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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庞煌的心里，很明白所谓的佛道之争，说白了，也就是两种信仰上的冲突而已，道教以前之所以没有佛教的影响大，并不是因为佛教优于道教，而是因为本身的缺点所造成的，比如理论系统不够严密，巫术成分太多等。

但是道教以前的影响虽然在宗教层面上不如佛教，但是在民间信仰中，道教的一些东西却是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比如土地城隍的崇拜、趋吉避凶的心理等等，只要经过朝廷的大力扶持，要压过佛教应该不是个难题。

但是必要要先解决自身的缺点，可是庞煌对宗教的了解也算是肤浅的很，在另一个时空，宗教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借口而已，真正从信仰的角度去对待宗教的人已经不太多了，比如他自己，虽然是很不可思议的魂魄穿越回大明，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因为除了自己穿越，也再也没有找出任何神迹。

所以让他来指导宗教的发展，未免有些牵强，庞煌擅长的是控制，而不是单一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在加大力度鼓励道教的想象的基础上，去控制道教的发展不至于会危及到政治层面。

至于道教发展的细节，就交给了张宇清的龙虎山和有关部门去解决了。

经过张宇清等人不懈的努力，完善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后，由礼部开始刊印发行，再次增印《道德经》作为教化的开始。而道教要不是人手不继，可能已经开始筹划新一轮的佛道辩论了。

不过由于印度和东南亚的传道，占用了道教大部分的人才，特别是对于传说中佛教发源地的印度所筹划的行动，几乎耗尽了道教所有的储备，要不，东南亚一带和白莲教争锋，也不会派护教神兵前去了。

现在大明国内的道教人才储备已经严重不足，因为本来经过蒙元的摧残，大明初建时佛教的繁华冲击，道教的人才已经慢慢出现断层，而才十余年的道教复兴，怎么能积蓄那么多的底蕴，张宇清等人心里十分着急，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按部就班的等待着。

道教开始等待，佛教很多有识之士却是坐不住了，智光大师就是其中一人。

智光和尚字无隐，庆云人氏。当他还十分年少的时候，便辞谢双亲，出家侍佛。刚开始，他在蒙元大都法云寺修行念佛。尽管年岁少小，但苦心学习，加之本来就聪慧超人，所以，入寺还不很久，寺中收藏着的内外典籍，已无所不读；而且，凡读之书，又无一不精。这些经籍律论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头脑，使他为日后的深入钻研与修习找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蒙元顺帝至正年间，鼎鼎大名的班的答禅师从印度遨游上都，其中有一段时间，班的答禅师就居止在智光和尚出家的法云寺里。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智光和尚便凭着同寺的便利，朝参夕叩，向禅师请教、问道。时间长了不仅学识大长，甚至连禅师嘴中的印度梵音也渐渐地能听懂了。而班的答禅师呢，也颇为面前这位少年刻苦努力的小和尚所吸引，回答他的提问的时侯，不时额外指点几句，帮他参悟正道。智光各尚聪颖过人，对禅师的指点，也心领神会。智光和尚自然而然地成了班的答禅师在中国的入室弟子！

等到蒙元败亡，大明鼎立之后，智光和尚和其他几位僧侣一起结伴前往京师，朝见皇帝。朱元璋因为建国初始，需要稳定民心，昭示恩德，因此，对智光一行的到来，格外垂青，颇嘉辛劳。并在朝拜之后，又特地御驾便殿，召请智光和尚一行，垂问佛法。

就在这次召见时，朱元璋偶然听出智光嘴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罕闻的佛国梵音，不觉大为惊奇！仔细询问，方知面前这位貌不惊人的智光和尚是大名鼎鼎、不远万里来到中原，传播佛法的班的答禅师的入室弟子！

于是，朱元璋便令智光将班的答禅师带过来的佛教经籍一一译成汉语，以广流传。为了方便智光和尚译经，太祖皇帝又下旨，命令有司就近选择幽境胜地，构筑寺宇，以供栖止。这便是后来的金陵钟山西天寺。

西天寺金碧辉煌，雄踞虎势，翠竹掩映，叠峦层幛，令人叹为观止。智光和尚搬入寺中。太祖皇帝又命人供给他各种用度物什，凡所就应有，无不具备，颇见优崇。之后，智光和尚便率领弟子开始翻译佛经。历经几载，终于大功告成。

早在朱标没有穿越回大明之前，智光和尚为了更好地参证佛法，录求正果，又立志要再循先遗迹，西去天竺，取得佛教正经。于是，他便带着自己的徒弟惠便和尚，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险，足迹遍布印度诸国。

