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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份,四川有两件大事。
一是旱灾仍旧大范围持续着。川东和川中各县,由于有周赫煊的赈灾粮救济,饥民生活情况比历史上好了许多,虽然无法统计,但至少救活了上百万人,两三百万也是有可能的。但川北、川西北和川东北,由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灾情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利济财团的成立。川盐、美丰、四川、重庆、江海、川康殖业、四川商业七家银行,联合在重庆组建利济财团,目的是配合四川省政府实行烟土统制政策。
由于南京政府不断催促刘湘禁烟,四川民间舆论也要求禁烟,再加上旱灾带来的财政困难,刘湘这次终于放大招了。
以前禁烟都是征收高额烟税,越禁越厉害,现在刘湘实行烟土统制政策,就是要利用行政垄断措施,把整个四川的鸦片贸易掌控在省府手里。但四川省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就必须依靠各大银行帮忙,从而催生出所谓的重庆利济财团。
具体做法是,商人需获得政府认购资格,从烟农手中购买烟土,再卖给烟土统收处。统收处又将烟土卖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再派销给各地烟行,这些烟行也必须获得政府认定资格。
整个过程,烟土贸易统收、统管,烟税也设定统一标准,每年至少可以给四川省府增加3000万元的税收。
刘湘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实际上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垄断化。他如果不这样做,今年四川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因为农业歉收绝收,农税几乎等于零。
而四川的工业税呢?
由于南京政府搞统税政策,四川棉纱、纺织等产业税收,是直接被中央政府收取的,刘湘一毛钱都拿不到。也即是说,四川老百姓一直都有给中央缴税,中央放着四川旱灾不管,从情理上根本说不通。
利济财团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出,周赫煊马上就准备兴建卷烟厂,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我们知道,甘肃的鸦片极为泛滥,罂粟种植面积占全省耕地的四分之三,罂粟产出占全省农业收入的90%以上。
而四川也好不了多少,早在晚清年间,四川鸦片产量就占全国的37%,为当时中国鸦片生产第一大省。到30年代中期,四川罂粟种植面积已达2000万亩,占全川耕地面积18.8%,虽然比例没有甘肃高,但鸦片产出却远胜于甘肃。
这也是四川发生饥荒的原因之一,全省将近五分之二的土地拿来种鸦片,粮食产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周赫煊顺手就在重庆和宜宾,分别建设一座卷烟厂,希望引导鸦片种植者改种卷烟。
虽然都是烟,但至少香烟的害处,远没有鸦片那么大。
在一般情况下,罂粟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烟农基本不会选择种植卷烟。但现在刘湘玩鸦片统制,提高了鸦片生产的门槛,必然压低鸦片产销利润,想必那些无法得到省府认证的烟商,愿意伙同烟农跟周赫煊做卷烟生意。
同时,周赫煊还购买了5000亩无主荒地,召集饥民帮他种植粮食。这些饥民作为佃户,由周赫煊提供种子和耕牛,第一年需要上缴两成收入做佃租,以后逐年递增,种满五年直接把土地送给佃户。
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光种鸦片肯定不行,以后不知道粮价会涨到什么地步,周赫煊只能略尽绵薄之力。
有时候,周赫煊感觉非常荒诞,他一个文人兼商人,做的却是政府该考虑的事情。
唉,这个政府迟早要完。
说的不是四川省政府,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不知凡几,四大家族甚至带头这么干。
历史上,100法币可以在1937年买2头牛,到1938年只能买1头,到1941年变成买1头猪,1943年只能买1只鸡,1945年就只能买1条鱼了。
抗战期间,盐糖、火柴、卷烟、棉花等生活物资,全都实行国家专收专卖,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战争需要嘛。但这种物资专卖,却成了官商勾结的谋利手段,如果周赫煊不拉权贵入股的话,他那些工厂估计会被挤破产。
2月4日。
刘湘从成都出发来到重庆,主要目的是接见七大银行负责人,亲自过问烟土统制政策的施行。
刘湘公馆就在周公馆隔壁不远,当晚就带着夫人来周家做客。
刘湘这辈子只娶了一个太太,是乡下裁缝的女儿,比刘湘年龄大3岁。她甚至连正式名字都没有,最初被称为刘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才请先生取名为周玉书。
“甫公,甫婆,恭迎两位大驾!”周赫煊笑着抱拳道。
刘湘连忙拉住周赫煊,握着手说:“感谢周先生啊,是你救了四川,救了我刘某人!”
