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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论及最为繁华兴盛之地，除却汉都长安，尚有“汉之五市”，是为北市邯郸、东市临淄、西市成都、中市洛阳，南市宛县。

五市之兴盛，古来有自，皆因地理位置优越且历史悠久，加之皇帝刘彻昔年在构筑全国经贸布局时的因势利导，使得这五座大城愈发繁荣，饶是近年汉廷持续投入重金开发江南郡县，然即便是江南最富庶的会稽郡治吴县，想要追上大江以北的五大都市，没个十数载乃至数十载的光景，却也并不容易。

后世华夏，东南沿海之所以能飞速繁荣，乃是作为华夏对外贸易的窗口，在现今这年月，汉之鼎盛远超当世他国，内需市场的规模远超对外贸易，且随着大汉持续发展工业，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等差距只会愈拉愈大。

况且论及对外贸易，面向西域乃至欧亚诸国的敦煌，借助陆地通商的便利，发展速度也极为迅猛，东南沿海乃至江南郡县并无后世那般独特的发展优势。

饶是如此，为避免各大地域的发展太过失衡，皇帝刘彻近年已有意识的加大对江南大城的扶持力度。

随着大汉百姓生活愈发富足，朝廷又颁布调降丁口税等政令以鼓励生育，各郡县迎来的婴儿潮估摸会持续好些年，官学大兴也已迈入第十个年头。

现今汉室之官学，蒙学和预学已普及至各郡县乃至较为富庶的乡里，每岁培养出众多接受过基础教育的百姓，然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仍限于汉都长安，以太学为首的数大高等学府皆在长安城中。

虽说大汉孩童无须学甚么外语，持续九年的蒙学和预学安排的理工课业较后世的九年义务教育程度更深，却仍是比不得后世的高中水准，更遑论大学教育。

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对人才尤其是理工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为填补庞大的人才缺口，增设所谓的高等学府无疑迫在眉睫。

汉七十九年夏，在皇帝刘彻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当口，在关中、中原、燕北、江南和巴蜀这五大地域，共择选出二十座大城，广设书院，江南虽不甚富庶，然在会稽、丹阳、豫章、长沙和武陵也都将兴建书院。

书院下辖于太学，形制低于太学却又依循于太学，采两院并举制，内里划分为汉学院与科学院，实则等同后世的文理分科。

诚然，后世始于隋唐的科举制推动了华夏的不断发展与持续昌盛，然皇帝刘彻作为穿越者，并不打算采科举取官，想要吸纳寒门庶民中的人才进入官僚体制，逐步推行所谓的府学考举，进而发展到如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并以层层监察体系保障其公平公正公开即可，没必要再搞弊端也很明显的科举制，“范进中举”实在是很悲哀的典范。

至于类似高等学府的书院，百姓想要前往求学，亦需先通过所在郡县的官学考举，最佳的途径无疑是从蒙学和预学一路就读，在完成课业后直接参加考举，在学监的监督下，考取相应的评分和评鉴，以此为凭前往各处书院，再接受该书院的所谓招生考试。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自然存在其弊端，然在教育资源颇为有限的年月，这已算是相对公平的取才制度了。

二十座书院，等若二十座高等学府，每岁能为汉室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人才，且因皇帝刘彻颇为刻意的“重理轻文”，限缩各处书院中汉学院的规模，加大对科学院的师资投入，故将来培养出的理工人才数量必然占比极高。

办学预算，高达两百万金！

仅止是二十书院的初创投入，尚未计算将来每岁要支应的庞大开销，饶是汉廷国库充盈，也觉负担沉重。

好在大汉所谓的产学合作体制已行之有年，诸多世家大族乃至豪商巨贾都对与官学的契约合作颇感兴趣。

昔年窦氏，田氏乃至陈氏这三大外戚世家抢占先机，与帝国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及渭北种植园早早签订了类似后世产学合作的契约，用赀财获取新式栽培农艺及大量良种。

遗孤院每岁培养出的诸多人才，更是早早被世家大族和大商团招募延揽，而遗孤院每岁也获得了大笔的办学赞助，只为获取提早招募学子的资格。

太常府文教司刚是放出风声，奉旨筹办各处书院，世家大族和大商团皆纷纷主动捐输，且可特意指定赞助，扶持临近自家产业聚集地域的书院。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这话，是皇帝刘彻时常挂在嘴边的，大汉的权贵及豪富皆深以为然。