在印度各地，智光和尚不仅参拜名刹古寺，拜谒得道高僧，搜求佛法经典，而且与佛门中人互相参求法理，探讨正道。不久，声名鹊起的智光和尚又特地前去拜谒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麻曷菩提上师。据听说上师一见，也对他大加推宠，特地传授给他《金刚鬘坛场四十二会礼》。据说传法时地下突然涌现出九层浮图，金碧耀眼，光芒照人。大家一见这异乎寻常的瑞兆，对智光和尚更加敬仰，视之为神异之人。

智光在大明境内的时间很短，特别是朱标执政之前，又去了印度寻求正道，一直到了景泰五年才回到中原，但是却迎来了皇帝的抑制佛教发展时期，不过那时还不太明显，智光又深知皇帝初登基时的威严，不敢违逆圣明，只是暗示门徒收敛，希望只是皇帝暂时的冲动。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高僧，知道天子脚下的危险，待到朱高炽的靖难完全平复后，智光借口去北方弘扬佛教，离开了钟山西天寺，回到了北平法云寺中继续生活。一直深居简出，以苦修行。

说句实话，智光和尚是一个十分有眼光的人，当初太祖皇帝大肆反贪和为皇室清除障碍的情况下，他以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惜放弃皇帝对他的青睐，带着徒弟远去印度求取真经，也真的有些唐玄奘的味道。

第一次从印度归来，正好遇上太祖皇帝驾崩，新皇即位而四方不稳，北平的朱高炽虽然看上去成不了气候，但当时新皇朱标的表现却稍微有些羸弱，所以在搞不清状况的情势下，智光又毅然再次细度流沙河，去印度明为求取正道，实则避祸。

一直到了稳定之后才回到大明，但是不巧的是又遇到了朝廷抑制佛教发展的时候，他无奈之下回到北平，以为避世。实则为在北平那里广收门徒，传颂佛教真谛。

想积蓄储备力量，待到新皇的热乎劲过去，谁知道等了十余年，等待到了朝廷全力扶植道教，那时智光已经感到不妙了，又隐忍了十余年，到了现在，道教的气焰一天比一天高涨，而佛家在道教的打压下，只有挨打的份了。

十分失望，但是最失望的莫过于朝廷礼部刊发《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后，智光和尚虽然一直在北平法云寺避世，但一直关注着朝野之间的变化，到如今，他再也隐忍不住了。

智光和尚明白，如果再隐忍下去，恐怕佛教在若干年后就不复存在了。

印度的佛教发源处被侵蚀了，他觉得没有什么，他是中原人，可以弘扬以中原教义为主的佛教。朝廷限制佛教发展也没有什么，因为朝廷限制佛教发展的同时，也没有滥建道观，只是有节制的在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区域内建设道观，由此可见朝廷也不希望宗教的势力过大。

而道教不过是被皇上利用的棋子而已，智光有信心自己佛教也可以变成皇上手中的棋子，因为道教的一家独大肯定会给朝廷带来担忧，也肯定会发展另外一个宗教来牵制道教，皇帝的手段一向是制衡，而不是灭亡。

所以智光一直十分有耐心的等待着，可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出现，终于使他坐不住了，因为稍微明白点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抑制佛教了，而是在进行灭佛之前的准备。

有什么比从根源上破坏更为严重，一旦论证得出了“佛本是道”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如今的佛教面临着比“三武灭佛”更令人绝望的后果。

智光已经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了，他更不能眼看着自己一生的执着被破坏。他对皇上、对朝廷、对道教如此的咄咄逼人感到愤怒。

愤怒可能会使别人失去理智，但却会使一个高僧异常的冷静。智光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道教无力发动佛道之辩，因为道教之前的衰退，和现在的急速扩张，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也凸现出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人才的缺乏，也就是理论人才的缺乏，至少在对佛教发源地印度的攻势上，道教显得有些激进，也就是出于重视，再加上最近十余年来佛教僧侣的隐忍，所以给了道教一个错误的感觉，没有顾忌一些后果，几乎把精英人才全部派遣往印度准备和佛教决战。

而这次的东南亚诸岛的传道，就已经证明了道教对于人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是佛教一直处于挨打地位，至少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道教根本无力发动佛道置辩。

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道教已经陷入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忽略了佛家的底蕴，也忽略了源自于苦行僧的坚忍，毕竟在蒙元时的昌盛到大明如今，虽然屡次遭到打压，但依然有自己的根基，也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力量虽然受到打压，但是却没有消失，而道教却由于一时的得意，把主要方向搞错了，至少不应该在现在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印度。

