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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位于太子朱雄英，那么大明无疑就会陷入了一个循环，每一个历史上的盛世就代表着开始衰落，自己所创造出的条件太好了，稳固的海疆、西方的不断扩张、内阁制度的不断完善、皇事院的日益壮大和司法部的建立。还有就是农业的稳定增收是一个国家和平的保证。

一代不如一代，这正是朱标所担心的。

从内厂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显示着儒家的分裂和复古儒学的筹谋复辟。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在朱标得到内厂奏报的同时，身为内厂创始人之一的杨杰同样也得到了消息，永嘉学派不甘心已经到手的果实受到威胁，当然也筹谋着开始反击。

当然这一切也隐瞒不住以解缙为首的二皇子朱允炆一系，看到了三皇子一系开始动作，早有皇孙诞下的二皇子一系也沉不住气，也参与了进来……。

想起这一切，朱标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皇帝果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的，本来抑制了藩王发展，避免了藩镇之乱，又在庞煌的建议下创造了军镇制度，把军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各军镇的总督，内阁和参谋部只有提名权，任命由皇帝亲自签署，各种条件都注定了总督对于皇帝的效忠，而调遣军队的虎符也有皇帝亲自掌管。

本来军权在握，朱标想放任一下大臣们去自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权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标贯彻总的精神是“改严为宽”。特别是启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为首届内阁成员，不仅大明由宽仁的朱标自己当政，而且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朱标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缓和所谓靖难之后的所产生的民怨。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有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对于安定民心方面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标在制定的“宽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标以后，在方孝孺的“君职论”和“民本仁政论”等思想指导下，营造起一个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创造出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为了让这个氛围达到最佳，朱标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几个他所倚重的大臣，让他们自行商议处理，放手给臣下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而作为皇帝，只是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

譬如启用齐泰为锦衣卫指挥使，将锦衣卫的职责规范后主要交由齐泰等人处理，官制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负责，人事选拔主要交由吏部张紞等人管理等等。朱标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洪武年间那种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六科给事中原来是朱元璋在大明监察机制的设计上有所创新，他在历代传统的监督百官机构都察院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套监察机制，即六科给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对百官都不放心，让御史监察百官，让品级很低的给事中去监察御史在内的百官，他自己则可乾纲独断了。

朱标尽量的去宽解臣属们的心，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这不是仅仅改个名，他还对它的功能作了新规定，左右拾遗不再以监察百官为其主要工作范围，而是叫他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规谏皇帝，约束皇帝。

执政二十余年来，除了军权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标尽量的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一反朱元璋那种武夫式的**、独裁和霸道，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注意那我觉得自己作的已经不错了。

在内阁初建时，为了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标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皇帝，尹昌隆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这样的：“想当年高皇帝听到鸡叫声就起床，天还没有完全亮就临朝；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为如此勤政，大明才会成就斐然，国泰民安。陛下您继承大统，应该以太祖皇帝为榜样，兢兢业业，时刻心系国家大事与政务。而今却安于枕边之乐，时辰已经很晚了，却还没有到大殿上来临朝，大臣们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旷职废业，上下懈弛。一旦传开出去，尤其给那些四周的夷蛮所知了，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说，监察御史尹昌隆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点什么小事就会上纲上线的政治“过敏症”患者。也就是尹昌隆，在景泰伊始的时候，暗地里和朱棣有些牵连，最后被朱标贬到日本出使，然后又让其去东南亚诸国出使，天下大定之后，朱标就让尹昌隆在翰林院编修，一直就没有出现在大明朝堂之上了。

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初说出这种刻薄又难听的谏言，朱标不但没有在大殿上对众大臣作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为难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扬了他，说他说得好，并下诏说：“尹昌隆指出朕之过失，礼部将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来警示自己。”

知道皇帝一举一动的侍卫长刘超实在看不起了，事后他就对朱标说：“陛下应该跟尹昌隆说明，今天病了，所以临朝的事也就给耽误了。”

