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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帆的建议下，不仅是邯郸城，就连赵国其他城池，亦是推行着这种善举，由于有惠文王还有武成君赵帆和平原君赵胜的带头，其他城池的守官，自然也学习这这种行为，在全国各地推行着这种行动。.

见到赵国所有地方，贫困农民的生活状况改善了不少，赵帆也是暂时放下了这件事，转而想到了自己的封君和封地之事。

战国时期的封君，有的是虚封，但更多的是实封。计封的单位或以“户”，或以“邑”，或以“都”、“城”，或以“郡”、“县”，或以地区。

关于封地的大小，似无定制。小者不过十里，一般的在千户至万户之间，所以“万户侯”已成为习惯用语。万户与一个县大体相当。至于大者则跨县连郡，请看：吕不韦一人的封地就占有着兰田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又河间十五城。楚国封春申君淮北地十二县，后又改封于吴。《战国策》记载说春申君有“百里之封”，齐国田婴的封地薛城，也有方圆百里之大。齐封田婴时，楚王曾表示反对，公孙闰劝王不要制止，理由是“齐削地而封田婴，是其所以弱也”。封君会导致弱国，其规模可想而知。杨宽同志在《战国史》中说：“封君的封邑，都在边地，一般占地不大。”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封君占地多少，上面已经谈到。至于封地的位置，在战国时就曾有人谈到秦国商鞅和魏冉被夺封，是封地离京城太近的原故。可见战国时一些封君的封地相当大，封地也不都在边地。

战国时期的封君们在各自的封地内有着相对读力的统治权力，正如颜师古所说的“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这种情况也适合于战国的封君。封邑内有完整的行政机构，封君是最高的统治者。

封地内由封君委派官吏。赵封孟尝君于武城，孟尝君择舍人以为武城吏。又史载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舍人是完全隶属于主人的。墨者钜子胜善楚国的阳城君，阳城君令其守卫地，并颁以符信，规定符合听之，直接向封君负责，说明封君有任命官吏之权。赵平原君家有“用事者”，管理邑入。秦商鞅封地内有“徒属”，地位相同于“舍人”和“用事者”。

封君在封邑内筑城建都，进一步地显示出封君的读力姓。《韩非子.说林》篇有靖郭君田婴城薛的记载。春申君请封于江东，城故吴墟以为都邑。太史公适楚址，“现(见)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筑城建都是为了建立保障，按照惯例只有诸侯之命才可以建造都城。封君在封邑内自作主张营建城郭，表明他们拥地割据。

封君有邑兵作为保护封地的武装力量。秦孝公死后，商鞅遭贬，“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孟尝君能从齐国**出来，“中立诸侯”，如果没有武装力量是难于想象的事。韩非子提出大臣不得“臣士卒”，恰恰证明当时有大臣“臣士卒”的事实。应该说，在战国，封君是最有条件“臣士卒”的。前边提到的楚国的阳城君令墨者钜子胜守城，说明阳城君拥有武装力量。

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些声势显赫的封君还养有为数众多的能替自己出死力的食客，在非常时刻，即可组成战斗队伍，他们实际上是封君直接指挥的武装别动队。如“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李同说平原君，从其门客中“得敢死之士三千人”。秦攻赵，魏信陵君“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战国时，春申君有食客三千余人，秦吕不韦有食客三千，?禣也有食客千余。这些食客中有一大批是敢死之士，这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封君可以制造武器，也可作为封君拥有武装力量的佐证。《善斋吉金录》著有吕不韦戈的图录。山西太原发现了秦始皇五年吕不韦“少府”所铸造的戈。1978年在宝鸡又发现吕不韦所造戈，戈铭记有“八年相邦吕不韦造”等字样，对此可以解释为由吕不韦监造，但似乎也不能排除私用权。

我们认为战国封君有武装力量，但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的武装力量已有很大不同，封君的武装力量不属国家的军事编制，一般只是用以自守。

战国时期封君是否就封，从史料上看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受封而不临邑。如江乙曾在楚宣王面前指责“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独)断”。既为相，又主断，证明他不是在封地州而是在楚都郢。秦白起自昭王三十年封为武安君至昭王五十年终，多年率军征战，显然不可能就封。封君不就封的原因主要是在朝廷任有实职，封邑由其所委派的私吏管理。

