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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与附庸采邑篇
中世纪的典型社会制度，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概括：封君封臣以及农奴制度等形成的复杂系统。
在18世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制度》中便已经对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度、采邑制和农奴制有了深刻剖析；到了19世纪，人们继承之前的启蒙思想，兴起历史法学派、历史经济派，用以分析那个时代的各种封建制度；进入20世纪初以后，学者们认为不该从经济角度，而是应该从政治、法律方面去认识封建制：其中以刚绍夫（ganshof）的《封建主义》一书为代表，着重讨论了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和封君封臣制。
总的而言，中世纪制度关系的主要特征为：分级分封——按照这一规律，封建就是对上级的经济臣服和军事效忠，与当时社会保护和被保护关系联系：在蛮族初入时期，辉煌的罗马帝国所建立起的公共系统也随之而亡，新制度也还没有构成，人们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比如农民，他们会自主寻求保护，就此形成了依附委托制，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形成一种自愿的依附关系。
而封君封臣的基础，其实就是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加上亲兵制。
亲兵制，这其中实际也包含了效忠的关系，既是保护关系也是安定手段。这种封君封臣，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依附关系从下层走到了上层，也不再以满足生存为目的，而是形成了一种固定等级的手段，封臣的大小与贵族的荣誉息息相关。
封君封臣制度中，最为关键的是封土。最初封臣和封土并非一一对应。封君有保护封臣生存的义务，一开始是通过请封臣回家中宴请，或者赏赐封臣实物来表现；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报酬开始无法维持，封君所需的封臣人数上升，报酬方法也开始改变，以赐予人们相应的土地使其获得生存这一手段来维系双方之间关系，这一做法很快流行。最初分封的土地称为“采邑”，在墨洛温时期已经存在；到了查理·马特时期，由于开始和阿拉伯作战，于是大规模的封臣。同时“采邑”也开始变为封土，获得封土的条件逐渐以军事义务为主旨而固定下来。
从理论上来看，封君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封臣只有使用权，而且在死后必须归还。但现实与之大相径庭，封君很少能够真正收回土地，因为多层分封的关系，使得封臣封君之间彼此关系错综关联，而且土地零散，如果封君要收回土地则容易形成战争关系。所以，封土实际上变为可以继承、可转让、可买卖的私人财产。
而在中世纪，封君封臣的关系一旦形成，双方就形成了义务关系。
首先是封臣对封君的义务。
一、为消极义务，就是不必做什么便可以保证的义务。主要有：无害，即不能加害封君的身体；安全，保证封君安全，不能疏忽于防卫，不能背弃责任；尊敬、正直，不能在司法审判上做有害封君名誉的事情；有用，不应该在财产关系上伤害封君；轻松，不能设置障碍，要让封君能轻松完成任务；可行，让封君完成能够完成的任务
二、积极的义务。包括：服军役，身为封臣应该随时**军事任务，其核心任务主要是防卫性的工作，一直应该维持到敌人退却；而进攻性侵略，一次只能服役40天左右。所有的军役装备均由封臣自备。金钱上的资助，这一内容广泛，比如封君情况紧急时给予金钱支持（也就是赎金），封君儿女授骑士礼、出嫁的排场费用，以及封君出行时的费用。劝告，提出种种意见，使封君作出最合理的判断，而且事无巨细得一一过问。
封君对封臣，则有保护和维持的义务。
一、保护，即封臣如果处于危险中，封君必须出面相救；或者封臣陷入官司纠葛中，封君应该为封臣在法庭上讨回公道。
二、维持，就是维持封臣的生计，所以封土成为这一义务的主流。
这一制度的不平等性是十分明显的。但当时，从下至上，这一不平等是共通的：因为出于个人的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而且当时法律系统的缺乏，都使得中世纪注定只能以此种方式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性。而且，中世纪的经济关系，也注定只有进行依附才能得到土地，所以人们都愿意加入这一制度，成为社会”链条”中的一环。形成这种观念的不平等、不自由与命运无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无关，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关系；相反的，自由、平等反而使人们在中世纪无法生存。
而封君封臣之间要结成这种关系，还要通过种种仪式，其中有三个最为常用和明显：
一、合掌礼，就是将手放入封君的手中，代表愿意依附封君，成为其封臣。
二、亲吻礼。
三、宣誓，即模仿教会的仪式进行宣誓，表示结成关系的神圣性。
在一定程度上，封君封臣制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替代品，这一制度使得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有了某种秩序，从上到下形成了所谓责任的“链条”。由于有效忠关系、经济联系，使这种关系十分紧密，虽然会造成权利的分散，但确实给地方上带来了安定，并通过配合庄园的生产制度，形成了一个很有序的社会。
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开始更广泛的研究封建制度，著名人物马克·布洛赫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应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封君封臣制
二、王权恢复后的经济形态运转
而中国、苏联的学者，则将这一封建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来研究，把它与奴隶制、剥削关系相联系，虽然这些观点就现在来看是存在硬搬的错误，但也可以一窥：
