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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哥帖木儿的情况又与其他的高丽境内的女真人有所不同，因为猛哥帖木儿的部落本来是不在高丽境内生活的，后来因为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袭，不得已才逐步迁至当时尚属大明领土的高丽半岛北部。

猛哥帖木儿部想回到东北故土，但是李芳远试图通过控制猛哥帖木儿实现其稳定高丽半岛北部的既得处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北扩张的野心。

面对着猛哥帖木儿的心思，一方面，李芳远对猛哥帖木儿施以利诱，赐猛哥帖木儿上将军三品官职事其随从也被加封为护军、司直、副司直等职，并赐猛哥帖木儿许多财物拉拢。

另一方面，李芳远又对猛哥帖木儿施以威逼，表示了不依附就要死，宁可族灭，也不会让他回归大明。

在高丽的利诱威逼之下，特别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猛哥帖木儿只好留在高丽，但是却通知了在辽东的阿哈出，说其有归附大明之心，但是高丽当局的阻挠使得猛哥帖木儿不能归附，请求阿哈出的帮助。

因为猛哥帖木儿知道，高丽之所以如此争夺自己，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让猛哥帖木儿给高丽当炮灰，如此，进可攻，能实现高丽人的野心，退，则可守，即使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族成为替高丽抵抗大明朝的压力的肉盾。

左右他的部族都逃不过一个灭亡的命运，猛哥帖木儿当然要找强者依附了，随着大明在铁岭建立卫所的步伐，猛哥帖木儿的心思也在急速的转动着。

杨文和吴高当然不敢做主，央请方明谦从水路急速报于京师，而这边在加紧筹备着大军渡江的事宜，反正以现在的形式来看，左右逃不过一个“打”字，朝廷的决心加上高丽李芳远的破罐子破摔。使得这一战势在必行。

没有想到，他们还没有动手，日本那边已经开始了对大内氏的残酷镇压。大内义弘战死后，留守山口的盛见继承了家业。继续与幕府对抗。足利义满则削除了大内氏旧领的和泉、纪伊、石见、丰前、筑前五国，赦免了投降的大内弘茂，封其为周防、长门两国国守，让他对付盛见。

于是大内氏开始内战，虽然有幕府的支持，但大内弘茂却屡战屡败，并于在年初战死，幕府只好起用其弟大内道通。看着大内氏犹自不示弱，也不知道其中大内盛见得到由张定边中转的明朝支持，但觉得终究是心腹大患。于是足利义满纠集四万军队，展开了对大内氏的围剿，危急之中，大内盛见派出使臣，要求高丽李芳远兑现诺言。出兵助他对抗幕府，东亚的局势一时又陷入了迷茫。

朱标是真的没有将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连朱高炽主动放谢贵、张昺二人回京师，也不可置否，连个回话也没有，便将谢、张二人重新安排了职司打发了。不说朝臣们想不透，就连身在北平的朱高炽、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抚还是剿灭，你倒是给个话啊。

但是朱标始终就是不做决定，待到宗室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让朱棣写个最后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后的期限来临一般，不再提这件事情了。

他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第一，经过综合分析，北平没有了朱棣就等于缺了一条腿，在北平那一片左冲右突的转悠，没有一点儿办法。更何况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所以只要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边再扣着朱棣，北平一点威胁也没有。

第二，朱标暂时还不想让北方太平，没有朱高炽在那里闹事，关于这次宗室会议有很多议题都不好提出来，单纯的削藩怎么能行，朱元璋的过于依赖藩王导致了后期放心的对功臣良将进行诛杀，自己总不能来个物极必反，过于排斥藩王导致外臣坐大吧，更何况，说不定极度的削藩后面也隐藏着腥风血雨。

哪一个已经就藩的王爷身后没有一股死忠势力，特别是在北方的塞王当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么就代表着要将他身后的那股势力换血，目前大明那里来的那么多替补，何况替补也不定可信，忠于这些藩王也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能力，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换的太多，难免会动摇国本。

朱标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对于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极左和极右的路线都走不得，那样可远远比打一仗损失惨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办法，对于这次宗室会议，朱标给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间的目光全部注视着这次会议，只有采取老办法，用战争来转移视线，而且他主要的战争目标也不是北平，而是高丽和日本。

因为朱高炽留着还有用，北平留着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来牵制朱棣，现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两难，儿子被定性为谋反，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语便是有人说是同谋，放任不理，与儿子划清界限，会被人说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声讨队伍，又会被儒家诟病，左右逃不出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如此以来，怎么能不让朱棣难受万分，而朱标正是因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为有很多话，朱棣说出来，比他说出来，效果要好的多。

景泰三年的五月，宗室会议如期召开，作为皇帝，腾出了正心殿作为召开宗室会议的主要地点，是为了自己能够随时旁听，除了在开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简短的发言，之后就宣布自己不参与会议。

但是会议记录却通过书记官源源不断的送到御书房中，供皇帝参阅。

之所以诸藩手群臣诟病，这个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宽松有关，那时候，藩王府不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论处。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这一条更是引起了大臣们的抵触。

因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地方，大权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别是北方边塞之处，更是军民只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说，让那些以治天下而为己任的官员们深痛欲绝。

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岁禄单是米一项。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元璋为了增长诸子的威望而设，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稳固皇权。朱元璋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诸子年纪渐渐长大，却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觉。

