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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4-2

2月2日

九江后屏山下，一个青年儒生沿着贯道溪匆匆而上，直入一座石门，门上的横匾大书“白鹿洞书院”五个大字。

庐山五老峰南约20里处的后屏山南麓，坐落着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贯道溪中流而过，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北宋末年，书院毁于兵火，南宋淳熙六年（公元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重建院内的建筑，延请名师，充实图书，亲临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于是书院的名声大振，宋明时著名的哲学家陆九渊、王守仁等都曾在此讲学。但却清代以来，此处却逐渐败落。

曾国藩与江忠源议定创立理学书院，高扬名教大旗之后，自然不会忽略“白鹿洞”这个儒学胜地。尽管钱粮紧张，江西巡抚陈启迈又颇有芥蒂，但曾国藩还是找到江西的豪绅大族募集银两，重修白鹿洞书院。

书院坐落在贯道溪旁，占地面积近000亩，建筑面积00平方米。有棂星门、伴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白鹿洞、御书阁等主要建筑。在礼圣殿的石墙上，嵌有石碑和孔子画像石刻。礼圣殿东侧的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而建。

这来的青年儒生直入与礼圣殿并立的御书楼，此楼为嘉庆年间所建，现在却是曾国藩长居所在。

“大哥，南昌的陈巡抚又派人来了。三哥守在九江，有点招架不住。”这来的儒生，正是曾国藩的四弟曾贞干。

曾国藩坐在书桌后面，如同老僧入定，过了半晌，才听见他定定的声音：“有什么招架不住的，几个小小的知府，朝廷是管不过来啦。”

原来，自从九江被太平军攻破以后，九江知府、南康知府，都没有继任的。曾国藩在九江落下脚跟，就用自己湖广总督的印信，任命曾国华的辅国营驻屯九江，曾贞干的保国营驻屯南康。彭玉麟的特务龙舟团驻屯湖口，实际上将整个九南道变成了曾家的私家地盘。

陈启迈接任江西巡抚，便屡屡向朝廷上书，请朝廷委任自己的同党为南康、九江知府。而京师神机军清君侧以后，自顾不暇，同光改制千头万绪，也不想在区区几个知府的问题上纠缠。现在毕竟共和与太平天国才是大敌。

陈启迈见朝廷没有回音，便不断从南昌派出官吏，催索九南道的税收，曾国藩的回答是：哭穷。反正九江新历战火，收不上税来是理所当然的。

“历年防剿,需用浩繁,使司库正杂各顶早已挪掘一空,各属应征钱粮,或因兵燹之后,疮痍未复,或因道路梗塞,完解不前。”

于是九江和南昌之间的笔墨官司，就这样慢慢打了下来。

但曾国藩并非真的收不上税，江西是鱼米之乡，在清代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号“江南腹里”。属朝廷征调漕粮省份,有漕粮征发任务的州县共计2个,每年交纳漕粮共计5万余石。

江西原额征地丁银9万两,外加耗米银5钱,计455万两,合计65万余两;漕米正耗合计5万余石,每石折征银6两,合计0余万两,地漕两项共计为265万余两。九南道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

曾国藩将九南道的这些税款全部截流，同时在实行“整理田赋”，减少收税的中间环节，以降低火耗。改善过去田赋征收中出现的浮收勒折,以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达到“寓减于增”的效果。规定在南康“以助军为名,定丁粮银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余两,实增于正纳三万余两。”

曾国藩在九南道整理田赋，居然可以收上来一百一十万两，接近江西原本税额的一半。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遵照朝廷的厘金之议，在南康、九江、湖口设立厘金局，经营商税。“一税一厘,厘以每钱一千抽收二、三十文为率。”也就是2%到%,税与厘合计则为4%到6%。然后设立“东征局”，在江西全省征收厘金，不仅九南道的，连别的统领控制下的厘金局也照样加收，采用“厘上加厘”的办法另加抽半厘,比如本省抽一两,另由东征局加抽五钱,这就使得厘金在原税率的基础上增加了50%，“计可年入白银百万两”。

另外，江忠源在饶州、抚州前线，塔奇布在西部的袁州、洪州一线，罗泽南在南方的赣州，也以“备敌”的名义控制了地方大权，掌管地方田赋，并设立了厘金局。陈启迈这个巡抚只能孤坐南昌。

曾国藩深知，自己作为一支客军，在江西要想扎住根，非得依靠江西的豪绅不可，他将江西各地豪绅子弟，都收拢到白鹿洞书院来，作为自己的弟子，教他们理学精义，训诫为官处事之道。现在江西的豪绅名士，见到曾国藩，都要尊称一声“山长”。

曾国藩还延揽江西名士，不管是否名副其实，只要小有名气的，都被白鹿洞书院给予了教师的头衔。

江西的乡绅，又以具结保甲，清剿匪患为名，动员乡绅组建名团。让这些乡绅，各选亲信子弟，带领一部分民团，编入忠义救国联军中，由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荃亲自统领，号“赣威营”，作为机动部队，留在曾国藩身边。

且说曾贞干正在御书楼里和曾国藩磨叽，湖口的彭玉麟却送了一封信来，告举江忠源的不是。

原来，曾国藩和江忠源通过厦门道台沈葆桢购买六百尊洋炮，用来装备水师。但从福建将炮运进来的时候，却被驻屯广信的白能扣下了。

白能是“忠诚营”管带，属于江忠源的“忠字军”建制，彭玉麟管不到他，只能到曾国藩这里打官司。

“自不会是岷樵指使的。白能素来悍勇，不将别部放在眼里。也该好生管束。回信告诉玉麟，教他不必着恼，专心造船便是。”

“大哥，船都造好了，一百二十艘红单船，每船可载大炮十二门，发匪的水营，不过土鸡瓦狗。”

“红单船，发匪不过二十来艘，加装了匪共的西洋炮，就让我们的水师毫无还手之力，这下我们有了一百二十艘红单船，发匪还能翻上天去。”

“按彭玉麟所说，不仅造了红单船，还造了快蟹舟，机动灵巧，用来突袭纵火是最好不过。”

彭玉麟自从占了湖口，便与杨载福等人整顿水营，以特务龙舟团，杨载福的福字营，总营数已达二十三营之众，战船五百多号，计划安放炮位二干余尊。

彭玉麟首重洋炮，因其炮位大，射程远，威力大。他认为:两湖江西旧存及新铸之炮，质恶而匠拙，即二、三千斤重者，其为用或尚不逮数百斤夷炮之远，徒嫌笨重，又虞炸裂”。这次托沈葆桢购买的六百门洋炮即是计划中的“两千炮位”中的第一批。

曾国藩又任命了水师粮台总办，设粮台于水次。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日后忠义救国联军的补给都要靠水运。把粮台设于水次，随军先行，所到之处，兵勇即用所得的之银转换为钱，然后再购买船上的货物，从而“无米盐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通过这个方法来保障后勤补给，并减少火耗漂没。

曾国藩对彭玉麟的水师寄予厚望：“日后高屋建瓴，以上制下，先剪枝叶，再拔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无水师，则上游之势全失。”。

“献船的吴全美，也要大大犒赏。”曾贞干提醒。

“那就给他一个顶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