一、封建主义的生产目的：只与资本主义做对比，把”封建”意义现代化（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可取），认为其目的在于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利润形成比例关系；并认为这一目的在于榨取剩余的劳动力和剩余产品，仅仅将地租作为一种手段；如果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封建地租式的剩余劳动。
二、封建生产的推动力：资本工人的劳动与身产规模无关，但封建制度中的情况恰恰相关：庄园中的收入是定额，农民的收入是变量，地租长期不变，也就是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地租外收入，是封建生产的动力。在奴隶制、资本主义制中，生产资料都归主人所有，但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三、地租率：事实上，如果地租率增加，说明其中存在剥削；但研究表明中世纪的地租率基本恒定，很难找到支持“剥削”的证据。
庄园篇
在中世纪，庄园并非理想的经济方式，其经济形态十分封闭，人们生活水平程度只供维持生存，且是进步缓慢的生产单位。这些都和当时的无序状态有关：日尔曼人推翻罗马帝国后，却没有健全的制度来取代；而且蛮族各部落之间战乱不断，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统治体制，所以当时国王为维持自我势力，而采取了给予的奖赏之法：
第一，抢到的财产严格按平分制给予个人。
第二，实行的赏赐土地之法，人为的形成了某个人的大地产，而且赏赐并非在一级上就完成，可级级相赐，在罗马人为地产上又形成了日尔曼人的地产；这些无偿的赏赐，加上罗马乡村地产，形成了西欧土地基本纳入的大地产。罗马时期地产为私有，而此时的地产人为进行划分，又包含着不同成分：其一是地产主的私有地，其二为让人们耕种的土地。
这种制度变化构成了庄园的基础，其与大地产的区别在于土地耕种权不被剥夺。
同时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庄园成为一个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的单位，而是集政治、法律、刑事（也包括经济在内）于一体的行政管理单位，彼此之间互部干涉，这也形成了中世纪日后分化的基础：庄园主即等于庄园国王，其主权、土地皆分封，而且分封者只对上一级分封者负责，导致了中世纪国王主权的分散状况。
就庄园土地成分而言，大致上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领主的私有地。
第二，农民的份地。
第三，供放牧的草地。
第四，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
就庄园的建筑而言，则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是位于高处，豪华的庄园主住所，但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城堡。
第二，简陋的农民茅舍。
第三，公共设施，包括教堂，水磨房（庄园主所有）和手工业者的库房。
庄园内有一切日常生活的设施，从根本上而言，庄园作为集体耕作，无人可以单独拥有耕地和耕地所需的动物和工具。
庄园内的公共设施很多，包括庄园主的私地在内，作为隶农的劳役，且具有优先权。
庄园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表现在庄园可以容纳人的数量为一定，可通过庄园规模的大小来判定人口数量。当然这还因为中世纪出生率低、存活率低，数量始终保持恒定。而且能够保持自然平衡。
庄园也需要进行管理，但是庄园主并不理庄园事务，常常委派手下人进行管理。庄园主住宅由委派人居住，其目的是为知道隶农能够获得实际的收成因而与当地人关系紧张，具体工作则由村庄里的人完成。
最能够体现庄园主权威的为“庄园法庭”，是庄园的统治机构，特点为：
第一，非常设机构，根据地方问题多少和庄园主本身意愿来决定开庭间隔。
第二，规定开庭时，当地农民都要参加，也非所有人有发言权，由代表组成，陪审团第三，庄园法庭诉讼程序死板，均看是否能够打动庄园主而非就事论事：法庭的判决，其结果不一定能够被执行。
庄园法庭只涉及庄园的内部事务，是为处理“家务事”，但是确实对当时庄园的管理起了重大作用，包括庄园内各种事务都可以进行诉讼，由小事到大事务都有。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解决其内部问题和起调整作用。
当时庄园内种植的物种和土地本身的划分有和大关系。
第一，食物包括：小麦，是人吃的主要食物，但是生长期缓慢，产量偏低且对土地的要求很高；大麦，生长期短，而且产量高，但是很难让人食用，除非是在饥荒期间，平日主要用于喂马。
第二，经济作物有葡萄和橄榄，前者可以说是罗马时期的遗留传统，通常用于酿制葡萄酒；后者则是用于制造油类。
第三，畜牧业的作物。在当时，牛和马是必需品，牛的数量必须保证，而马作为服军役的必备品也是不可缺少的。而肉类则有家禽提供，主要是猪、羊、鸡等，在天气适宜的时候，也必须保证一定数量；但因为当时饲养条件落后，所以这些家禽都无法过冬，所以当时在秋日大量屠宰之时就成为了一个节日，因为这么做可以避免其死亡而且能够保存很长时间，主要保存手法是腌制肉类。
当时，农民生活贫苦且负担很中，其阶层几乎包括了各类劳动力。这一阶层工作时间很长，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农民们不光种地，还有法定义务必须从事劳役：建桥，修路，即使交钱也不能免除。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很差，家中没有床，更无任何娱乐活动，生活是单调且一尘不变的。中世纪前期没有世俗文化教育，农民不认识字也没有书可看；在那个时期只有教士手内有羊皮书手抄卷。
中世纪农民的负担之重，也是极为罕见：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使用公共设施费用，结婚时必须付的婚姻税（尤其是庄园之外的人，更要交罚金），继承税以及庄园主的生活费。
