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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抗日同盟军”的出现非常恼火：中国怎么是九头怪呀，打掉一个又冒一个。

日本当然要消灭同盟军，起初打算用汉奸，王英刘黑七李守信之流，但是很快发现这些东西喊声很大，作用却很小，根本消灭不了同盟军。

王英刘黑七投奔抗日同盟军后，日本觉得有必要出动日军了，不然，更多的汉奸会效仿，日本收买他们的钱就会统统打了水漂。

可是出兵需要借口，菱刈隆于是命令田中隆吉造一个借口出来。

田中隆吉于是卖力创造起来，而且非常下本钱：6月5日夜晚，一支骑兵突然袭击了日军的承德机场，击毁飞机三架，打死打伤日军二十余人。

田中隆吉带着记者参观被袭击的机场，指着七零八落的飞机和筛子一般的尸体，他泪流满面，痛斥中国的滔天罪行。

“中佐先生，是东北义勇军干的吗？”一个美国记者问道。

“不，不是东北匪军，而是察哈尔匪军，冯玉祥的手下，领头的是刘永义。”

田中隆吉一招手，两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了，供认是刘永义手下，昨晚袭击了机场。

“是刘将军亲自带队吗？”记者问道。

“是的，他亲自带队，凶极了，挥刀砍死了两个重伤皇军，还割下他们的头，一边一个举着照相。”

“这是对《塘沽协定》的公然违反，我们一定要报复，一定要严惩凶手，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犯大日本皇军者，必死无疑。”田中隆吉握着拳头怒吼。

日本的大小媒体鼓噪起来，异口同声谴责中国，要求政府立即出兵，严惩凶手。

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严厉抗议，并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严惩凶手，日本将出兵，日本将代替中国政府惩罚刘永义。

蒋介石收到了抗议，他也对“抗日同盟军”非常恼火，同时又非常畏惧：冯玉祥这个大哥好厉害呀，振臂一呼应者十万，不赶紧想办法消灭，中原大战白打了。

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承德机场的真相，戴正报告说：6月5日夜晚刘永义陪着一帮人看戏，看到很晚才回去，第二天早早出来练兵，区区六个小时根本不足以带领骑兵奔袭承德。

“又是老一套，娘希匹，剧本都不换。”蒋介石非常恼怒。

“娘希匹”是背后的，明面上必须认错，而且是诚恳的认错，蒋介石派人向日本人道歉，再三向日本人保证，一定解决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希望日本方面给出足够时间，三四个月足矣。

怎么解决抗日同盟军呢？直接进攻是不行的，那样成了汉奸了，蒋介石想出了两招：围困，收买。察哈尔是个穷地方，只要断绝各方对察哈尔的物资供应，抗日同盟军就不可能坚持下去，那时再出钱收买，冯玉祥的部队一定土崩瓦解，就像上次中原大战那样。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方开始对察哈尔进行封锁，北平到张家口的铁路首先被封锁，火车一列都不能开，表面理由是平张线上土匪独獗，火车运行很不安全；公路也跟着被封锁，理由与平张线一样，大家懒得再找新理由。

在沽源，在冯玉祥的授意下，6月8日，刘永义也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6月5日夜晚的袭击不是自己所为，当天晚上自己正在戏院看戏，好几百人能够证明。

“刘先生这样表示是不是害怕日军，是不是打着抗日旗号，其实不敢光明正大与日军作战？”一个记者这样问刘永义。

“不是这样，我们打着抗日旗号，其实也敢光明正大跟日军作战，但是，不是你的功劳就不是你的功劳，不能贪天之功。”

刘永义跟着拿出一个皮包，打开皮包拿出一些文件。

“这个皮包是日本驻承德待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中佐的，前几天被我们缴获，里边有很多文件，把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得清清楚楚，看这一份。”刘永义打开一份文件，“这是田中隆吉写给关东军司令菱刈隆的报告书，报告拉拢德王搞蒙古独立的进展情况，日本梦想拉拢蒙古王公搞蒙古独立，并打算派兵帮助。”

记者们涌了上来，举起相机对着文件拍个不停。

一个美国记者问刘永义，能不能公开其它文件？

“没问题，所有文件都可以公开，美国是中国的朋友，希望美国朋友能从此认清日本的真正面目，不要再把毒蛇当成小猫搂抱，对了，你们很荣幸，你们是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蒋委员长都没看到。”

