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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说你和他关系特殊,完全可以自由出入他家,而不需要在别墅保安处登记?”
“你这是什么意思?诱供?”
“我问你:你最后一次去罗书记别墅是什么时间?”
“你可以把我称为犯罪嫌疑人。”
“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白点?”
“好。一旦发生了麻烦,比如有人被杀了,你们警察就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地审查那些曾经到过现场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最后去过的人,是不是真的有罪。他们永远都是你们内定的犯罪嫌疑人,比如我。”
“回答我,你最后一次去见罗书记是什么时候?”
“案发那天。”
“时间?”
“上午。”
“几点?”
“这个——有录像,你们可以查。”说到这里,程贵阳也话锋一转,反问道:“说我犯罪,证据何在?”
“你自己应该明白。”
“不懂。”
刘海洋扫视了程贵阳一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们究竟想找什么?”
“你最怕的东西。”
“我没有任何怕人的东西。”
“响鼓何须重捶。”
“什么意思?”
“罪证!”
“那好,”程贵阳语气突然强硬,声音提高八度,“如果有?”
“要你的脑袋!”
“要是没有呢?!”
“我扒下这身警服!”
“不公平。不过,一言为定!”
“张大队——”
张铁山过来后,刘海洋吩咐道:
“再搜!”
张铁山转身而去。程贵阳从容地笑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谢谢!最好彻底搜查,让事实给我清洗掉‘重大犯罪嫌疑人’这个假象,还我一身清白。知道吗?我当过兵,立过功,见过生死,从过政,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和犯罪前科。为了公正,现在我想请门外的那个女记者进来见证一下你们最后的工作,不知领导以为如何?”
刘海洋心里不胜其烦。他明白这不是见证“公正”那样简单,而是嫌疑人得意之余在将公安局的军,希望看到警察在媒体面前出丑。
他不得不承认,程贵阳说得没错,如果单从他的经历看,找不到任何犯罪倾向和动机,这也正是困扰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一点。
不过他认为这一点无关大局,什么人——包括一些有身份的领导都可能杀人,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无法排除他的嫌疑。
根据程贵阳的强烈要求,柳雅致被请进来作为搜查结果的见证。虽然是一时气话,但如果最终搜查仍一无所获,不敢想象这么狠的话会在女记者面前悄无声息就地消化了,市委秘书相信任何媒体也休想不走漏半点消息。
本是一场依法进行的搜查,到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找不到犯罪证据,我扒下这身警服!”刘海洋石破天惊地说出了一个可以引起社会和网上热议的话题,也许出于维护警察形象的本能,出于自己对滨江市“第一命案”必破所采取的措施负责,嫌疑人抓住了这个机会,话赶话,一步步逼到了这个份上。
无论刘海洋还是程贵阳,抛开各自社会属性,本质上都是男人。“吐口唾沫都是钉”,但是柳雅致附加了一个小条件:不管结果如何,希望警方无条件允许《滨江都市报》客观独家报道“市委书记灭门案”,披露事实。
支队长当即拒绝,他只同意她在自己与嫌疑人之间证实“要脑袋”与“扒警服”的承诺,其他事情他说了不算。
这样,那边警察开始最后的搜查,这边柳雅致作为唯一现场新闻记者开始紧张注视。她准备等到搜查一结束,无论结果如何立即将现场报道扔出去。
她试图抓紧分秒给前市委秘书程贵阳拍照被刘海洋及时制止,很不客气,并没有因为她是被“请”进来的记者而例外。
因为案情影响巨大,整体进展情况又并不如意,全国都在关注。让女记者率性而为,后果不敢想象。
刘海洋提醒她注意口头约定,如实证明现场搜查即可。以公正身份旁观警察与重大犯罪嫌疑人在这一现场搜查中的平等权利,除此之外,任何想法最好都放弃,更不要打出去之后发表文章的主意,否则,今后无论什么采访,只要涉及公安局一律谢绝,找熟人也没有用。
这番告诫,彻底结束了柳雅致心中的小算盘,她可不愿意因小失大。
刘海洋的话不知是否有所指。在场的人跟女记者走得最近的是张铁山,而张铁山根本就没时间搭理柳雅致,三番五次毫无保留的搜查几乎压得他没有了喘息之机。这种情形,好像拳击手的信心直接影响着体力消耗,信心一失,土崩瓦解。
一向以来,刑事侦查由刘海洋指令各大队长负责,不需要支队领导亲临现场加入搜集罪证的过程。
实际工作中,这位从中层晋升的刑警高层人员,不必离开冷气办公室,为搜寻罪证担当范围之外的额外风险。惯例是,不少大案在侦查过程中出现前所未见的疑难时,大队长们才会向刘海洋要求指引。
然而此次突发的市委书记灭门事件,一开始就打破常规,由于第一时间惊动了省厅和省委和公-安-部,市局没有按内部架构按部就班地部署,没有坐在办公室不断召集会议,听取疑难症结,根据汇报,幕后指导。
而是局长亲临一线,加上省厅专家组现场督导办案,刘海洋更是首当其冲指导分析对重点嫌疑人的侦查方向,为迅速确定并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程贵阳订下了稳固基点,并主动领衔料理店现场搜查。但是,随后而来的大批记者,已经让这样的现场失去了回旋余地。
……
嫌疑人还是那样冷静沉默,瞪视刘海洋的眼珠有30秒钟没有眨动。
“领导,我佩服你。”
刘海洋没理睬他,脚步四处移动。
搜查结束。
张铁山脸色难看,他不敢看刘海洋。
支队长表情尴尬。
“领导,是你自己现在就扒这身警服?还是日后我让法院替你扒下?”