通过以上情况不难知道，其实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生活十分脆弱，农民生活范围狭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问题，那个时期的灾荒、瘟疫更是平常之事。但大多数人也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和地位。这种庄园制生活在中世纪维持了很长时间，直至中世纪后期才被打破。
骑士篇
中世纪的骑士，尤其是日尔曼骑士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阶层。
起初，骑士是由骑兵发展而来，而其先决条件就是只有骑兵取代步兵，骑士阶层才能兴起。第一次使骑兵们大显身手的无疑是日尔曼击败东罗马之战，这一役，令骑兵确立了优势。但是骑士并不等于绝对意义上的骑兵，骑士其实是西欧把军事力量纳入封建体制的产物。一开始，因为有大量的自由民存在，因而实行了自由人服义务兵役的制度。但是随着土地的兼并，大地产制导致了自由民数量大减，使得义务兵役难以实行，能被征入伍的人范围日益狭窄，而且自由民也无力负担军事装备，于是骑士开始成为领主的特权。
为了保证相当数量的兵源，当时的上层采取了一些措施，即把兵役与经济来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以后中世纪普遍的采邑制，这个制度始于法兰克王国的查理·马特时期。兵役从义务制转变为采邑制，于是封建领主的军队成了国家军队的基础。这种制度具有稳定性和牢固性，使骑兵从分散的状态转化为一个骑士阶层，即形成了骑士等于骑兵加土地所有制的组成。
骑士在当时的主要职责是军人，而军人形象极受社会尊敬，因为军事活动频繁是中世纪特征，在人们观念中，战争属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经济领域中，骑士是封建体制组成部分，效忠于领主，并通过宣誓等仪式来加强这种纽带关系。而在社会阶层方面，贵族可以是作战的骑士，但骑士并不一定是贵族。骑士主要职责是作战，而不具备贵族所具有的司法权和一些世袭权，而是“贵族的随从”，处于贵族、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
12～13世纪之后的和平时期，骑士军事只能开始削弱，在经济、政治领域提高地位，逐渐与贵族融合。那个时候骑士的培养已经必须从出生开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程：出生时便由父亲监督实行洗礼，从小由乳母养到7岁，不可和家人同住。7岁后，真正走上骑士的道路。离开住处到一个高于自己家庭地位的贵族家族，开始学习成为骑士的必备知识，如养猎鹰、各种宗教知识和礼仪。14岁起担任贵族的贴身随从，为礼仪性质，可从中学到很多经验知识，直到21岁长大成人。
21岁时，必须经过一种特殊的仪式，才能脱离领主家庭成为自主独立的骑士。仪式很隆重，这种授封礼被认为是过去成年礼的延续或变形：在第一天中要进行沐浴和祈祷两个仪式，为的是净化**和灵魂。第二天正式授封：接受战马，并举行象征性的比赛，成为骑士的外在标志。
所以，当时的骑士具有固定的特点，并有专门的称呼为“兵”。
中世纪骑士和教会的关系是中世纪骑士的一大特征，也是野蛮和理论的相结合。
最初这双方是对立的，因为骑士代表摧毁的一方，而基督教代表被摧毁的罗马帝国；骑士十分尚武，以掠夺为特征，且掠夺目标常常直指教堂。双方在理论、实际上都冲突，基督教崇尚和平，骑士则以战争为乐。
导致两者的结合主要是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源于教会的世俗化。因为得到了大量土地，使得教会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当时的一个小教会都可以拥有为数1000多个的庄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教会开始涉足世俗事物，从对国王的依附到对国王的支配，也使骑士保护的对象发生了转移，骑士作为基督徒，不能侵犯教会，教会从与骑士对立的机构变为被骑士保护的机构。第二点，则是骑士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教会是当时贵族后代获得社会地位的方法，所以骑士们从小就接受宗教教育，遵从上帝的教导来选择合适的行为，从小培养对上帝的信仰；另外，骑士在战争时战途凶险，遇到困难就往往祈求上帝的保佑；还有一部分骑士因为战争太过残酷而转向修道，另一部分大难不死的骑士则因为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而绝对的信仰基督教。
因此，很多教会的行为准则成为了骑士的准则，骑士成为了上帝的战士。当时骑士的准则主要为以下几点：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2～13世纪后，虔诚成为首要准则，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质，也是资格，对骑士有了规定和约束。骑士的装备也代表着教义，剑是十字教的象征，盾代表着保护教会的职责，双刃剑则代表了正义的一面和杀敌。而且信仰上帝，骑士也必须有实际行动，为祈祷和忏悔罪行。必须成为保护教会的卫士，世俗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房间，国王是房间的代表，骑士保护国王既为保护上帝，从而转化为保护教会的职责。
中世纪骑士的爱情观也有其独特之处，与现代人的观念并不相容，可说是独树一帜。
当时的婚姻以财产为基础，骑士们追求爱情，但对象都是贵妇人，且不以结婚为目的，这种观念成为中世纪后期宣扬的主题，吟游诗人用诗歌在各地歌唱，对以后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这种爱情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和平时期骑士军事只能减弱，开始依附贵族宫廷而生活，讲究礼仪、风度而非武力。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后，男子大都外出打仗，世俗事物落在妇女的身上，能力和地位均有提高。女主人在宫廷中经常担任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崇高，成为前来依附的武士所崇拜的对象。而且骑士从小在贵族家庭中长大，很多的教育是由女主人安排，两者无形中构成一种母亲式的崇拜。这也是对当时无爱情婚姻的补充，骑士为利益而结婚，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在正常婚姻之外寻找精神的依托，自己所崇拜的女主人自然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这种爱情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观念：其中包含着效忠观念，但并不追求平等；且不以婚姻为目的，历经艰难也无所谓；这也是道德提升的机会，封建附庸关系在爱情方面的体现为服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贵妇人是那个时期女性的典型，原本粗鲁的骑士如得其垂青，可变得有修养，符合作为上层人的规范，也是和平时期的要求。
