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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人物看重的‘红人’在外头别人撅了，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从哪里被撅的，就要从哪里找补回来。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国党’现阶段的‘盟友’名单中，敌人只有一个，直系军阀，也就是以曹锟为首的，以吴佩孚为主要帮凶的直系军阀头子。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团结的盟友。

比如下台的段祺瑞；在湖北老家当财主，不打算出山的黎元洪；或者是在东北积蓄势力的张作霖；还有政治相对开明，资金充裕，实力不断提升的浙江……都算是盟友。

可有多少人会认可这种盟友关系，就很难说了。

至少，就段祺瑞那样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把‘国党’当成盟友的，假如段祺瑞再次上台，大权在握的话，‘国党’肯定是他第一个要剪除的对象，或者其在段祺瑞心目中的危害仅次于已经羽翼丰满的张作霖。总之，‘国党’在民国政坛执政党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倒是在野党可以利用的对象。

虽说‘国党’内部很希望从浙江找回面子来。

可面对蒋百里，说他不懂军事？

真要敢这样说，‘国党’上下估计也会心慌的。毕竟，这话蒋百里可以嚣张的对孙大先生说：你和你的手下，都不是干军事的料。

可是‘国党’上下却难以反驳。

至于要和王学谦翻脸，这可真的想多了，浙江军政府的实力，在整个南方。乃至整个民国的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内，是一等一的强。要不是王学谦不愿意在军队上投入太多，军队扩编太快的话，说不定在长江以南都能听到王学谦的声音。

王学谦和他代表的浙江军政府的官员，无法成为‘国党’泄愤的目标。自然需要有一个替代者。

而且这个替代者的地位不能太次，让人失去欺负的乐趣。

最好‘国党’转移的目标能够吸引足够的活力，还能和肇事者蒋百里有些关联。

于是‘国党’上下一直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说起梁启超，就不得不说他和‘国党’之间的隔阂，或者说仇恨。主要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当时在日本，华夏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甚至更多。这些人是整个华夏的希望种子，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按理说，梁启超等人是坚定的保皇派。是改革派，在清朝还是皇帝为元首的时代，是不该被驱赶去除，在国内成为通缉犯的。

很不幸的是，清朝末年，皇帝说的话，不算数。

牝鸡司晨也好，遮云蔽日也罢。总之，当时的清朝是一个女人说了算。

于是，以推翻皇权为己任。驱逐清朝统治者为政治目的‘同盟会’；还有支持皇帝的统治地位，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在日本胜利会师了。当然，在国内，他们的身份都是通缉犯。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时候如果能够合作。势必会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不过双方并没有打算互相妥协，反而发动了争夺华夏留学生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将获得政治上的莫大荣誉，并积聚大量的人才。而失败的一方。就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政客们都知道，单打独守是没有前途的，想要发展壮大，就只能拉帮结派。以保皇党首位的梁启超等人，主张皇帝没错，错的是制度，只要制度完善了，华夏一样能够成功，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支持。毕竟皇权虽然没落了，清政府的名声已经声名狼藉，但参照英国、德国和日本，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市场的。总所周知，这些国家都是君主立宪，也是世界一流的列强。

可孙大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不这样看，认为华夏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因为满清的皇帝，不能代表华夏的根本利益。

双方在皇权，这个问题上激烈的辩论。

在国家孱弱，民族有覆灭的威胁的时候，连义和团运动都能当成救国的良药，更加激进的一方显然更有优势。

作为双方的机关报，《民报》在节节胜利，不断的压制了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怜的很，因为这是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纸，面对的群体只有几千人的留学生团体。这样的规模甚至不像是报纸媒体之间的争斗，更像是私底下的小抄比拼。

失去了政治声望的保皇党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并没有沉默下去，反而被袁世凯等执政者重用，反倒是打赢了舆论战争的‘国党’一直延续着乱党的身份。