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原，但毕竟是受到过中原改造过的佛教，根本还是在国内。道教不该忽视的，对于这一点，智光看的很明白，但是更明白要翻身就必须找到靠山，这时，皇帝朱标为了稳定北方而让太子驻守北平的政策，让智光看到一线生机。

智光一面吩咐门徒拿着自己书信，分散着前往大明各地寺庙中寻觅志同道合者，给道教一个黔驴技穷的感觉，让道教诸人感到佛教已经在垂死挣扎，没有多大希望了。

一面在自己的信徒中，暗暗流传着一个隐晦的消息，消息的大意就是：智光大师有办法使太子有子嗣，而且十分肯定。

做完这一切后，智光就在法云寺中继续若无其事的诵经念佛，等待着鱼儿上钩。因为他知道，处于彷徨中的太子殿下一旦知道这个消息，无论是真是假，也会尝试的。

景泰二十五年，朱雄英二十八岁。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此时他两个弟弟，朱允炆以二十五岁礼王的身份代天巡狩陕西已经近两年时间，而最小的弟弟朱允熥则已经年满十六岁，实授闽王前往福州，主持航海商务事宜。

一个把持西北军政，和手握重兵的朱棣眉来眼去；一个马上就要把持大明主要的海外航运命脉，天下的商贾都要看闽王的脸色行事。而自己呢？

守着江南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空有一个太子的名衔，在辽东鼓励农耕，发展工业。默默如老黄牛一般辛苦，却眼看着两个弟弟日渐坐大。他从三岁时就不定时的监国，自小就被人看成未来的大明国君，长久的这样下去，一旦受到些许威胁，那在朱雄英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了。

所以朱雄英感到很不高兴，就连方孝孺也隐隐嗅出一丝不对来，按照道理，皇上的年纪愈大，也应该愈加开始稳固储君的位置，从皇上之前的理政能力上看，断断不会疏忽这一条，而现在做的却是另一个模样。

这和太祖高皇帝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在立了太子之后，大力封藩，造成了边塞九王的坐大，让景泰皇帝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才慢慢的理清头绪，难道皇帝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

太子执掌东宫已经二十多年，一向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皇上还要让礼王和闽王的势力逐渐扩展呢？这不是要给太子以后登基留下隐患吗？不但这样，而且会造成三兄弟的不合，如此下去，皇上一旦仙去，势必会造成祸起萧墙之势，皇上这是何苦呢。

去年，也就是景泰二十四年，方孝孺的母亲过了八十七岁大寿。不顾年迈的方老夫人需要照料，方孝孺让儿子方中宪写信把两个儿子方中愈、方中仁叫到北平，那时他已经感觉到有些危机了。

加之常想到储君前途的迷雾重重，特别是今年的闽王南下，使他内心时时难于平静。方孝孺是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时值用人之际，怎会甘于让儿子们成天沉浸在琐屑的事务圈里？

他距离京师太远，加上消息不畅，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再加上皇上刻意的安排，方孝孺根本进不去。进表也好，上疏也罢，不但皇上根本没有回应，就是是到了内阁手中，也是没有一点消息。

天被遮住了，他为国忧，心急如焚。可急又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他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了。方中愈、方中仁的来到，让他了解到江南的一些真实情况，才知道，远远要比他想象中的糟糕。

人是善忘的，方孝孺想。

在京师，二皇子有黄金华主持的《大明周报》为其造势，而三皇子朱允熥有沟通天下的商贾为其传颂，但是太子的影响力却日渐薄弱。长久的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造成了皇太子可能只是在辽东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和一方藩王有什么区别。

北平方孝孺府中，就安在北平城内僻静处。这里虽无亭台楼阁，却环境优美。在一片苍绿之中，并无秋之落木飘零的感觉。但变换的政治，常让方孝孺心境难以平静。好在家中还养有三几歌伎，弄弄丝弦，听听俚歌，倒也能消闲解愁。

太子尴尬的同时，整个年节中，方孝孺也郁郁寡欢，成天和几个门下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胡子昭等聚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商讨东宫大计。这几个人不但是他的门下，而且除了胡子昭之外，都是方孝孺的同乡，皆宁海人，时值壮年，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感情。说到悲愤时，一个个拍桌打椅的；说到激昂处，则一齐引吭高歌。

这么高谈阔论了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中，始终默然不语的方孝孺突然提出：

“各位，几天以来，我们都倾泄了心头的块磊，救我大儒，我等之愿；护佑东宫，我等之志；慷慨激昂，何其壮哉！然高谈虽可扬志，却难以务实。如纯然高谈，则可误国矣！以本人之见，今日无妨议议，我等究竟以何计恢复太子声望；以何能救我大儒；以何力抗击永嘉之人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