贵族篇
中世纪为一个典型的贵族统治时期，贵族是维持统治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否长官都有统治权，且成分复杂，并随早、中、晚期不断变化。
早期人们不注重谱系，因为是个民族与罗马的混容时期，是重视现有势力和土地；中期，社会基本定型，人们开始注重谱系，强调封号，看重出身，贵族集团也于此时形成，成为一个封闭的团体；到晚期，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上成分的流动增加，也开始有下层人加入贵族行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封号而无土地的破落贵族。
关于贵族的起源，现在的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来自于学者布洛克，他认为中世纪分为两期。第一期（第十一、十二世纪之前）为无贵族时期，罗马的原贵族随着帝国消亡而消失，而蛮方贵族没有形成；第二期（十二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贵族，其典型特征为骑士阶层开始正式出现，即骑士等于贵族。但后来的学者通过考察，对以上说法不认同。日尔曼大举入侵后，罗马贵族没有真正消亡，与后来蛮邦上层结合为一体，中世纪前期就已经有贵族，到了后期贵族和骑士有所融合，但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直到和平时期，骑士的军事功能削弱和，两者才合为一体。
十二、十三世纪后，随着贵族和骑士融合，开始形成明确的贵族之间等级，要成为贵族必须成为骑士，等级性和集团性明显。骑士必须是骑士的后裔，这种差距和其他阶层的集团拉大，使得贵族具有了明显的封闭性，且贵族内部也分出了不同的登记，表现出不同的权势：
公爵，此称号授予部落首领，为一地的统治者，仍有政治、经济、法律和权利，这些人行为往往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他们仅为名义上的归附。
侯爵，大都为边防长官，是由国家派为边境地区的长官负责数郡的统治，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当地的大家族，为半独立力量，可任命当地官员。
伯爵，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如郡首，由国王任命，时间长久后也成为半独立状态。公爵的委任者也称伯爵，其权利甚大，尤其代表公爵时，常常由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成为统治者，如在英国建立安茹王朝的安茹伯爵，以及法国的香槟伯爵等。
以上三种贵族为高等贵族，均拥有大量的领土，能实行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统治。
子爵，起初为高级贵族的侍从或是助手，带其处理事物和司法案件。高级贵族不在场是可独立行使其权利，到后来开始建造城堡，形成小统治中心。
男爵，大都与军队相连，以服军役为条件从国王那里领取土地奉养土地的骑士首领，一位男爵最少拥有40～50个骑士领（一个骑士领是指供养一个骑士所需的土地面积）。
贵族的特征也反映在其它各个社会生活方面。
衣食住行方面：衣服的颜色、款式均以法律规定，非贵族者不得穿金戴银，不能穿丝绒、毛皮衣服。农民只能穿黑、灰两色，贵族可以追求华美，是当时服装改革的推动者；但当时的服装上仍然有不少缺陷，如无衬衣、睡衣，且男女衣服样式区别不大。在饮食上，有限制和经济实力两种区别。如野味：孔雀、鹿肉、天鹅属于限制方面；而因为野味气味大，当时的储藏技术的落后，令得从东方而来的长途运输香料可与黄金等值，成为当时贵族的专利。在居住方面，中世纪贵族为土地贵族，他们衣服土地而生，在庄园中心地带有贵族的住宅，但主人不会长住；另一处则为代表权势之地的城堡，起初是皇家特权，一般建立在山上，是易守难攻之地，一防卫性为主且代表权势，不追求舒适，内部潮湿、阴暗；城堡的作用众多，不仅是贵族家族的居住地和社交场所，也是在战乱时周围居民的避难场所。
婚姻家庭状况：中世纪贵族的婚姻为政治婚姻，贵族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和加强贵族家族之间的联系。一桩婚姻可结成联盟，化解矛盾。所以贵族长子更多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而无继承权的次子则考虑经济利益，所以当时追求寡妇就成为了一种习俗。因为中世纪无自由恋爱，婚姻都由父母、家族安排，所以虽然那个时候的妇女地位较低，但是贵妇人却是例外。她们都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而言是贤妻良母，担负相夫教子，料理家族事物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是罗曼蒂克的典型，成为骑士所追逐的对象和崇拜理想；她们所带表的是纯洁、高贵和爱情的理想。当时的贵族家庭是一个意义上扩大的家庭，包括仆人、佣人和依附者，即穷亲戚、寄养者和骑士等，如果一个人可以住入贵族家中满一年零一天，就可成为此家庭中正式成员，因而贵族城堡中事物繁多。当时的家庭是以父权制为中心，但当时的寄养制，使得子女和亲生父母的感情很淡薄。
贵族在中世纪社会中属于上层，所以各个方面都有特征，比如贵族只与贵族联系，生活习俗固定、联系固定，在封闭集团内大家共有贵族意识，并通过外部法令使其确立，使阶层固定，与其他阶层形成明显的界限。
到了中世纪的中期，贵族集团的意识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首先，贵族有意识的和自由人划分界限。成为贵族不仅仅是财产上的要求，还必须经过授封仪式，越来越严格，使得贵族只能在贵族儿女身上产生，且授封只有国王才能进行，成为贵族的条件变得日益苛刻。
