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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一见到墨菲夫人，她就会给我几条建议，教我在跟尼尔森家会面时该有什么样的举止。“握手要有力，但又不要捏得太紧。”在楼梯上碰到我时，她说，“你得像个淑女。得让他们知道，你值得信赖，可以去站柜台。”晚饭时，她又开始教导我。

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别多问。”有个姑娘提议道。

“但答话要快。”另一个补上一句话。

“指甲要修剪干净。”

“去之前用小苏打刷刷牙。”

“你的头发一定……”格伦德小姐做个怪相，伸手拍拍自己的头发，像是要压下几个肥皂泡，“要弄顺。你永远说不好他们怎么看待红头发的人。”

“好了，好了，”拉森小姐说，“我们快把这小可怜吓得手足无措啦。”

会面安排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当天早晨，我听见有人轻轻敲响了我的卧室门。来人是墨菲夫人，手里拿着一条挂在衣架上的深蓝色丝绒裙子。“看看合不合身。”她把衣服递给我。我正在为难是该邀请她进屋，还是把门关好换衣服，她已经闪身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床上。

墨菲夫人看上去如此一本正经，因此我脱掉外衣，只穿短裤站在那儿，也并不觉得害臊。她把裙子从衣架上解下来，从侧面拉开一条我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拉链，举到我头上，帮我穿上长袖，理好百褶裙，再把拉链拉好。她后退几步，仔细打量着我，左拉一下右拉一下，又扯扯袖子。“来看看头发。”她让我转个身，让她好好瞧瞧。她在围裙兜里摸了片刻，取出小夹子和一个发卡。接下来几分钟，她在我的头上左拨右捋，把头发往后梳，再理顺捋平。等到她心满意足，她让我转身面对着镜子。

尽管跟尼尔森夫妇的会面还让我满心惴惴，我却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自从几个月前被格罗特先生剃掉头发以后，破天荒第一次，我看上去还挺像样。以前我从未穿过丝绒长裙。裙子很重，还有点硬，裙摆一直垂到我的小腿肚。我走到哪里，裙子上淡淡的樟脑丸气味就飘到哪里。我觉得裙子很漂亮，可惜墨菲夫人还不满意。她一边眯眼望着我，嘴里嘚嘚作声，一边捏着布料。“等等，我马上回来。”她一溜烟奔了出去，片刻后拿了一根宽宽的黑缎带回来，“转身。”我乖乖转个身，她把腰带系在我的腰间，又在背后打了个大蝴蝶结。我们俩在镜子里审视着她的大作。

“好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公主，亲爱的。”墨菲夫人说，“你的黑色长筒袜干净吗？”

我点点头。

“那就穿上，你的黑鞋子也还行。”她的手搭在我的腰上，笑着说，“爱尔兰红发公主，就在明尼苏达州！”

当天下午三点钟，伴着那年第一场雪暴的降临，我在墨菲夫人的门厅里见到了尼尔森夫妇，索伦森先生和拉森小姐也站在一旁。

尼尔森先生简直活像只硕大的灰老鼠，胡须不时抖一抖，耳朵泛红，还有张小嘴。他身穿灰色三件套西装，系着真丝条纹领结，手里拄了根黑拐杖。尼尔森太太身材单薄，弱不禁风，泛白的黑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她有着黑色的眉毛、睫毛，一双深陷的棕色眼眸，涂着深红色口红，橄榄色的肌肤没有擦任何脂粉。

墨菲夫人把客人安顿好，奉上茶和点心，又问他们下雪天穿城过来感觉如何，最后谈起了天气。最近几天怎么降温啦，雪成云正慢慢向西边飘啦，还有今天果然不出所料，暴风雪终于开始了。大家纷纷猜测今晚雪能下多厚，能在地上积多久，什么时候还会有更大的雪，今年冬天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当然比不过1922年的冬天，那年暴雪后又接着来了风暴，大家个个被折腾得够呛。还记得1923年的黑尘暴雪吗？夹着尘土的雪从北达科他州吹过来，整个城市堆的积雪足有七英尺厚，人们好几个星期出不了门。不过话说回来，今年也不大可能像1921年那么暖和，那可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十二月。