在朱标监国期间，从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非但稳固不了皇权，反而对皇权是个威胁，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藩王世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辅助皇室，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让群臣感觉到锋芒在背，而朱标有了另一个时空的教训，更是坐卧不安。

而宗室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议周王朱橚之罪，因为朱棣和朱橚是亲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标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为举报周王的是朱橚的亲生儿子朱有爋。

在议论之初，众人不免心里有些怪异，之前凭借朱有爋的告状，问也不问，就将朱橚拘捕至京师圈禁，现在又要来议周王之罪。其实在当时的大明，子告父。虽然牵涉谋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记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百姓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狱神。山东布政使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

但是也只说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以“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之罪，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虽然带有个人色彩和随意性，放到另外一个时空的现在，那就一个结果，拉出去枪毙，可是放在百善孝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恶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后流放了事。由此可见儒家对于孝道的重视。

就连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隐”的限制，即儿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虽然谋反等类的“十恶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制，但是对于皇家的骨肉相残，朱标提了出来，是想告诉诸王，无论周王有罪无罪，以后如果朕再遇到此类的事情。该如何议处。从常理上讲，要是父亲没做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儿子的岂会这般恶毒呢？

让诸王重新议定周王朱橚之罪，却不问朱有燻的责任。是表明朝廷不牵连首告者。让诸王中人人都重视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自己的家中会不会出现这种不肖的子孙，才会慢慢的重视朱标暗中发出的每一个议题。

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月余，也不是诸王办事拖拖沓沓，而是开始的时候人心不稳，被皇帝控制，却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基调，一时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没有人主动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来。

而朱标不急，他知道像是这样的讨论肯定要有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所以他的底牌还藏在深处，他要诸王慢慢熟悉在京师中开会的感觉，他要他们习惯于用各种思路想事情。这些只有在漫长的争议中，才能培养起来。

可是他等得起，朱高炽却是等不起了。上次限定的四月十五之前必须离藩进京，自己以为可以拖过一点时日，未曾想到，时间一过，朝廷马上诏命废除燕藩，改封父王为勇王，自己的弟弟为勇王世子。那么自己算是什么？

听着王府内人人还在称呼自己为世子。但是一声声的好像在扎着朱高炽的内心，自己算是什么世子，朝廷已经公告天下废除燕藩，没有了燕王，那里来的燕王世子，而勇王已经有了世子。那么自己到底算是什么身份。

朱高炽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偏偏又不敢真的生气，因为最后通牒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文书中和父王给自己的家书中都已经说明，时间一到。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诚，那么自己连回头的机会也没有了。

左顾右盼，自己除了两个姐夫之外，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将士们皆说感燕王恩德，但是现在眼中也有了迷惘之色，燕王变成勇王了，而且看情形，在京师还是颇为顺意，原来以为王爷已经被拘禁，甚至有的传言王爷已经被害死，现在京师中不是原来的燕王爷，但是现在看看不是那回事，那么自己该怎么办？

继续追随朱高炽进行所谓的靖难，那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了，靖难？王爷在京师呢，难道王爷也是奸臣？要清君侧，连王爷一块清除？

不追随，哪有造反造一半的道理，朝廷喊着叫着去真定府投诚，谁听说过哪朝哪代对造反的人心慈手软过，还不是把自己骗过去，再慢慢的处理掉。

北平诸人一时陷入了纠结之中，有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或者是官小位卑的人，已经在暗自衡量着自己的罪责，双脚开始往南方移动了。

而道衍、张玉、袁珙等人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异心的人开始大肆拉拢打压，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大方的放回南方，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开了口子，那人就会犹如泄洪时的水一般向南方涌去。

面临着时间的慢慢迫近，他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断的召集众将议事。就算是齐聚一堂，那也是各怀鬼胎，眼神中流露出的异动已经暴露了人心的不安。

长兴侯耿炳文等人率十二万大军进驻真定，加上调遣附近卫所之兵，对外号称二十万。其中定国军十九个正规作战师以真定府为中心四面散开。铁铉率一个集团军为右翼驻河间府，其中亲自率两个军三万余人驻莫州，潘忠、杨松率一个军的精兵为先锋进扎雄县，与之相互呼应。随时准备控制塘沽以及运河航线。

而李景隆率领本部的两个军加上盛庸的火器师为左翼，快速穿过行唐、新乐、埠平，然后进驻倒马关。如果北平不防，可直接北上，接收紫荆关的防务，在那里坚守不出，只是防备北平之兵往山西、陕西等地流窜，做出合围之势。

李景隆得到严令，只要是北平不主动进犯，他的兵坚决不允许出紫荆关沿线，因为李景隆带的兵并不是很多，还要分出一个师进驻易州作为机动之用，剩下兵力要守官坐岭、奇峰口等要隘，就有些略显不足了。

而耿炳文率领其余大军，徐徐从真定出发，往保定府推进，如此以来，就将叛军牢牢的控制在北平府之内的范围，按照朱标的吩咐，这次作战主力乃是定国军，沿途各卫所只是协防作用，主要是检验定国军的作战能力。

但是朱标并没有限制进攻时间，让耿炳文襄机行事，但最好在傅友德、冯胜完全控制朵颜三卫，和宁王所属刘真、陈亨的去留之意确定之后再动手，因为既然要打，皇帝就不想再留有什么隐患，只需防止北平叛军往西北方向流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