其次，贵族开始更加注重谱系，其中不能有模糊之处。贵族还开始采用族徽，这一标志的起源和战争有关，当时交战的双方习惯以一特殊标记来分清敌我，后来就渐渐演变为贵族之徽。
然后，作为贵族在职业上也和其他人有严格区别，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都与战争相联系。当时的社会一般把工作类型分为作战者、祈祷者（教会）和劳动者（农民），作战是骑士、贵族的特权也是地位的象征。
最后，贵族的生活方式、观念都和其他阶层有所不同，他们崇尚忠诚、浪漫、风度。其荣誉不受玷污。
贵族本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但是其中也有流动，尤其是到了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上成分流动的增加，中世纪晚期也开始有下曾人加入这一行列。他们有的通过婚姻方式，因为贵族集团内部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低等家族和贵族的联姻；有的是因为在皇室和贵族中服役，表现出色而受封贵族称号；还有的是经济富有者凭借经济实力而上升为贵族。同时，也出现了无土地、破落的贵族，族徽成为贫穷的象征。
教会篇
基督教及其本身的宗教观点，对中世纪影响甚大，也是对中世纪经济结构的总结。
正如同在前面所提到的骑士和贵族一样，中世纪的基督教也有一个明显演化进程：众所周知，早期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在罗马的后期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而开始发展，并成为罗马国教。在罗马分裂后，基督教也形成东、西两教，即西罗马的天主教和东罗马的东正教，而在中世纪起主要作用的是为天主教，但习惯上以基督教称之；在经历了蛮族大迁移后，日尔曼人的入侵并没有摧毁这一宗教，基督教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遗留了下来，并参照古希腊的学说开始演变，成为以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其包括范围比罗马时期更为广泛，将整个社会纳入了一个体系。
在一开始，基督教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中地位低下，其时罗马王权已经灭亡，而日尔曼人有如同散沙，在不断投靠、依附了不同的新力量之后，最终定在法兰克王国，在《法兰克人史》中就有详细的关于教会和王国的接近过程，到克洛威时期基督教被正式接纳。事实上，法兰克王国也需要如此的一套道德理论体系来巩固它的政权，双方开始融合。在这一阶段中，教会仅仅是获得一个生存的机会，当时的教士均由国王任命，并听命与国王。
到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时期，是西欧封建化过程进行完成期，也是教会的力量积蓄时期。因为法兰克王国追求统一，需要借助教会的力量。矮子丕平帮助教会建立了教皇国，查理曼大帝借教会之因讨伐异端，向外进行大量战争，教会成为了当时战争的借口。而同时，教会的力量也开始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方面：得到了大量来自于国王所赏赐的土地，使教会从信仰、思想机构转变为一个拥有财富的组织，为其以后的强大奠定了经济的基础。
公元九世纪以后，特别是十一～十三世纪是教会的鼎盛期，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首先，教会开始论证教皇国的合法性，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确定了教皇国的神圣性，这一骗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为人所揭穿。其次，教会也开始形成了世俗的统治机构，也就是为人熟知的教阶制度：最高位者为教皇，主持梵蒂冈的内部事物；下来是红衣主教，在很长时期内教皇一直由红衣主教推举产生，红衣主教是教会的主要领导人；然后就是都主教、宗主教和大主教，他们都是大教区的领导人；最下曾的则是主教和神父，神父的权职范围是教堂，且不能主持圣礼。最后，教会开始编撰完整的神学和王权的理论体系，出现了著名的“双剑（双刃）理论”，即王权和神权都是由上帝授予教会的，然后再有教会赐予国王，教会成为了王权的中介者；并由此得出结论，王权可由教会收回，是教会在最强盛时期的理论。
由此，教皇的权利达到了顶峰，中欧封建化也是基督教传播之时，所以很快便传遍了全欧洲，也是基督教兴起的重要原因，使得整个欧洲基督教化，教会从此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在当时文化、经济和制度上都是中世纪的总代表：
政治上，所有的理论都是拥护等级制度而产生，将社会等级和三位一体理论相融合，祷告、打仗、劳动成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并演化整个社会成为有机一体：也就是僧侣等于眼睛，给人一指示道路，代表着意识形态；贵族为手臂，而民众则是人体的下身，谁也不能错位。同时还极力鼓吹武士精神，将教会信仰和武士观念合为一体，形成完善的结合，将骑士由世俗的支撑转变为教会的支撑力量。教会还维持封建制度，确立封建法律，教会为封建主当时的很多民事法内容皆来自于教会制定，教会本身也开始拥有了法庭，即宗教裁判所。
经济上，教会为封建主的代表，主要体现在教会的本身拥有大量地产，一个修道院可拥有几千处庄园，同时教会还取得了向教徒的征税权，使得当时的钱币大量流向教会；而且修道院本身还经营着当时最基本的商业交易，成为当时市场、集市的管理者和开办者。在经济生活中，教会十分活跃，虽然这和它的理论有矛盾。教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钱财，也是最大的消费者：教堂的消费等是一个固定的消费团体，而且教会也参与商业活动。教会有借贷，以抵押借贷的方式进行；其本身还有商人队伍，即采办商人，专门负责为教会进行商业交易；又是市场的开办者和管理者，经常在交易时以“上帝的休战”为名来进行交易。
总而言之，教会是当时封建制度最大得益者，因而对封建制度也进行限制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国王的地位