周玉书拿出一个礼盒说:“感谢周先生!这是一点小心意,我亲手做的红苕粑,希望周先生不要觉得寒酸。”
“哪里哪里,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周赫煊笑呵呵的收下。
周玉书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当了省主席夫人也不知道打扮,一身廉价的蓝布衫,脑后盘起农妇特有的“大粑粑”发髻,满手老茧,想必平时经常干杂活。
当然,谁也不能因此看轻她,周玉书可非唯唯诺诺的村妇,她还是一头厉害的母老虎。关键时候,周玉书能够带着佣人,手持擀面杖把不守规矩的家伙打得满脸开花,其中包括刘湘本人。
刘湘也曾寻花问柳,结果惹不起家中母老虎,渐渐变成了“耙耳朵”(妻管严),连悄悄养外室都不敢。
周玉书很健谈,开口就跟周赫煊套近乎:“周先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姓周,我也姓周,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刘湘趁机说道:“那你们干脆姐弟相称嘛。”
“我倒是想,就怕周先生文化人,看不起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周玉书赶话道。
夫妻俩一唱一和,把话都堵死了,周赫煊只好笑道:“大姐,你莫要啷个说,啥子农村不农村嘛。”
周玉书惊讶道:“幺弟(小弟)的四川话说得好哟。”
三人聊了半天家常,周玉书主动离开,找张乐怡闲谈去了。
等会客室只剩下两人,刘湘才进入正题:“老弟,都说你是政治问题专家,你来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局势嘛。”
刘湘对西安事变极为关心,仅在1月份,就前后三次通电,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后续问题,并在月底电请常凯申回南京主持大局。
周赫煊说:“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短时间内没有不改变。”
刘湘笑道:“既然国共合作不可改变,那川军和西北军、东北军,都成了蒋某人的眼中钉了,他总要找个人下手嘛。”
“可以这么说。”周赫煊点头道。
刘湘又问:“你觉得我该如何应对?”
周赫煊直言不讳道:“四川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经济民生搞不起来,军队也别想发展,归附中央是迟早的事情。”
这话说到刘湘的心坎里,他点头道:“半个月前,何应钦来了一次成都,跟我商谈川军的改编问题。周老弟,你觉得川军该不该整编?”
周赫煊说:“川军每年4000多万军费,占到全国总军费的九分之一,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不管中央政府是否要求整编,我都觉得川军应该裁军,实行精兵简政。四川早就统一了,养那么多军队打谁?而且现代军队不似古代,不是人多就有用。”
“倒也是。”刘湘点头说。
周赫煊笑道:“我知道甫公有苦衷,裁军问题牵扯太大。但现在正是好机会啊,不如答应中央的整军要求,换来中央对四川的赈灾。整军期间,把那些不听话的兵头子都摁下去,借着中央大义没人敢反对。这样一来,既交好了中央政府,又稳定了川军内部,何乐而不为?”
“这个主意不错,我再考虑一下。”刘湘笑得有点奸。
答应中央政府整军,意味着川军国家化,人事、指挥、经理等权都要收归中央。但凡事都可操作,川军越早答应整军计划,常凯申就越会给好处,因为可以给西北军、东北军做榜样。
到那个时候,不但中央加强了对川军的控制,刘湘也会加强对川军的控制。比如范哈儿,刘湘一直看此人不顺眼,整军的时候明升暗降,直接把范哈儿撸成了光杆司令。范哈儿对此喊不敢反抗,因为刘湘有中央大义在手,反对整军就是反对中央政府。
最重要的一点,刘湘快撑不下去了。川军每年4000多万的军费实在太庞大,再遇到百年难有的大旱灾,若不尽快整军裁撤,到了下半年必然发不出军饷。
似乎老天都在保佑中国,四川大旱虽然带来无尽苦难,却加快了川军的国家化速度。再配合西安事变,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都在抗战初期,快速完成中央整军计划。
这对抗战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在名义上和编制上,常凯申统一了中国军队,否则各种五花八门的番号打起来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