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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赫煊把磺胺药品交给杜月笙的时候，国军精锐德械第87师和88师，已经秘密抵达上海附近。同时，驻扎在苏州的精锐部队，则换上保安团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要地。

显而易见，国防会议虽然还没开完，但常凯申已经打算在上海开战了。

事实上，直到此时此刻，日军参谋本部都没想过要进攻华东和华南。根据石原莞尔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来看，日本完全没有把中国当敌人，他们的假想敌依次是美国和苏联。

在具体策略上，日本想要“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通过占领东北和华北地区，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南下，以此来讨好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日本又打算疯狂扩充军备，以武力为后盾与苏联谈判，“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

这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际大策略，在这个国际大策略之下，再进行对话战争的小策略。

说起来很可能有人不信，日军参谋本部是反对扩大战争的。他们定下的短期战略目标，是稳固东北和占领华北，再挑动西北内战。而远期目标则是，逐步向南洋渗透，得到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接着再挤走英国人，争取吃掉东印度群岛，如此则可保证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的供应。

等拿下东南亚以后，又消化了中国东北和华北地盘，便可以趁机染指西北和华东，并顺势吞掉整个中国。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不需要依赖美国资源进口，可以跟美国进行“最终战争”。打败美国，日本则可成为远东和太平洋霸主，顺势再把苏联的远东地盘给吃掉。

非常异想天开而又合理的战略，说明日军参谋本部还是有明白人的。

若照此计划而行，国内诸多势力看到南方和西北安全，说不定又要爆发内战，让占领了华北的日军笑着看好戏。而且，随着日军对华北和东北的消化，以及对东南亚的渗透，日本战略资源储备将更加丰富，偷袭珍珠港的事情极有可能推迟，美国也没有借口那么快参战。

但是，日本海军等不及了……

如果严格按照《国防国策大纲》的步骤来执行，起码在十年之内，日本海军是无仗可打的。没有仗打，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不能升职，日本海军也没理由索要更多军费。

于是乎，看到陆军在华北打得顺风顺水，而参谋本部打算跟中国和谈（是真和谈，只想占领华北），海军终于忍不住在上海动手了。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车强闯虹桥军用机场。遭到中国士兵阻拦后，他们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随即被机场卫兵当场击毙。

日本海军终于把事情挑起来了，上海的战争不打也得打。而陆军部的一些军官将领，也不甘心只占领华北，非常配合的帮着海军挑事，逼迫参谋本部扩大战争意图，将原本只占领华北的计划改为占领整个中国。

日军参谋本部原先还很清醒，但看到陆军轻松攻克平津，也觉得中国是个超级软柿子，顺水推舟就喊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桥机场挑事开始，整个战争的方向，就已经脱离了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控制。就像手里牵着几头恶犬，那些恶犬疯狂的向前奔跑，牵绳子的人根本拉不住，只能被恶犬带着往前奔。

八月十三日，就在周赫煊离开上海的第五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长谷川下令：对南京、广德、南昌进行空袭，并对上海虹桥机场予以突袭。随后两日，日军派遣军舰16艘，载乘海军陆战队若干登陆淞沪，日本内阁也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增援。

史称，八一三事变。

中国这边，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对登陆日军予以坚决抵抗和打击。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是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在持续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德国表面上倾向于日本，但继续暗中向中国出售大量军火。

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是为了赚钱。

只有苏联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很快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各大国都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单独声明不与中日战争的中国方为敌，事实上就是在声援中国，并把日本确定为潜在敌对目标。

苏联的做法，同样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这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

不管如何，《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危机关头的中国带来极大鼓舞，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对此条约的签署感到无比兴奋。

当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来，周赫煊已经到了南京，专门托人找到一位先生——许传音。

“周先生怎么专程来拜访我？”许传音感觉有些纳闷儿。虽然他在南京当官，但官职并不大，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

周赫煊为什么要找许传音？

因为此君在战争期间主动留下，担任国际红卍字会副会长，主持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交通工具难寻，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太辛苦了，而且生活没有保障，他们都不愿走。

五是亲日派。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或有生意来往，或直接当汉奸，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

历史上，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耗尽唇舌之力，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

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那也得有人相信啊！

周赫煊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比如这种情况，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你让我怎么搬？

有了周赫煊的资助，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

周赫煊鞠躬敬礼道：“许博士，请你务必帮忙，拜托了！”

这招很管用，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钱我收下，我给你开一张收条。若是用不上，等以后再还给你，如此可好？”

“多谢！”周赫煊抱拳说。

等把周赫煊送走，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南京大屠杀以前，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

当然，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

离开南京，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时值夏季，洪讯将至。

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估计再过半个月，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

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得到的答案是，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

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

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早建成一天，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

希望能早日建成，并顺利炸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