刘永义叫人把桌子摆成长条，他把文件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供记者拍照。

招待会结束后，刘永义派人把皮包送往张家口，由张家口送往南京。

“皮包事件”弄得日本十分狼狈，虽然极力否认，可是除了日本人自己，没人相信日本说的话。

“皮包事件”让之前的“机场事件”成了小丑表演，关东军不得不放弃派遣大军进入察哈尔的计划，菱刈隆通知李守信：一个旅团暂时不能派，正在讨论派遣较少的部队，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身着中国军队的军服。

李守信对日本人的言而无信非常不满，可是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跟同盟军打了，他向菱刈隆发报，要求日本尽快派兵相助。

在沽源，一个人来找刘永义，柯庆东，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总负责人。

冯玉祥认为，抗日同盟军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苏联支持，抗日同盟军就能坚持下去并不断壮大；苏联不支持，抗日同盟军就将死路一条，在日本和蒋介石的联合绞杀下灭亡。基于这个认识，冯玉祥积极寻求共产党的支持，建议两家合建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

共产党起初对冯玉祥很轻视，觉得冯玉祥已经过气，察哈尔又小又穷折腾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敷衍冯玉祥，只派一些小头目参加抗日同盟军，可是过不了多久，发现冯玉祥雄风犹在，振臂一呼应者十万，于是改变看法，开始积极与冯玉祥合作，派来的人员也换成了大头目，打算利用冯玉祥的威望创立一支红军，在共产党看来，察哈尔也是有优势的：贴近蒙古，可以很容易得到来自苏联的支援。

当时的抗日同盟军虽然人数多达十二万，可是多是乌合之众，较有战斗力的只有两支：以冯玉祥的“汾阳军校”师生为核心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刘永义的“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命根子，看得紧紧的，共产党难以插手，只有“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有些希望。

柯庆东打算争取刘永义：刘永义原本就是共产党，而且表现相当不错，只是某些人处置不当才导致了他的叛逃。

柯庆东劝说刘永义重新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为国家的政党，正在为中国的光明而奋斗，国民党不过是一群旧势力的团体而已，正在把中国拖向黑暗。

“这个……蒋先生对我有恩，面临绝境的时候是他救了我。”

“一个爱国青年应当为人民去奋斗，为国家去奋斗，为理想去奋斗，而不应当为个人。”

“唔……”刘永义考虑了很久，“这样吧，如果中央能够对当时的不当行为作出道歉，我愿意重新加入共产党，重新为共产党工作。”

柯庆东对刘永义的回答非常满意，他向江西的临时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撤销对刘永义的不当判决并向刘永义道歉，然后重新接收刘永义为共产党员。

刘永义刚刚离开红区的时候，为他说话的人还很多，可是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为他说话的人基本没有了：这个王八蛋，翻脸比翻书还快！要不是他从中作梗，11师一个小兵都逃不掉。

一番讨论之后，临时中央拒绝了柯庆东的请求，并指示柯庆东：不要再与刘永义接触，这个人的立场基本是剥削阶级的，随时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虽然请求被拒绝，可是柯庆东是个务实的人，现在的事实很清楚：没有刘永义帮助，想在察哈尔创建红军比登天还难，他把中央电报扔到一边，然后通知刘永义：中央撤销了对他的不当判决并重新恢复了他的党籍，现在，刘永义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刘永义并不知道柯庆东的假传圣旨，他对重新成为共产党员很高兴：脚踩两只船就够难的了，自己居然脚踩三只船，自己太天才了。

过了两天，柯庆东又来找刘永义，带来了十来个人，全是共产党员，要求刘永义以这些人为核心创建一个团，特别把一个人介绍给刘永义：廖运年，黄埔四期生，**的同学。

“**的同学？好，好极了，欢迎你。”刘永义很热情地跟廖运年握手。

占领沽源之后，不少学生跑来参加同盟军，刘永义把这些学生组成了学兵队，总共一百来人，刘永义把学兵队交给瘳运年，再从自己部队抽出一个排，编成了“抗日同盟军警卫师独立团”，以廖运年为团长。

廖运年只是上尉，上尉当然不能当团长，刘永义于是大笔一挥：提升廖运年为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