柳雅致眼角一扫,看到参加搜查的成员脸上都露出惊诧的神色。程贵阳并不顾忌专家组成员在场,继续注视着刘海洋怒不可遏的面孔。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索性收起一贯的沉默不语,采取了进发态势,他对这位职位无疑很高、自己根本不能左右其前程的人物熟视无睹。
冷笑中那双闪着眼镜蛇般诡异的视线企图穿透刘海洋的身体,恶毒的笑意对着一旁“见证”的女记者,这种神态让人无法同他的“市委秘书”或“作家”身份联系在一起,但这不说明什么,如果局长、市长面对人身自由的丧失和警察的搜查,眼中也难免射出愤怒恶毒的光。
他打量着这位警察领导能否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用我自己的手。”
刘海洋全身上下似乎都在颤抖,从牙缝中蹦出这一句话。
是的,也许这将是终生之耻,直到这时,刘海洋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已经有些不听使唤。
不管嫌疑人是不是耍滑头,他知道,他的手下人此刻都想好好教训这个人一顿。
但除了搜查本身,他没有考虑自己像电影中的主角那样,“啪”一声用力地甩这个得意猖獗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一个嘴巴,然后大步离去。
这些愤怒动作瞬间曾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那样做,无疑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是真正的耻辱。
何况还有省厅的同志在场,他在这一行已近二十六年,知道警察有不必向犯罪嫌疑人承诺的权力和尊严。
可是,这一次不知不觉间竟落入了自己为嫌疑人设置的陷阱之中。
因为他是市委秘书?现在,他才明白这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走钢丝,问题是面对“市委书记灭门案”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不得不在刀尖上走钢丝。省厅、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等高层,催促破案的金牌一天之内一道道逼近,还有顶头上司罗本强的呵斥,任何人身处其境,都难以憋气忍辱。
而此刻,找不到有力证据便没法向记者和面前这个家伙找回尊严。
刘海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柳雅致。柳雅致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现实生活中,她经常看到、听到来自权力机关——比如某些领导朝令夕改而从不检讨的惯例。具体到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的抱怨:那些记者都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不让刑讯逼供怎么破案!
这其实就是今天搜查行动的症结点。
看上去,柳雅致比任何人都紧张。拿速记本的手已经不再记什么,静静地看着大家。
刘海洋作出一个决断的表情,看着嫌疑人说,“尽管到目前为止,你还仅仅是我们的重大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过硬证据锁定这起大案就是你干的,但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刑警。”他解开警服领口处的第一粒纽扣儿。这是他当警察以来完全没有料到的一次要为自己的决策在犯罪嫌疑人面前甘愿承担后果的承诺。
不料,前市委秘书“嗤”一声冷笑。
“什么意思?”
支队长停止动作,盯住他。
大家明白,刘海洋用自己的手扒掉警服虽然不表明他真的失去警察身份,更不会影响他多年来凭超人的智勇与各种犯罪分子拼搏,九死一生赢得的极大声誉。
但对从警几十年来职业留给他那种特有的钢铁般意志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却无疑是致命一击。
支队长完全不必为一次失误动真格的,因为案件距水落石出之日为时尚早,但面对这个嫌疑人的特殊心态,面对现场记者的证明,他似乎认为必须如此。
无论作为一种诺言,还是一种姿态,也许他只是不想让人感到“警察”说话不算话。
搜查结果表明这个前市委秘书程贵阳也许真的与“市委书记灭门案”无涉。那样,事后刘海洋说他甘愿打报告离开公安系统,离开自己深爱并献出半生精力的职业,因为他知道不配当一个合格的警察,尤其不懂到底什么是高智商犯罪。
但倘若事实最终证明这个人就是震惊全国的特大灭门惨案制造者,刘海洋也决不会轻绕这个冷静得有些可怕的家伙,决心亲手送他上路。
这些一瞬间的想法,促使他解开了第二颗扣子。
“等等——”如果局势不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张铁山知道支队长不会做秀给他的部下、省厅同行和新闻媒体,也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看。
张铁山与刘海洋的合作常常具有颠覆性和戏剧性。他们或许会对新闻媒体有不同看法,有时候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发展到公然表露讨厌媒体。甚至与市领导进行对抗的地步。
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反对的只是那些瞎指挥,反对一些僵死的模式制度和不负责任的报道。
他把支队长拉到一边小声说,“刘队,你怎么这样糊涂?如果这事通过媒体向社会披露,那么全国都知道了滨江市警察无能,我就是那个和你一样倒霉的人。别理他,带回去再说!”
一顿激愤之辞,动了感情。
……
张铁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只手也抖动不止,于是将另一只手紧紧按在上面。刘海洋不单是他的领导,而且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最尊重师长。
看到一向沉稳的支队长如此跟犯罪嫌疑人较真,本来对搜查已经不报多少信心的他突然来了劲,他不甘心让警察的形象在媒体和嫌疑人面前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要阻止他,哪怕有一丝希望。
他扭头朝嫌疑人望去。只见程贵阳无动于衷地端坐着,脸部和身子始终没有动过一次。
柳雅致,作为犯罪嫌疑人指名唯一获准在现场的女记者,其实心情的复杂紧张和尴尬程度不比警方低。除了自己一贯崇尚的新闻自由、司法公正而外,她其实更能理解警察这个工作的艰难与尴尬,更多的是因为搜查结果。
她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由于东道主在会上告诫全体与会者:不得将研讨会内容公开和外传。接着强调,也不能写到个人博客上。她顿时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法制学术研讨会,现在似乎变成了秘密会议。对警方,她有同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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