气节！

就成了心有不甘的‘国党’报人对保皇党，乃至梁启超攻击的唯一手段。

有前因，有后果，蒋中正被奚落，甚至在浙江被羞辱，立刻引起了‘国党’核心圈子的高度重视。当然这种重视是将一个已经消声灭迹多年的仇人引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启超很不厚道地嘲笑了一把孙大先生在广州被追随者变节追捕，狼狈逃跑的事实。连娇妻都不管不顾，只顾自己逃命的事实，就差指着孙大先生的面骂道：你这衣冠禽兽……当时刚刚逃到上海，还惊魂未定的孙大先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当时就气晕过去了。要是孙大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还没有成气候的‘国党’，说不定就化成一缕青烟，消散开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孙大先生对‘国党’的作用，这就是精神领袖的魅力。

新仇加旧恨，让‘国党’核心阶层立刻将矛盾对准了梁启超，这个时不时抽冷子让‘国党’很难堪的家伙。

‘国党’上下同仇敌忾，以至于让原本给‘国党’丢了人的蒋中正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在进入莫里哀路花园洋房，也就是孙大先生的寓居的时候，和他向来不假辞色的汪兆铭，竟然抿着嘴，一副有难同当的样子对蒋中正说道：“介石，你的敌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对你的中伤，丝毫不减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

言下之意就是，兄弟，不要灰心，看我们的。

老蒋脸上如同翻开的酱缸似的，五颜六色的，他心说：“我们有这么熟吗？”

更何况自己给‘国党’丢人是不争的事实，可怎么听汪兆铭的话，似乎自己不是出一趟远门，把脸让人用大巴掌抽肿了似的。反而像是做了一次了不起的工作似的？

这种疑惑在戴季陶的解释下，蒋中正才恍然大悟。

‘国党’在广州一役，锐气尽失，来到上海之后，虽然积极的和陈炯明的部下之间沟通，希望获得支持，将陈炯明在广州的政府推翻，让‘国党’可以重新主政广州。可惜，一来两地交通不便，消息传递受到地域的限制；二来陈炯明加强了戒备，不太好下手。无所事事，又遇到士气低弱的‘国党’核心们觉得如此下去，人心就要散了。

需要给自己竖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实力要弱，不能得罪地方强权；第二，不能在受到‘国党’最后的大本营可能被威胁的对象，比方说王学谦和卢永祥，派兵来上海，绝对能让‘国党’鸡飞狗跳；第三，不能让盟友难堪。

想来想去，就梁启超最适合。

‘国党’都知道，梁启超对‘国党’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非常看不惯，反之亦然。

而攻击梁启超还有一个好处，不管是孙大先生，还是梁启超，都是在民国的年轻人中拥有大量的拥趸的人物。双方的舆论战，很容易将‘国党’引为焦点，获得更多的支持。其次，梁启超这个人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很大。

支持清政府，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到了日本。但随后清政府宣布准备立宪，他在日本坚决支持……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长期担任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高官。在‘国党’的眼里，这家伙是统治阶级的‘走狗’，是最凶恶的敌人，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当然，梁启超也不是一味的支持强权，他也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张勋复辟。

可惜，作为政敌，敌人身上的缺点要被无限的放大，敌人身上的优点要全部忽视。

在‘国党’的宣扬下，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觉得梁启超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是不可信的。

躺着也中枪的梁启超，忽然发现这些天似乎周围看他的眼神多少有点怪异，当然，他浑然不知，或者装作浑然不知。看了几份‘国党’刊印的报纸才明白，原来南方的那群人又开始不安分了。

‘国党’有不少文人，写文章很顺溜。可梁启超也不是吃干饭的，他17岁就中举，一身本事都在笔杆子上，骂战一起，旁人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大呼过瘾。

唯一看不懂的是王学谦，他原本担心蒋百里在宁波让老蒋难堪了，会造成‘国党’对浙江的攻坚，至少舆论攻坚是少不了的。可没想到的是，‘国党’竟然拐了一个弯，转手将仇恨值都按在了梁启超的头上，这让王学谦在纳闷之余，开始反思，‘国党’这么不靠谱，他和‘国党’之间的合作，是否也有可能被队友坑了的危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