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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周琅登上了大沽口,帅营副将马大雷,第一军副将洪九指、第二军副将陈小手和第三军副将苟全,炮兵副将陈逆直统统到塘沽港口迎接。
周琅冲着他们点头,这些高级将领逆着阳光,看到周琅感受跟以前突然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也有上下意识,可突然此时生出了一种主臣之感。
二月二龙抬头,周琅此时登陆,极富寓意,但这只是一个意外,这个时代的海上航行,错个十天半月都不鲜见。
但部下们昨天就讨论了这个日子,昨天夜里周琅到了外海,传命令说今早会登岸,他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很神奇。
真龙登岸了!
明明是阳光明媚,后来几个将领告诉别人的时候,偏偏说是携风带雨。而且以他们的地位,并不需要说谎,也不需要拍马屁,他们是连自己都记错了。
周琅与部下骑马偕行,一边询问了一下情况,情况很好,天津清军死走逃亡,周边三十里不见敌军迹象,老百姓秩序井然,没有自发袭击行为,反倒是提着菜篮子兜售鸡蛋的一大把,让人忍俊不已。
总计帅营和第一二三军,步兵就四万人,炮兵大部出动,也只有八千,这点兵力要打北京,之前这些将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天津之战让他们产生了不真实的感觉,觉得他们未尝不可以打一打北京。
客观来说,周琅带领的这只軍队兵力并不弱,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兵力,还不到两万人,当然周琅认为自己的軍队,战斗力跟半个多世纪后的英法联军是有差距的,而乾隆时代的清军,也没有咸丰时候的清军那么废,至少乾隆年间他们打了十全武功,就算没有取得真正值得传送的战绩,但他们至少培养出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中低层军官,軍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斗经验还是有的。
两相对比,周琅觉得打北京不现实。历史上,北京、南京这种级别的都城,从正面被攻下的案例极少,大多都是因为守军逃跑,投降之类的原因失陷。
北京城的面积,人口,也不是四万人能够控制的。
所以周琅对打下北京也很渴望,但他始终认为不现实,除非乾隆、嘉庆像咸丰一样,带着他们的嫔妃逃跑,否则他不会强攻。
不过逃跑的想法,在乾隆和嘉庆的脑海中并不存在,朝臣们也比咸丰时候的朝臣有骨气的多,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议和,而是想着怎么杀敌,结果有一些愣头青提出来,要天子御驾亲征!
此人叫初彭龄,是一个御史,御史的职责叫做风闻奏事,就是听到什么都可以弹劾,不需要进行核实。这个官职在明朝时候权力很大,因为只要是被他们弹劾,哪怕是首辅,都要马上停下手头工作,等待调查,这叫做待参。可御史不需要核实,只需要听到一点风声,他们就可以向皇帝弹劾,设置这个职位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监察官员。可是由于御史不需要为事情的真假负责,就好像后世的某些媒体,会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反正就算他们最后弹劾的事情子虚乌有,也不能因为他们履行了指责而打击他们,打击他们就是打击言路,就是昏君,暴君,所以明朝的皇帝都不太愿意惹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连皇帝都可以参劾。
这样无节制的权力,很容易就让御史言官沦为权贵权力斗争的工具,很多大员都有自己控制的御史,用他们攻击自己的政敌,由于他们以弹劾,对方就要停止工作,往往引起很大的麻烦。然后对方会加以报复,如此往复造成严重后果。
满清总结明朝执政经验,将言官称作明朝三大祸之一,跟党争、阉祸并列,也就是将言官的危害程度,放在魏忠贤、东林党一个级别。
所以,清朝虽然也设置了这个部门,可由于认识到其中的危害,清朝御史的权力,没有明朝那么大,被他们弹劾也不用马上停止工作,而且弹劾的不对,还要受到追究。所以清朝的言官相对是不叫克制的,没有明朝那么肆无忌惮,也没有明朝那样沦为党争的工具。
初彭龄就是一个御史,可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御史,最恨貪官,什么样的级别,他都敢弹劾。
这种人不怕死,也不贪财,名声很好,胆子也很大,什么话都敢说,别人收拾他们还会惹麻烦,所以很不好对付。
初彭龄提出天子现在应该御驾亲征,效仿圣祖康熙,一定能鼓舞士气,平定祸乱。
他的奏章得到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支持,可是和珅一系官员则坚决反对,认为皇帝千金之躯,岂能犯险,什么千金之躯不坐垂堂的大道理被他们喊得震天响。
可初彭龄真的就是不顾惜天子安危,和珅就真的是爱皇帝吗?