人才匮乏之时，人才的争夺战，早从人才培养的初期，就已颇为激烈了。

譬如齐地东郭氏，随着东郭咸阳脱商入仕，一步步登上丞相之位，即便东郭本家将族业散尽，嫡系子弟不再操持商贾之事，皆分由支脉旁系掌管，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齐地官员不可能完全无视东郭咸阳的影响力。

或许，齐地官员不敢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不至为拍东郭丞相的马屁而渎职舞弊，然在不触犯律法的前提下，多多少少是会为齐地东郭氏行些方便。

古往今来，官府但凡稍开方便之门，商贾行事就已足够方便了。

此等人情世故非是华夏独有，后世甚么皿猪滋油的欧美诸国，亦不鲜见，这就是社会现实，没甚么好讳言的，提出批判也无疑是弱势者的哀嚎，于事无补，倒不如强大自身，力争上游。

齐地东郭氏的族业愈发兴盛，遍及种植、煮盐、织造、航运、造船等诸多行当，光靠购买外族奴隶，显是无法支撑，毕竟朝廷和官府政令严苛，绝不允外族奴隶触及律法限定的制造工艺，只准从事繁重的低端劳作，故商家即便购买再多的奴隶，缺工荒仍是颇为严重。

临淄书院创设在即，东郭氏作为齐地首富大族，自不吝于捐赀助学，除却能获得官府褒奖和民间声望，谋求与临淄书院产学合作的资格更是首要考量。

在皇帝刘彻的授意下，太常卿刘买对各处书院的办学思路和章程颇为灵活，特意征询各地商家的人才需求，举例来说，临淄书院因所在濒海，设立了航运相关系所，而位居燕北的常山书院，周围别说海洋，就是湖泊河川都少，压根就没打算开设航运课业。

在此等情形下，如齐地东郭氏之类的豪商，为获取人才，自然会向本地的书院大举捐赀，且不说日后更便于延揽适宜自身产业发展的人才，光为防止齐地人才外流，就足以让他们不吝为此投入重金。

一方地域的底蕴，就在人才的汇聚与积淀，华夏自古极重文教，根植本地的世家大族，不提对家乡是否爱得深沉，单是为了延续自家传承，都会颇为重视当地文教。

遥想群雄逐鹿的战国乱世，秦楚虽强，却为何始终被中原诸国鄙夷为戎夷之国？

无非就是底蕴不足，人才积淀不厚，若无六世秦君招贤，岂有始皇帝六合诸侯的伟业？

二十处书院，分居二十郡国，办学政令颁布不过月余，从民间获取的捐输就高逾百万金，大大缓解了国库的支出压力，使得刚接任大农令不过半年的孔仅稍稍松了口气。

皇帝刘彻亦觉大出意料，欣喜之余命各地官府褒奖捐输助学者，且亲自勾批呈报的名册，赐下了数百爵位。

这倒不算得鬻爵之举，诸御史也未纠劾皇帝此番行事，盖因陛下赐的皆为低爵，得爵者虽可免役，却难以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更无“大夫之尊”。

对不少商贾而言，低爵也是颇为重要的。

商籍之人的政治地位实在低下，车马和服饰的形制，甚至不得高于贫寒士人，若有爵位在身，哪怕是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都足以让册为商籍的豪商巨贾们挺直腰杆子了。

在皇帝刘彻看来，爵位也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世袭高爵不泛滥，不降低其重要意义和含金量，低爵封了也就封了。

后世的欧洲王室，甚么海盗、土匪可都不吝于封爵，连个足球教练都封了勋爵，与之类似的汉室低爵无非就是带有鼓励性质的头衔，又没封地，没必要上纲上线到“鬻爵敛财”的程度。

当然，想要获取世代承袭的高爵，得以荫妻蔽子，开创世家，还得用政绩用军功来换，这是原则问题，也是秦汉二十等军功爵的设立初衷，早已垂为定制，不是皇帝想赐爵就赐爵的。

即便宗室子弟，若非王侯嗣子，也不是随便就能得赐爵位的，若无有功绩，数代下来也势必没落，譬如汉末那位刘皇叔，说是中山王刘胜的后裔，也只能靠织席贩履谋生。

皇帝也有穷亲戚，若自己不争气，皇帝也照应不过来。

书院，赋予了寒门子弟改变自身命运的良好途径，庶民不肯付出努力，自然无法力争上游，就莫叹世道不公了。

大汉百姓甚为淳朴，对皇帝陛下此等福泽万民的教化之举，已是极为感恩戴德，又让刘彻怒刷一波名望，在汉人眼中，其圣明仁德已远迈五帝，不逊三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