朱标只是笑笑，随意的说：“朕怎么能像你这样说话，像尹昌隆这样直言进谏是很难得的；朕要是解释了误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别的不知情大臣还以为朕不喜欢纳谏，如此下去，朕将再也听不到大臣们的批评建议了。”

这个举动经刘超的口中传了出去，对于朱标的形象大有益处，其实作为皇帝，朱标对于尹昌隆这个人实在是看不上，也感觉到自己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做。

在朝野之间，他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王，而在紫禁城之内，也是一个宽和的皇帝，有一次紫禁城内有两个侍卫吵架了起来，要是当年朱元璋见到了此番情景的话，那么这两个人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朱标见到后却抓住机会，作出了使人无法想到的做法，他将一宫的人全部叫上来，然后当着他们的面，诚恳的向他们道歉，说宫内不和睦是作为君王的失误，当时吓的内廷中人都不敢出声，但是随即就没有事情了。

但是皇帝的威望也是越来越高，也就是这样，朱标感到自己很累，当一个好皇帝真的很麻烦，在实行所谓的“德化”，对洪武严政酷法的纠偏的结果后，大明王朝由乱而治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一步关键，在朱标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大治之像，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为皇帝歌功颂德了。

最近礼部的大臣们，一直试图上书皇帝，重新编纂《洪武大典》，并将其改名为《景泰大典》。这些话朱标虽然只是一笑了之，但是内心也是颇为得意。

但是长期处于极端**底下的臣民一旦遇到了宽仁之主，有些人还真不认识自己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于是就出现了不曾多见的尴尬。

比如说有个大臣叫陈性善，他是浙江山阴人。洪武三十年高中进士，朱元璋还未驾崩时，朱标就熟悉了陈性善的大名，也等于说是朱标一手提拔出来的年轻官员。等到即位后，朱标就升任陈性善为礼部侍郎。

陈性善是个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当上礼部侍郎后，他竭力地辅助内阁纠正洪武朝留下来的积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在陈性善的努力和帮助下，曾经犯罪而被贬为“流人”的薛正言给找了出来，重新安排了他的官职；曾经因直言犯上而已被编入了谪戍户籍当中的原云南布政使韩宜可也在景泰朝给释放了出来，最终将他启用为副都御史。

正因为陈性善是个敢于直言的君子文臣，朱标十分欣赏他。有一天退朝以后，朱标单独留下了陈性善，还给他赐座，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陈性善的喜好和能力。顺便询问了一下陈性善对国事的看法。

陈性善看到皇帝这么谦虚，对待大臣这般不耻下问，他也被感动了，于是他将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写了出来，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写好以后，陈性善将它进献给皇帝。

朱标看了，虽然觉得陈性善提到的这些事情和解决方案都不错，但当时还不是实施的时候，于是褒奖之后，暂时备案起来束之高阁了。

但是陈性善却颇为较真，等了一段时间，看到有关部门根本就没动，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次上朝时他向朱标进谏说：“陛下您不嫌弃臣下我不贤，我呢勉强充作了一回顾问，小臣我有幸听到陛下答应小臣一定照着执行。可没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么犹如反掌那样快地反复，这样，凭什么取信于天下？”

朱标听到后，由于没有一点准备，愣了半晌才想起来，不由满脸通红，心里那份恼怒就不要提了。

一个大臣因为皇帝没有按照他提的建议去做，居然会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责问个没完；他忍了又忍，还是没有恼羞成怒。因为当时正在筹备御驾亲征，朱标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气氛。

强忍着不愉，向陈性善解释了一些原委，因为朱标要透露了一个信息：朝廷的政治气氛还是相当之宽松。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带着陈性善御驾亲征，最后在关于军需的事情上，陈性善算是尽了不少心，也因此当了一任礼部尚书。

朱标在仁君责任的规范下，生活了几十年，但是到了天下即将太平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难，使朱标再也端不起那副仁君的架子，不再去想天下为公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很可能造成他的努力成为白费。这一切都是朱标不想看到的。

