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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围绕八股取士这个话题，学界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顾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辈子八股文章，在这方面自鸣得意的老儒也纷纷撰文，对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进行猛烈反驳。

在年轻的读书人当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对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双方大打口水战。

反对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顾炎武那样，本身八股文章写得很好，但认为八股文章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比焚书坑儒危害还大，而坚决反对的；

也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八股文章，感觉考八股文自己没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对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较好的人，还有一批利益群体不容忽视；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来，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写得好，但运气不太好，屡考不中，而因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迹可循，所以他们靠卖八股范文，就能维持生计。

对于这批人来说，取消八股取士，已经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也是反对取消八股取士最强烈的一批人。

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习惯，一朝要全面废除，自然要承受这种顽固习惯的强烈反扑。

一个多月下来，一场大论战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围，已经不下于前方的大战了，正反双方甚至暴发了肢体冲突。

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是关系到后方稳定与否的大问题了。

与司马安、吕大器、喻大猷等要员榷商之后，秦牧就这场大论战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大意是说事实不说不清，真理不论不明，欢迎学界就此事展开讨论。但讨论范围权限于学术方面，绝不容许借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允许借学术讨论之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危及驱除鞑虏大业。双方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求同存异。

诏书中还声明。除了顾炎武的翰林院和新设立的国子监师生之外，大秦所有军政部门的官吏不得参与这场辩论，而要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认真听取正反双方的理由和论据。

为了给大家充足的辩论时间，十月的恩科将向后推迟一个月，并着令顾炎武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设立论坛；

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自由登坛辩论，官方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并承诺只要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拉帮结派结党伐异。官方绝对不以言语及罪。

秦牧这道诏书一下，顿时让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对秦牧都是赞不绝口。

特别是他禁止军政部门的官吏参与讨论。更被视作是公平公正的象征。

毕竟要一个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与之争辩，还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官员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权势，左右讨论的公正性。

这道诏书同时被读书人认为是开风气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体现。

甚至开始有人把秦牧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因为两人有颇多相同之处，俩人都是前朝旧臣。都是起于乱世，都很年轻，唐太宗打天下时不到二十，即位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和秦牧很相似，而且俩人都是文武双全，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又都有虚心纳谏的胸怀。

总之，你越作比较，越觉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道诏书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只是想把这场辩论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响前方战事。

他更没有没想到的是，这道诏书颁布后，原来那些躲避战乱，清居山野的大儒纷纷行动起来，或是撰文参与讨论，或是动身亲赴武昌，准备登坛辩论。

其中隐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罗万藻，以及当初因不满吴学礼大军祸害江西，劝阻无效后愤然隐入庐山的江西巡抚郭都贤，竟不畏战火，结伴赶到安庆城下求见秦牧。

秦牧听说之后，急急迎过江去，极尽礼遇。

见面之时，三人甚为感动，郭都贤施以大礼，感慨地说道：“秦王日理万机，为我等几个老朽赶过江来，我等如何敢当，如何敢当啊！”

“三位是世之大贤，小王敬慕久矣，只是年来俗务缠身，未能亲往拜请，还望三位大贤莫怪，今日承蒙不弃，远来教诲，小王岂能不亲自恭迎。”秦牧一边还礼一边答话，态度极为谦逊。

郭都贤、艾南英、罗万藻三人万万没想到，年纪轻轻的秦牧，竟是如此虚怀若谷，心中不禁感慨万端。

艾南英与罗万藻是同乡，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章世纯、陈际泰一起被世人称为“江右四家”。他们都是写八股文的高手；

其中陈际泰更是世人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把八股文推向了极致。

然而他们对八股文所导致的文风衰弊，内容陈腐，科场制艺，形式僵化，却是深恶痛绝。

几人一直致力于八股改革，他们师从古文、戏曲大师汤显祖，认为只有取径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他们遵依北宋古文精神，推崇欧阳修的学说；

江右四家的影响力很大，跟陈子龙、张溥、张采、夏允彝等人的“复社”、“几社”就文坛文风等问题展开论争，分庭抗礼。认为为文要表现“时”与“境”，要讲“义法”、“神气”、“雅洁”。

还大力排抵王世贞、李攀龙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及其崇拜者“文必秦汉”的拟古说，反对以钟惺和谭元春为首的“竞陵派”因袭六朝俪彩、追求硬瘦艰涩、幽深孤峭的玄风。

正因为这些人在学术界地位崇高，秦牧才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他们就象是风向标，得到他们的拥护，就代表着会有大批读书人会来投诚。

秦牧在安庆城下的大营中设宴款待，与三人促膝倾谈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又安排船只，派兵护送艾南英与罗万藻往武昌，并亲自送出十里。

至于郭都贤，被秦牧直接留了下来，委以吏部右侍郎的重任。

此事很快传开，秦王礼贤下士的美名更是传得人尽之知，前来投奔的人更多了。

以前秦牧在武昌颁布秦王诏，宣布开恩科时，也有很多读书人来武昌投奔，但那时来投奔的多数是普通的读书人；

而现在随着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加上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革弊创新等一系列举措的出现，前来投奔的人中，开始有象艾南英、罗万藻这些在文人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儒。

继郭都贤三人之后，惊喜更是不断涌现，最让秦牧意外且惊喜万分的无疑是路振飞的到来，而且还是从福建而来。

弘光政权瓦解之后，起初路振飞接受了隆武的官职，拜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但路振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后，却大失所望。

实际上不管隆武给他封多大的官，都只是个笑话，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郑家手里，隆武不过是郑家的一个傀儡，而他这个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更成了傀儡手下的小鬼。

而且接触久了，路振飞发现隆武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常说臣子们不改因循旧习，必至败亡。路振飞却认为隆武过于操切，难成中兴之业；

隆武有爱民之心，却未见爱民之政；所有的话都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得很好，但什么实事也没做成。

而且隆武喜怒轻发，不知节制，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见群臣庸碌而督责过于严厉，就连他这个吏部尚书也时常遭到诘难，却不知深究群臣无所作为的原因。

路振飞心中一直作着痛苦挣扎，后来又有听说郑芝龙竟派人联络洪承畴，有降清的苗头，而郑芝龙将洪承畴的家人供养于府上，不让隆武追问降清官员家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此，路振飞决定不再做郑家的小鬼，转而投到大势已成的秦国，加入驱除鞑虏的大业中来。

如果说艾南英等人的投奔，代表着学界对秦国的认同，那么路振飞的投奔，更是一种人心向背的最好例证，因为他是隆武朝的吏部尚书，是从福建赶来投奔的，意义非同寻常，这足以向世人证明，隆武已人心尽失，而秦国是万众归心。

秦牧得知路振飞到来之后，更是亲自迎出二十里，当即授予路振飞文渊阁大学士衔，与司马安等人一同入阁参议军机。

这是实打实的内阁大学士，不打半点折扣，更不象隆武朝那样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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