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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协定》带来的影响愈演愈烈，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措辞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幸好这阵子大家都在关注自然灾害，再加上《何梅协定》没有获得证实，否则全国上下都要闹翻天。

顺便一提，有一部叫做《风云儿女》的电影正在热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广为传唱。

田汉先生受邀为主题曲作词，刚刚完成创作就被抓捕入狱。他在狱中把歌词写在香烟包装纸背面，由探监的同志转带给电影公司。聂耳先生也正面临着特务的抓捕，主动要求为爱国电影谱写主题曲。他逃往日本后收到歌词，并将写好的曲谱寄回上海。

这两位先生，一个困居监狱之中，一个逃亡异国他乡，共同完成了未来中国的国歌。

只可惜，聂耳很快就死了，在日本游泳时意外溺水而亡，年仅23岁。

周赫煊前段时间还跟聂耳有过通信，聂耳说他准备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苏联，周赫煊写信劝他快点动身，就是想要避免这出悲剧。

但不知为何，聂耳迟迟都未登船离开日本。

关于聂耳的死因，后世有很多说法。比较主流的，是聂耳游泳时突发心脏病；阴谋论者，则认为聂耳死于日本人毒杀，因为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招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嫉恨。

九月中旬，长江和黄河的大洪灾已经进入尾声，但依旧有不少地方还处于水患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周赫煊带着妻子张乐怡、秘书于珮琛，启程坐船前往伦敦。

他们所乘的轮船还在大洋上航行，以沙逊为代表的在华利益派英商，已经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

莱姆豪斯，未来的伦敦唐人街所在地。

早在道光年间，就陆续有一些中国劳工和水手流落伦敦，在船厂区落户安家。到了光绪年间，这里的华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唐人街。

后世的伦敦唐人街以餐馆和超市闻名，而在30年代，这里是伦敦最有名的贫民窟和合法鸦片烟馆聚集地。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有时候也会光顾唐人街，因为在这里吸鸦片很安全、便捷和实惠。

就在去年（1934年），此地被伦敦市政府勒令拆除，毕竟实在有碍观瞻，但依旧有大量华人赖着不走。仅仅一年时间，各种窝棚、木板房、铁皮房又重建起来，甚至还建起一些两层小楼。

无论何时何地，中国人的生存力总是那么顽强。

一家两个月前才重新开张的餐馆里，正有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在开会，而负责会议联络、招待和后勤工作的，则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餐馆老板叫做刘兴祖，爷爷辈就已经在伦敦定居。他不属于任何党派，甚至没读过多少书，长得瘦小猥琐，你很难相信这种人会组织赞助留学生开会。

这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震惊了无数华侨和留学生，他们自发的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30年代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家各自展开行动，各人抱着自己的见解，有主张立即抗战的，有主张积蓄力量的，有主张和平统一的，有主张武力统一的。各种小团体五花八门，一盘散沙，虽然热情高涨，但是毫无组织性可言。

第二阶段，复兴社（蓝衣社）成立，老蒋的势力趁虚而入。复兴社高举国家大义的旗帜，一边吸纳留学生加入，一边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但他们却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活动经费用去无数，却没有任何成效可言。甚至有留学生提出反对意见，复兴社居然以停止留学经费而威胁。

到了现在，海外抗日救亡运动即将进入第三阶段。

那些对国党复兴社强烈不满的华侨和留学生，开始自发联合起来，由华侨提供活动经费，留学生组织抗日团体，共同开展真正的抗日救亡运动。

今天主持会议的留学生叫杨凯，他是周赫煊资助的第三批留英学生：“昨天，我们确立了团体名称、组织框架、联络体系、活动纲领等等，今天具体讨论实际的抗日救亡策略。请大家畅所欲言，季铭星同学负责会议记录。”

立即有人举手道：“我觉得，我们首要工作是宣传，让洋人和海外华人都清楚局势的发展，清楚中国遭受的苦难。宣传主要分三种方式：第一，社交宣传。利用联谊活动、学术活动等等，联络新闻记者和各国同情人士，并努力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第二，口头宣传。尽量结交更多的外国朋友，通过日常的交流，尽可能获取他们的友谊和同情；第三，文字宣传，比如出版英文刊物，印发英文小册子和宣言等等。我说完了，希望各位同学采纳支持。”

“啪啪啪！”

杨凯带头鼓掌，赞扬道：“许立勤同学的发言高屋建瓴，很有水平。特别是文字宣传，这一点必须做好。大家继续！”

又有人举手说：“我们的人太少，影响力几乎为零。我认为应该联络更多的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一个英国抗日救亡大联盟，把声势搞大起来。同时，拒绝复兴社的国党走狗加入，他们只会带坏组织风气！”

“对，不能让复兴社的人进来，”有个留学生气得破口大骂，“老子去年加入他们的抗日团体，把辛苦打工赚的钱都捐了做活动经费，自己只能一天吃两顿。结果呢？我曹他麻个比，屁事都不干，除了开会扯淡，就是帮老蒋宣传内战！”

杨凯连忙说：“开会呢，别说脏话。对于复兴社，我也不愿他们加入，这一点补充进章程里边。大家继续。”

众人畅所欲言，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联络和引导更多华侨，比如跟国内取得稳定联系，确立越洋捐款通道，组建抗日学术研究小组等等。

会议气氛很热烈，那种齐心协力爱国救亡的真挚感情，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浑身上下的热血似乎都已经沸腾起来。

“九一八事变”就跟甲午战败一样，带给国人太大的刺激，同时也催生了无数伟人和默默无闻的爱国者。

咱们就拿科学巨匠钱伟长先生举例，他最开始是学历史的，因为受到“九一八”刺激才转攻物理。

当听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钱伟长认为学历史没用，应该学造飞机大炮，中国才能不受人欺负。他急匆匆跑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已经排起了长龙，有五分之一清华学生都跑来报物理系了，而当时物理系招生只有10个名额。

排了很久的队，钱伟长终于见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他激动地说：“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吴有训主任被他的真诚感动了，非常欣慰，然后看了一下钱伟长的成绩，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他。

钱伟长的物理，居然足足考了……5分！

最终钱伟长还是读了物理系，因为吴有训被他缠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答应让他先试着学一年，于是未来的物理大师就诞生了。

这个年代的爱国精神，那是21世纪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餐馆里的会议，差不多开到傍晚才结束。老板刘兴祖举着一张刚刚出炉的晚报冲进来，高兴地大喊道：“各位同学，有好消息！周赫煊周先生，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报纸说他是‘来自远东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