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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进入十一月,上海陷落,淞沪会战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对此表示举双手欢迎,暗地里联合宋哲元和韩复榘,打算把老蒋堵在夔门之外,坚决不让中央军入川抢地盘。
胡适被老蒋任命为访美特使,已经在美国转悠了三个月,对宣传中国抗日、赢得美国民间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月前,他和王正廷终于得到罗斯福召见——跟周赫煊一起观看奥运会的王正廷,被重新启用了,现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详细讲述了中国抗战局势,恳求罗斯福放弃妥协思想,否则中国必败,而中国一败,美国就将失去远东和太平洋,美国帮助中国属于帮助自身。
罗斯福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并且安慰胡适不要悲观。他很看好中国,他觉得中国必胜,然后继续卖给日本各种战略物资。
事实上,这次访美特使的任务,老蒋最初想请周赫煊来执行。但被周赫煊婉拒了,因为神仙也难说服罗斯福,与其跑去美国痛哭乞讨,还不如留在重庆做一些正事。
与此同时,冯庸也拜托胡适和王正廷,让他们在罗斯福面前求个情,把飞行俱乐部的飞机开回中国参战。当初周赫煊订购了不少先进军用飞机,但合同要求不得加装武器,也不得把这些飞机运离美国。
罗斯福对此的回应是,让冯庸联系美国国防部,而国防部如今还在开会讨论此事。
冯庸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想带着飞行员回国抗日,却又知道国内没有足够的飞机,只能天天堵在五角大楼门口,都跟五角大楼的卫兵们混熟了。
……
随着响亮的哭声,廖雅泉肚子里的孩子呱呱坠地。
又是个大胖小子,周赫煊这回没有寻章据典,而是给儿子取了个非常平实的名字——兴国,周兴国。
廖雅泉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毫不关注。她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只等着哪天日本打来重庆了,提前移居到美国或者英国,为此她还专门抽空恶补英语。
“先生,南京来电!”于珮琛拿着电报快速走来。
周赫煊接过电报纸,却是罗家伦发来的,大致内容为中央大学即将搬迁,校址定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罗家伦知道周赫煊的岳父是搞房地产的,想请周赫煊帮忙寻找建筑队,等中央大学搬来就立即动工。
周赫煊道:“给罗校长回信,就说一定办妥,请他放心。”
“好的,我马上就去。”于珮琛转身就走。
不得不说,罗家伦真的很有能力。清华大学在他手里,从一所教会学校变成国立大学,并确立了未来几十年的一贯校风。而中央大学在他手里,则成为抗战期间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时候,罗家伦就详细考察了四川,认为重庆山川险峻、物产丰富,且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学的内迁校址定在重庆松林坡。去年,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罗家伦便指示学校后勤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都不知这些木箱有何用处。
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罗家伦又组织师生,将学校的物品打包装箱,分批从南京往重庆内迁。
此时很多人都还觉得,说不定淞沪会战能像几年前的一二八那样,由列强调停而很快结束。恰逢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争,于是中央大学一些师生就给罗家伦起了个外号,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中央大学的师生才佩服不已,认识到他们罗校长的远见卓识。
有人把中央大学的内迁,形容为“鸡犬不留”。不仅农学院的良种家禽家畜带走了,还把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也带走了,这些尸体一路泡着福尔马林,分毫未损的到达重庆新家。
十一月底,当南京的其他大学还在讨论是否搬迁、如何搬迁时,中央大学的第一批师生已经抵达重庆。由于新校舍还没开始修建,这些师生暂时借用重庆大学的校舍,一天功夫都没耽搁就直接复课。
十二月初。
南京,中央大学。
罗家伦是最后一批离开南京的,他再次巡视校园,只见全校人员和设备财产都已半空,心情十分高兴。
走到农学院的时候,他看到牧场的良种家禽还在,立即叫来牧场职工:“你们几个,把这些猪牛羊都处理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养着都可以,只要不落到日寇手中就行,老子一根毛都给小鬼子剩下!”
农学院牧场的家禽家畜皆为良种,每样选一公一母已经带走,眼前这些是挑选剩下的。
四个牧场职工都是普通百姓,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了,虽然不认得几个字,但说出的话却让罗家伦颇为惊讶。
吴谦说:“罗校长,这些良种牲畜,有的是老师同学多年耗费心血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国家花外汇从洋人手里买来的,都是学校的宝贝,丢了怪可惜的。”
“是啊,”曹占庭附和道,“老师和同学们这次去重庆,每样只带了一公一母,以后动物实验都没法做,还得慢慢培育才行。”
袁为民说:“我也怪舍不得的。”
王酉亭道:“罗校长,不如把牲畜都带去重庆吧,还让我们来照料。”
罗家伦苦笑道:“现在南京居民正在大举搬迁,连人都坐不上船,更何况是这么多牲畜。”
王酉亭头发花白,老实巴交,平时不怎么吭声,此刻却说得斩钉截铁:“罗校长,我向你保证,一定把这些良种牲畜带去重庆,绝不丢弃,更不留下来便宜日本鬼子!”
罗家伦对此不置可否,笑笑就离开了,他以为四位牧场职工只是说着玩而已。
四位工友却当真了,他们推举年龄最大的王酉亭为领导,自己掏钱加班加点的赶制木笼,把鸡、鸭、狗、兔子之类的装进笼内,又将木笼架在马、牛、猪、羊身上,赶着牲畜登上了四艘木船。
在日寇对南京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夜里,四人划着木船匆匆离开。
此时日寇已经包围了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他们只能从北方绕道,半路又遇到日机轰炸中国船只,于是又弃船登岸,赶着牲畜奔皖中山区进发。为了躲避战事,他们先是北上去了河南,再折返进入湖北,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无比。
在许昌时,正逢大雪,天寒地冻,虽千方百计的保护,还是有一些兔子被冻死了,四位工友心痛得大哭。当然也有开心的事,半路上两头荷兰奶牛,产下了两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
他们带着动物大军来到武汉时,日寇也进攻武汉了,只得连忙朝宜昌进发。他们的爱国义举感动了当地民众,被免费送上轮船,终于可以放心的坐船去重庆。
四人再与罗家伦见面时,已经时隔将近一年,辗转各省数千里。
罗家伦看着历尽风霜、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位职工,还有那些死了几只兔子、多了两头小牛犊的良种牲畜,激动得泪流满面,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欢迎功臣回家。
这就是中央大学内迁“鸡犬不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