初彭龄或许真的因为政治洁癖,而敢于直言,但和珅的目的绝对没有那么纯粹。
乾隆还没死呢,他是乾隆的人,乾隆在一日,和珅就是二皇帝,嘉庆亲政后,也许还会重用和珅,但绝没有现在这么舒坦。
所以和珅得为乾隆考虑,天子御驾亲征,乾隆老头子都快九十岁了,当然不可能去,那就只能是嘉庆皇帝去,嘉庆御驾亲征了,不管输赢,都是一个大麻烦,赢了,威望提升,乾隆还能压得住他吗?输了,嘉庆亲征时候掌握的軍队,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谁敢保证他不会借机发动政变。
反正限制嘉庆,打压嘉庆,这是乾隆的利益所在,任何让嘉庆跟軍队的接触,都是危险的。
这危险当然不是嘉庆本人的危险,而是对乾隆的危险,至于皇帝亲征,历史上也没死几个皇帝,一个皇帝,至少比手下的士兵,比手下的将领要安全的多。
为此初彭龄跟和珅党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天津沦陷十余日,竟然拿不出任何主意。
周琅此时还不知道,由于他的军事压力,让满清最高层这个不符合常规的皇帝和太上皇的二元权力中心结构,产生了裂痕。
其实这也是必然的,这种权力结构,没有压力自然好,一旦有了强大的压力,是必然要出事的。北宋就是一个例子,金兵南下,李纲等人劝说宋徽宗禅让,宋徽宗让钦宗登基,自己带着蔡京等佞臣跑去了南方,金兵退走,又赶回了开封。然后两个新老皇帝之间,就产生了各种隔阂,最后双双被进兵掳走。
乾隆和嘉庆之家的关系,虽然因为乾隆威望太重,嘉庆无法挑战,可嘉庆已经登基,拥有了大义名分,乾隆却已经年迈,人心向背,方寸之间,就微妙了起来。
周琅其实很了解这种二元权力结构的危害,他见过太多总裁跟董事长,副总裁跟部门经理之间的权力斗争了,周琅跟亨利皮特在中国公司内部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周琅当初会非常在乎王辅茞的权力,就是担心出现第二权力中心。
但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周琅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但他知道,乾隆跟嘉庆之间肯定会出现问题,这也是他来打北京的目的之一,让这种违背常理的脆弱权力构成发生分裂,尽管不足以让满清这艘巨大的破船沉没,可一定会产生各种问题。
不过周琅不知道这么快对方的朝堂上就出现了问题,他只是有条不紊的派軍队进攻,在天津休整一月之后,在三月初,开始向北京进发。
从天津到北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永定河走廊坊最后进入北京城南的丰台一带,一条是沿着大运河北上走通州,最后进攻北京东城一带。
周琅的兵力做不到分兵,就选择了通州路线,廊坊那个地方似乎对侵略者不太友好。
走大运河还有一个好处,这是从南方向北京输送各种物资的通道,周琅可以利用沿途的储备资源和运输力量,上岸之后,周琅的那些海船就没用了,运河上大大小小的漕粮船就成了战略资源,周琅已经征用了几百艘漕船,当然他是给钱的,给船主的钱足够连船带货一起买下,但货周琅留下了,并且答应只要船主愿意跟着,最后船还是会给他的,如果船主可以组织工人帮忙运输,还会付工钱,结果还真的让一半船主愿意带纤夫们跟着。
前锋是第一军洪九指部,第二军紧随其后,周琅随帅营,与炮兵和辎重押后,第三军则留守天津。
部将们是反对周琅跟随的,但反对并不强烈,周琅跟随就可以打着亲征的旗号了。
尽管他的作战经验其实已经远远不如这些军官了,但他在军营中,士气就是不一样,也没人一个士兵会觉得大帅会比他们的长官差。
这就是威望使然了。
前锋进军十分顺利,返回的战报显示,他们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有组织的抵抗,小股汛兵逃散,大股清军尚未出现。
竟然一直到了通州南郊的张家湾,才遇到清军重兵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