就像有人说过的一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非是为了那块地而已。而朱标现在是最大的地主。

他解决了内患，大明境内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战端出现了，最近的战争也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印度和朱棣领导对奥斯曼帝国的征伐。

在自己亲自统帅的总督军镇制度，牢牢的控制住所有的武装力量，在大明境内基本上没有超过一千人的非皇权武装建制存在，就连是最受信任的藩王朱有炖等人，王府护卫武装也不过是八百人左右。

这样避免了藩王坐大，但是这样做，无疑削弱了藩王们的震慑力，为了弥补这一点，朱标规定了各地军镇要维护藩王们的利益，只要是不违反大明律，其余的事情都以皇室成员为优先。

即便是这样，藩王们依旧要仰仗军镇中人的鼻息做事。也幸亏朱标当初制定军镇制度时，规定了总督的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两届。如此以来，地方上最熟悉情况的仍然是藩王，保留了一些颜面。

军镇总督卸任后不得在朝中任职，最多再大明参谋部或者军事学院中顾问。藩王超过四十岁之后要回到京师皇事院中议事。这样以来，造就了大批被迫告老的官员和藩王。而朱标还刻意的促成致仕总督和归京藩王的联姻。这样以来，可以消化掉许多致仕总督，让其以皇亲的身份进入皇事院议事。

朱标的心里，是在打造有大明特色的议会。将皇事院打造成另一个时空的议会形式，让其间接参与政治，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二十年来，有很多总督和地方布政使被这样的拉进皇事院中。

而朱标也密切的观察着皇事院的一举一动，到了景泰二十六年，情势已经十分明朗了，大明在皇帝集权的情况下，内阁、皇事院和司法部三足鼎立的状态已经形成。

在这么多年中，他不断的调整皇事院和内阁中的各派系人员的比例，此时皇事院成员已经超过了二百人，而内阁也根据需要扩充至十七人。一切都在按照朱标心中想象中那样发展。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这个他最感到头痛的问题。

在朱标的设想中，随着种子的改良，亩产的增高，农民的生活平稳，而赋税也会随之而增加。

在朱标的设想中，随着自己的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大明有了平稳的经商环境，相对又给了部分商贾步入官场的机会，那么商业税赋也会随之而增加。

做到了设想的一切，那也应该如设想中那样，大明应该十分富庶，国库充足，粮食满地了。事实中也是如此，大明逐渐繁荣起来，但是朱标却发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结果。

大明现在私产遍地，朱标裁撤了部分逾制之罪，让有钱人可以尽量的兴建高楼、园林。在苏杭、扬州等很多地方，出现的一些园林竟然比紫禁城内还要奢侈，而这一切都让来自于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觉得不可思议。

但朱标还是感觉到不利，特别是他几次的微服私访，却发现，大明境内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百姓依旧是仅仅温饱，家里还是没有余粮，虽然比之蒙元时期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距离朱标的希望还差的很远。

而国库自然是十分充足，朱标当初守财奴似得强制发行大明宝钞，在国库中积蓄了大量的金银，随着时日的渐长，大明上下也习惯了宝钞的使用，对于金银只是作为制作饰物、器皿的原料，和玻璃基本上同等看待。

本来在另一个时空中已经习惯了纸钞的朱标，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但是发展经济远远不是改变民众使用习惯就能做到最好。

朱标此时才感觉到，自己满库的金银，并没有起到使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宝钞提举司多年上奏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朱标才发觉到，虽然宝钞不断的印制，但依旧满足不了现在民间的需求。

印制宝钞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但是通过微服私访，依旧没有看到百姓生活的完全改善。

二十多年来印制的宝钞到那里去了，还不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开始，朱标还沾沾自喜，可是通过频频召见户部尚书陈瑄，朱标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所认为的繁华大明竟然存在着许多隐患。

国库的那些金银不能流通，只是一堆废铜烂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