另一种情况是封君就封。由于种种不同原因，就封的情况又有所区别。有的是罢官之后就封。孟尝君国“免相”就国于薛，文献中还有孟尝君告老就封的记载。秦国，“范雎言宣太后**，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在这种情况下，封君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参与政事。还有一种情况是正常就封。赵襄子使人击杀代王，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又赵惠文王三年，“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代为刚刚平定的地区，且与安阳均为赵的边防要地，显然，这种封君有戍守的意义。

说到底，封君对于一个国家，其实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个影响可大可小，主要是看如何封君，是否有封地，封地又如何处理。

封地会导致弱国，这个赵帆知道，所以，他现在并不想接受那五座城池的封地。

当即，赵帆也是找到了蔺相如还有赵胜，商议此事，他道：“假相大人，胜弟，我思虑了许久，觉得王兄给我的封地，不可接受。”

闻言，两人顿时一惊，皆是一脸疑惑。

“封地会导致弱国，当年先王因为宠爱公子章，欲将大赵一分为二，将中山和代地赐给前者，这种行为，大家都知道不可取，而如今的封君和封地，其实跟这个意义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只是没那般严重而已。”

两人点了点头，此事他们也知道，因为当年赵武灵王曾与群臣商议过此事，不过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而已。

“我身为赵国公子，武成君，当率先做出表率，所以武成君的爵位和封号可以接受，不过封地却是不能要。”赵帆接着道。

这是他思虑了很久的事，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封地不能接受，这种不好的制度，应该要拔除，他现在正在准备新法，所以必须率先做出表率。

封君的权力太大，张仪西游于秦，曾与昭文君在其封地相见。《孟子.尽心》篇也记述了齐王之子在范地接待孟子，范地为齐王之子封邑。魏公子无忌曾对魏王讲，安陵氏在其封地得罪王的使者，这也从侧面说明安陵君就封。

封君能不能世袭呢?这其中又有两个问题，一是封地能否世袭，一是封号能否世袭。这两个问题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

在传统与习惯上，受封者除因政治原因被剥夺之外，不仅可以终生领有封地，还可以传诸后世。请看如下材料：

蔡泽劝应侯如能功成身退，就可以“长为应侯，世世称孤”。鲁连劝燕将降齐则可以“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卫(商君)，世世称孤寡，与齐久存”。冯亭要以韩之上党降赵，赵孝成王使赵胜告诉冯亭曰：“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世世称孤”、“世世为侯”之说反映了封地可以传诸后世。

证明封地可以长期占有或传世的，还有当时流行的“定身封”的说法。所谓定身封是指封君功成名就或年事已高之时，为终身生计选一个好地盘作为自己的封地。一说客对赵奉阳君说：“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图也。”秦之穰侯也有选择“定身封”之议。

从触龙说赵太后的议论中也可看到世袭现象。触龙问赵太后：“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

曰：“无有。”

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

曰：“老妇不闻也。”

这段对话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说明封君(侯)没有传到三世以上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封君传世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不能长久而已。从目前保存的史料看，有关传世的记载很少，但亦有数条。魏之安陵君受封魏襄王，一直传到秦灭魏。赵平原君死后，“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于秦。乐羊为魏文侯将，有功封于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子孙因家焉”。楚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看来封地也是可以世袭的。

总合以上几方面的材料，可以说，从制度与传统上说，封地是可以传世的。至于能不能传世，还有政治上的多种因素。至少制度上没有不可世袭的规定。

封君能否自行转让土地，未有明证，但有一例颇可注意。楚昭阳曾提议“以数倍之地易薛”。孟尝君出于其他原因虽未答应昭阳的要求，不过这件事透露了一点消息，孟尝君是有权进行交换的，否则昭阳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提议。

关于封号能否继承的问题，除了魏国安陵君为世袭之证外，未见其他例证。不过可以把封号变为氏号，如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围邯郸。”国子所说的马服君并不是指赵奢，而是赵奢之子赵括。赵原封赵奢为马服君，国以为氏，故赵括亦可称为马服君。

封君对此地具有相对读力的行**和领有权，从而也具有相应的经济权。

封君有征收封邑内的赋税权。封君所收的租税在史书上有不同的名称。如“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这种“邑入”，《史记》索隐解释为：“收其国之租税。”封地的赋税由封君或封君委派官吏收取，而不要经国家官吏收取后转交封君。