中世纪王权经常产生变化，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明显。中世纪时期王权统一的概念是在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之前，那时也可以看出比较统一的特点；而在这个时代之后，因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概念形成，彼此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到了末期，王权又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逐渐走入衰弱期。
关于国王由来一说，其普遍原则是神授与民选的结合促成，两者缺一不可。这与日尔曼民族的原始观念有关，他们认为国王是具有神性的，所以才能在世间行使他的权利，因而能够站无不胜，这种神性是整个王室家族共有的，所以此家族中成员都有成为国王的资格。但这一神性一定要经过人民民选才能证明其神性，总的看来中世纪国王均如此产生，克洛威就是在公民大会中被选出，而其祖先就是半人半神的墨洛克。后来加洛林王朝取代克洛威王朝，为了证明其合法，所以和教皇结交，由教皇授予这一职位成为合法国王；同时教皇也从中得到好处，形成了以后的教皇国。这一习俗是从日尔曼人沿袭而来，基督教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习俗。
这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上，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就已有对于王权的论述：即国王是神，也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教会的代表者，所以具有神性；同时为了确保国王的神性，教会为此加入了一系列的登基大典，最主要的就是涂油礼（原古希伯来人仪式），多以橄榄油为香料，仅国王能够使用。一般而言登基仪式有四项内容：选举，宣誓，涂油和加冕。
国王的选举范围狭窄，国王选出后对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宣誓，结束后还需进行宗教仪式中的圣餐礼，加入很强的宗教意味。在教堂中加冕，说明他与神的关联。其复杂的过程既表明国王神性，也表达了人民对他的信仰：不仅是国王，还是具有神奇功效的人物；但也有不合解释之时：神授自上而下，民选由下而上，矛盾总会产生；此时就会出现两个国王共治的局面，这也是导致中世纪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就是因为三子共治而出现的。
国王因为了解自己无神性，所以需要一定的实力作为王权统治基础：在这当中，经济基础最为重要。每个国家的国王都掌握了一块中心地区，为国王提供了持久的经济基础和保障，国王军队也能从中得到补给，也因此这块中心地区往往就成为了王国的首都。此外，国王还拥有很多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除了领地外，抢劫和纳贡是国王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国王的经济基础也靠社会关系。国王作为一个贵族，在统治中形成集体力量，并通过联姻来加强统治，使自己的领土增大；所以妇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婚姻的失败往往意味着一场战争，会引起全欧洲的混乱；平民结婚则是出于经济利益。这些社会力量可加强社会统治，但共治共享观念会引起灾难，父子兄弟之间常为对手，且王权形式管理上也不完全，因为理论上全国土地都为国王所拥有，而实际上是由贵族等自治。当时还有司膳、司宫、司厩、总管等官职，其作用都是为了管理国王的领地，而非全国土地。直到中世纪后期，土地才逐渐演变为由官吏管理，可见当时并非独裁同志，而是共治、民选并存的状态。
而王权与教权关系也成为了中世纪的主要线索。
早期教权辅佐王权，因为一开始教会没有地位，需要依附王权而生，所以极力宣扬国王的神圣性；中期以后，随着教会的势力增强，而地产什一税使得教会的经济实力加强，其宗教思想有是各国在割据时的统一标志，于是开始了和国王争权时期。教会的克里尼改革运动，就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口号，宣称王权既由教权授予，也能由教会收回，开启了中世纪后期的教权、王权之争。
中世纪教权既扶助了王权，同时也限制了王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两点：第一，王权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有所差距，理论上至高无上又有神圣性，而且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实际上王权是虚弱的，当时的分散割据和教会限制都影响了王权。第二，封建与王权并不对立，君权至上仍是封建统治的观念，国王奠定了统治基础即封建制，在封建关系中王国仍有许多特权，比如外交事务只能由国王出面，司法是国王的最高权威，故能在四分五裂时期保证了国王的统治。
对外开拓篇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一直处于自卫状态，从罗马灭亡到11世纪之间，整个社会程封闭状态，并且与阿拉伯形成对峙局面，虽然无力向外开拓，但也有两次尝试：
一，十字军东征
二，地理大发现
这两次运动对中世纪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期间诚然也与外界有过交往，但是比较零散，交往方式为商人进行串连，另一方面香客的朝拜也是其中一方面。
11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尝试向外开拓，首先就是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的第一次对外开拓。
这次东征以宗教为借口——为了统一基督教，合并之前分裂出去的东正教。而之所以选在11世纪，也是因为当时东西方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欧已经是教会大一统的体制，教皇占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而拜占庭常年受阿拉伯人进攻，土地范围大批缩小，因而也开始向西方求援。这自然成为了西欧进攻东方的最好借口，而西方要求两教会的合并为一，也就是宗教动机，成为了人们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契机，教皇出面号召各个阶层，形成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欧洲的向东开拓运动。