尼尔森夫妇的提问颇有分寸，我答话时尽量不显得过于渴望，也不显得漠然。其他三人专心致志地望着我们，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心里督促我好好表现，坐直一些，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句子说完。

终于，随着一个又一个话题的结束，索伦森先生说：“好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决定尼尔森夫妇是否愿意收留多萝西，以及多萝西是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多萝西，你能跟尼尔森先生和太太说说你为什么希望加入他们的家庭，你又能为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吗？”

如果说实话（当然，我不会对索伦森先生的问题说实话），我会说我只是需要一个安全、干爽的住处。我想要穿暖吃饱，想要平静有序。而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个让我感觉安全的被窝。

“我会缝纫，我很爱清洁，数学也不错。”我说。

尼尔森先生扭头问墨菲夫人：“这位年轻的小姐会做饭和打扫吗？勤快吗？”

“她是新教徒吗？”尼尔森太太加了一句。

“她是个勤快的孩子，我可以证明。”墨菲夫人说。

“我会做一些菜。”我说，“不过在上一户人家，他们让我做炖松鼠和浣熊肉，我希望再也不要做那些菜了。”

“天哪，不会的。”尼尔森太太说，“那另一个问题呢？”

“另一个问题？”我有点没跟上。

“问你去不去教堂，亲爱的。”墨菲夫人给我提词。

“哦，对。我寄住的家庭都不去教堂。”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事实上，自从离开儿童援助协会的小教堂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了。在那之前，我也只跟祖母去过教堂。我还记得紧紧握着她的手，跟她一起走到金瓦拉镇中心的圣约瑟夫教堂。那是一幢石头砌成的小教堂，有着宝石色调的彩色玻璃窗，深色的橡木长凳，薰香和百合花的香气，为逝去的挚爱所点亮的蜡烛，牧师低沉洪亮的声调，还有管风琴庄严的乐声。爸爸说他讨厌宗教，它从未给任何人带来过任何好处。而当伊丽莎白街上的邻居们因妈妈不做礼拜而侧目时，妈妈说：“你去试试星期天早上应付一群孩子，其中一个发烧，另一个得了疝气，你的丈夫还醉倒在床上呢。”我还记得自己望见的天主教徒，身穿圣餐会礼服的女孩和穿着锃亮皮鞋的男孩子们从我家楼下的大街走过，他们的妈妈推着婴儿车，爸爸则在一旁漫步。

“她是个爱尔兰女孩，维奥拉，我想她应该是个天主教徒。”尼尔森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我点点头。

“也许你信仰的是天主教，孩子，”这是尼尔森先生第一次直接跟我搭话，“可我们是新教徒，我们希望你星期天能和我们一起去路德教会做礼拜。”

反正我已经多年没做过任何礼拜了，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可以。”

“还有，你知道我们会送你去城里的学校吧，就在家附近，所以你不能继续上拉森小姐的课了。”

拉森小姐说：“无论如何，我们学校本来就快赶不上多萝西的进度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放学以后，”尼尔森先生说，“我们需要你在店里帮忙，当然我们会按小时付你薪水。你知道我们家商店吗，多萝西？”

“算是一个面向大众、什么都有的地方吧。”尼尔森太太说。

我除了点头还是点头。目前为止，他们的言语中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但我并不感觉与他们息息相通，半点也没有。他们似乎并不急着了解我，当然话说回来，本来也没有几个人急着了解。我有种感觉，比起我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用处，我的被弃和遭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尼尔森先生开着一辆蓝白相间、镶着银边的斯蒂庞克轿车过来，敲响了前门。承蒙墨菲夫人的好心，我现在有了两个手提箱和一个书包，里面装满了衣物、书本和鞋。在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拉森小姐走进屋，把一本《绿山墙的安妮》塞到我手里：“这是我自己的书，不是学校的。我想把它送给你。”说完，她和我拥抱道别。

于是，从一年前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开始，我第四次把我所拥有的一切放进一辆交通工具，开始了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