处级及处级以上必须公示，国家主席也包括在内，由社会民众监督举报；第三个，不搞领导终身制，设立退休年限，副部级及以下，60岁退休，正部级上限65岁，正国级上限75岁，且即使最高领导人也只能连任2届。第四个，设立合理完善的政府管理体制，不搞一言堂和一支笔；第五个，让出法院审判权，保留政府执法权。未来立法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执法在国民政府，法院审判权交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然前提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而且他们保留检察院的权利；第六个，设定普选实现年限，大约50年后（受过教育的两代人先后成长起来），实现全国普选；第七个，真正提高民生水平，平均社会资源，将老百姓最费钱的医疗、住房、教育等实现国家统筹统管，这样生活水平差别不大，待遇差别不大，官也没有特权了，民众也就不怎么看重官本位了。”

“哼！纸上谈兵而已。不用别的，只需要各地政府上下串联，欺上瞒下，让这些政策失效或老百姓不知道，那些贪官污吏就可以继续鱼肉乡里。”一位坐在后排的民主政团同盟成员，不屑地评价道。

由于此时这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后世有互联网这个东西，有银行电子网络这种监控系统，有卫星电视这种政策宣传手段，所以不少人觉得这些想法漏洞很多，一时间屋内讨论声批判声隆隆。

实际上，在王凡的心中，其实只要建国后下大决心干（尤其是建国时每个人几乎没什么财产，整个社会更像一张白纸），建立经济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合二为一的信用体系联网管理系统，还是可以实现以上大部分设想和目标的。

“张老，您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定位，与红党接触。”组织部长章伯钧，看到赞同和反驳的人炒作一团，屋里有向菜市场转变的趋势后，苦笑着问道。

“我的意见是，不管怎么说，红党统一炎黄大陆这是历史趋势，他们建国基本也没有悬念。为了让‘民主’真正在炎黄扎根发芽，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伯钧，你和隆基带几个人先过去接触接触。我和舜生目标太大，不方便也不现实一齐离开重庆。”

“是，我明白了！”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