事实上，东征同时也源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一，商品经济的抬头，标志着商品在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而一直以来欧洲商品的发源地是东方；二，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出现，使得各阶层的人们更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大量货币，而东方以其神秘和财富吸引着众人；三，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欧洲开始出现了流浪者，这批流动阶层因而更加的希望能够获得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富；四，向外开拓，无疑是将当时欧洲的内部领主之间的私战矛盾，引向了名义上的正义之战；五，在以上各项基础上，教皇所提出的物质诱惑，以及免债、免罪等事项，愈发引发了当时对于东方的狂热。
这场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场狂热的宗教运动，还有社会、经济上的背景，而且这些因素日后所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宗教意义。
就某方面而言，第一次东征确有其成果：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建立起一批十字军国家，比如安条克、拉丁辛等国家，也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同时，这也是极其血腥的战争，军队的抢劫、烧杀，完全背离宗教性质——以后的七次战争亦没有任何改进，攻占拜占庭，所为的也仅仅是经济上的目的而已。
但是如果单纯的从历史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有其无法磨灭的影响：
一，一系列的战争似的地中海通道重新畅通，阿拉伯和西欧开始逐渐融合，双方有了除战争以外的接触：十字军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了东方的富庶，通过战争中的抢掠也携带大量的物品回到西欧，刺激了人们对于东方的**，促进了西欧的生产，出现大量伪造品。而地中海通道的打开，使得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受惠颇大。于是这些城市均鼓励人们参加十字军，以获得自己的商业利益，通过提供十字军的装备来获利。通过这一战争，威尼斯取代拜占庭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热那亚则获得了大量的建筑以及拜占庭的市场，使地中海航线再度为旧基督教徒所掌控，带动了西欧其他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比如马塞、巴塞罗那和佛罗伦萨等。
二，十字军东征，毫无疑问的引起了欧洲社会本身的大变动：东西方从对立表现到相互融合——西方人的思维、生活方式开始东方化。十字军东征中发现所见的东方与所闻的有很大出入，并开始有人思考关于“异教徒”一说，怀疑教会宣传的所谓东方人为恶魔一说，也开始向东方学习。十字军国家大部分都阿拉伯化，其中居民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改变自己的服饰并模仿东方的礼仪，学习东方处世态度，改变自我形象，与东方开始交往。而十字军占领圣城后，也允许阿拉伯人来此学习、朝拜，西方人则将其文化、思维带回西方。
地理大发现，则是欧洲走向海外的标志。
总的来说，这一开拓运动是前面十字军东征思想的延续，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当时，欧洲对于地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并且将其归纳入运用范围，不强调个人权威，而是更看重实践证明；人们发明、运用了许多科学知识，制造了各种类型的船只；同时也对地球的情况有所描绘，眼光不在局限于地中海，有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绘制了相应的世界地图。在这些基础上，人们开始尝试冒险，这与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不同，是理性的探索，不带有狂热性质。
地理大开拓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思想意识上，从中世纪的神学范畴开始更加走向科学的方式，这一突破对于日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框架。
二，在经济方面，此次探索使得全球文明走向一体化，促成全球世界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世界文明开始加速融合，打破了原有的孤立状态，亚洲和非洲成为相互联系的通道，各民族之间开始大规模的交往；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大至海洋，空间拓展通道也开始增多。而文明一体化的影响主要为：世界性人口的迁移，同时人种也开始有所变化；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产有了广泛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等。
三，在宗教方面，西方基督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改变了孤立于欧洲大陆的状态，出现了新信徒，并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时中国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也促成了西欧的高速发展和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