租税除交纳粮食以外，也有收金的情况。《庄子.外物》篇就记有监河侯的一段话，其中言到：“我将得邑金”，这里的“邑金”，显然是征收货币。

封君占有都市时还有征收城市中工商税的特权。韩非说：“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籍)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籍”是征税的意思，“籍城市”，就是指征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税。秦的穰侯、泾阳君、高陵君和华阳君所以会“私家富重于王室”，与他们取得陶、宛、邓等大商业城市作为封邑有直接的关系。

封君对封户的剥削还表现在无偿征发劳役，如筑城、守城、服兵役等等。但总的看来，封邑内的徭役、赋税可能轻于国家。韩非曾经指出过：“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如果国家的租税和徭役轻于封邑，这些人是不会投奔封君门下的。

封君们还在封地内放高利贷、经商以搜刮钱财。

封君似乎还有铸币的权力。战国时铜币大都铸有地名，从考古发现的大量古钱中，有魏国的山阳布、赵国的武安、安平布等，我们不能排除这些货币是这些地区的封君所造。

一部分封君的封邑对封君来说，决不仅仅是一种俸禄姓质的。封君对于封邑具有较稳固的领有权，邑内的行政、经济、财政统归封君支配。封君的封邑不受地方郡县的统辖，它与郡县并行，统属于君主。因此，可以说，战国的地方行政有两个体系：一是郡县制；一是封君食邑制。《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穰侯卒于陶，秦复收陶为郡，即是封邑与郡县为两个系统的明证。据此可以说，一些战国史研究的著述中只谈郡县制是不全面的。

封君权力可大可小，赵帆只想为大赵谋求福利，对于这些私人的东西，缺是并不在意，当即也是如此思索。

不过，封君却也必须遵守君主颁布的法令。魏国成侯受封时曾“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宪是法令。即是说，政斧授予封君封地证书，但又要求封君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倘若违背了这些规定，便要处分封君，收回封地。

为了加强对封君的控制，国君委派相或守对封地进行监督。秦国封公子通于蜀，以陈庄为相。赵武灵王封长子章于代，号安阳君，又派田不礼为相。《战国策.韩策三》记载，韩国封邑内有御史。御史死，封君要向国家报告，由中央另行委派。御史之职守同于相。相对国君负责，听国君的指令。如赵武灵王就曾派代相赵固到燕国迎接公子稷，送归秦国立为昭王；又派代相赵固掌握降服的胡族的兵权。

是否每个封地都派官吏，似不尽然。如孟尝君的封地国家就似乎未派专员。在国君派有官吏的封地，便形成二元化的政治局面，封君与相常有斗争。如秦惠王灭蜀后，封原蜀王后裔公子通为蜀侯，派陈壮为相，又派张若为蜀国守。后来蜀国多次发生叛乱，两次改封蜀侯。在这场斗争中，张若始终坚定地拥护秦廷，蜀相陈壮就曾随公子通叛乱。

在正常情况下，封君受到国家的保护，封邑对王室则起着屏藩的作用。楚攻孟尝君封地薛，齐王“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

封君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租税。赵国田部吏赵寿向平原君征收租税这件事，说明了封君向国家交租纳税是有法律规定的。

但是，封君与国君又存在着利害冲突。封君与国家争夺人口与地盘的斗争是两者之间矛盾的主线。

于封邑的大小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君的富有程度，所以封君总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得到多而且可靠的租税来源。所谓多，是指尽力扩大封邑；所谓可靠，是指争取肥沃土地及封邑的安全姓。平原君退秦兵，虞卿为其请益地。秦穰侯魏冉是封君中贪得无厌的代表之一。秦昭王十六年封之于穰，复益封陶，但他仍不满足，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越过三晋出兵的困难，攻打齐国的刚、寿之地，以广其陶邑。韩非斥责他“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范睢对魏冉的行为曾经不满，但他自己拜相封君以后，也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

封君还利用轻于国家赋税的办法与国家争夺人口。《韩非子.备内篇》讲：“徭役多**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用“复除”(免除国家徭役)的特权诱使贫苦农民归附到他们门下，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所谓的“贵人”，封君当为其首。如齐国的孟尝君就曾“招致天下任侠歼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