一，在欧洲内部，经济中心开始转移，从原先的地中海地域移动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地理位置地位开始下降，而相反的占据有利地位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强盛；这次地理大发现同时引起的还有西欧的价格革命：黄金和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原始资本积累和大生产开始兴起。
二，相对于被扩张地区，则陷入灾难性地步，被强制向某一方向发展，成为被动的分工地区，本地文化遭到高压压制。
总的而言，这两次对外开拓，令的西欧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全世界性以工业生产运转的社会，原先的文明中心开始消失，文化趋向于统一，当时的世界是围绕着欧洲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是日后世界发展的起步。
文化篇（哲学、文学和艺术）
在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所以没有纯粹的哲学体系。当时人们研究神学的手段，为的是论证神学的正确性，只有经院哲学存在，以讨论圣经为目的的哲学，但是也加进了人的推理，排斥了绝对的服从和盲目的信仰，而在推导中所出现的不和谐情况，自然就产生了争论，即实际性问题。
当时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哲学和理性以及信仰孰轻孰重，即应是信仰高于理性或是理性高于信仰，主张信仰者认为神学本身只能以信仰来认识，而上帝是不可认识的；主张理性的人认为只有通过理性论证，才能去进行信仰。其二则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神学者认为认识一切事物从唯一出发，先有概念才有个别，万事万物从一般到个别；理性者认为概念是归纳出来的象征，即从个别到一般。人们对人的认识也提出了不同于信仰的观念：开始出现了经验主义说法（白板说——就是认为人的理智象白板，一切均从后天经验得来）。
虽然当时的哲学是以论证神学的目的为出发点，但经院哲学的论证方法和信仰都突破了神学的范围，从人的本性出发开始认识宇宙，将人类理性提倡到最高度，成为了日后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
中世纪的艺术，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是和宗教密切相关的。当时的艺术种类依附宗教而存在，表现精神和也宗教相通。最能够体现那一时期艺术的为教堂文化艺术；而中世纪的雕塑也大都为圣母、耶稣和使徒（天使），其表现形式对欧洲文化影响巨大，来源则大多是圣经故事。
中世纪的教堂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罗马时期的建筑，注重防御能力，墙壁厚重，窗户小。教会采取此种式样，使得教堂显得结实、严肃，比如意大利的彼撒大教堂，德国的渥姆斯大教堂。当欧洲开始日趋安定之后，教堂开始出现了另一种风格，既感觉轻巧、明亮，大都以尖顶为主（包括窗户），开始突出其宗教神秘性，主要是通过窗户上的装饰：使用彩色镶嵌玻璃来反映，并在上面描绘圣经故事，造成神秘的光线气氛，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就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还有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等，都表现了时代的特色。
雕塑的特点则是程式化，很少能看到作品中的生活气息和人们的喜怒哀乐，为了刻意追求永恒的宗教效果，人物表情严肃，**干枯，背后都刻画着光环。这些作品只要是受客户需要而创造的。
而中世纪时期的文学，相对而言就形式活泼多样，每一时期的内容都有所改变。
在早期，是反映蛮族部落的故事，反映征战中的英雄人物。主要形式是英雄史诗。第一类是反映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有很强的传说性，大量充斥着宗教、迷信、巫术，而且人神不分，代表作品有《贝奥武普》，描写了英国人远祖在北欧时期的传说生活；第二类则是根据真实历史题材编写的，代表作有《罗兰之歌》，反映了查理曼时期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斗争时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罗兰的故事。
到了中世纪制度的成熟期，骑士阶层开始在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反映骑士生活的文学也开始增多。这类文学主要歌颂上层贵族所尊重的观念：首先是歌颂骑士的爱情观，以便于歌唱的诗歌形式开始出现；而受到中世纪后期讨伐异教徒的影响，游吟诗人纷纷流落到意大利，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其次是描绘骑士对主人的效忠、勇敢之事，类似于早期的英雄史诗，如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虽然受到了教义主义的影响，但这类作品总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传说大多没有根据是虚构的，只是刻意去代表一种观念而已。
然后到了城市复兴时期，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形式也开始兴起，这类作品题材广，形式活泼，主要是描绘小市民的具体生活，现实性、娱乐性很强。代表作有《列那狐传奇》，用拟人化形式，将动物代表人来描写，其主角列那狐被定位为城市市民形象，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市民的一种看法：聪明、狡猾（不善良）、喜欢欺负弱小者。由此可看出当时市民地位以及社会对其的看法，更可以了解资产阶级前身的产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