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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体制下，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方式和难言之隐，而记者不过是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通过新闻媒体而传达公正廉明嘛，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难道公正就这么可怕吗——现在，遇到了嫌疑人和警方推给她的一个难题，潜意识里她是希望警方“获胜”的。

只要拿到证据，无论犯罪嫌疑人是谁，当着她的面还怎么说？

可是结果出乎意料，她感到无地自容。

程贵阳转头面对柳雅致：“记者，就看你的文章怎么写了。”

又补充一句：“你不写，日后我写。”

支队长看到大队长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

“我很愿意，”他回答，“既然我认定这个家伙是重大犯罪嫌疑人，现场搜查又没有结果，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脱下这身警服。如果最后有证据证明他无辜，那样的话，我就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西服，戴上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你们挥手，就像当年被迫离开去向你们告别一样。”

张铁山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如果对市委秘书采取措施和搜查行动本身出现失误，那么他愿意代支队长受过，脱警服，他先脱——突然，厨房外面墙角那堆足有十吨的黑色原煤引起了他的注意，眼睛突然一亮。

后来面对女记者回忆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刘海洋说那天同意请她进入搜查现场，到张铁山阻止他脱警服，可不仅仅是面对媒体和同事间的工作方法，表演给柳雅致和嫌疑人看的。

那是张铁山对搞刑侦的一丝感觉——他渴望为自己摆脱困境而不是为别人工作。“采取措施和搜查确实具有一定盲目性，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能怎么办？不采取措施又能怎么办？

几十年来就是这么干的，摸石头过河，失误是难免的——不过跟这些靠智力支撑进行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他说，“我们都开始明白那些过去常常猜测的事情……”

“不少人说当警察，尤其是当刑警威风凛凛，除了遭受的非议外，就独立的思考、敏感的神经而言，我也基本表示赞同。”

张铁山盯着煤堆迟疑不决的面孔，在刘海洋眼睛里如同找寻钻石的寻宝者。一点火焰同时开始燃烧在他别扭的脑海里。这世界上毕竟还存在着和他一样关心警察命运的人！

何况那是一堆由任何角度分析都仍有疑点和希望的地方。尽管它已经被无一遗漏地反复认真搜查过，但由于体积太大又无处移动，所以成为最后疑点。

如果从中遽生异变，他可以把一切耻辱重新变成罪证锁定在嫌疑人身上。

柳雅致注视着程贵阳。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站起身来。柳雅致暗自思忖，这个人还带点“正气”。要把此人和骇人听闻的“市委书记灭门案”联系在一起，实在难以想象。她想，如果让自己来确定重大犯罪嫌疑人的话，她一定会选中那些眼冒凶光的社会人渣。她看到张铁山正在跟贴身的助手们进行磋商。

柳雅致很想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着什么。

张铁山不愧为刑警支队最年青有为的大队长之一。他屡立奇功，长期侦破工作锻炼出来的果断与机敏，可能并没让他从煤堆中看出什么，只是一种警察本能的反应或者说想求证而已。

但这种情况下令刘海洋心中的火焰开始升腾起来。他停下解衣动作，走出去跟张铁山一起审视着那堆乌黑的煤炭。

一堆煤块混杂着煤面默默无声。这是一堆用于师傅炒菜使用的燃料，产于这座城市城郊的国有大煤矿。

几经辗转，成为料理店灶房外面占地最大的物品。金善女这间商铺刚兑下来尚未正式开业，一次性费劲地买来如此大的数量，犯罪嫌疑人能否把罪恶的线头深埋在看上去并无异常的黑色物体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疲惫不堪的同志对彻底将它移动持怀疑态度。

外面空间有限，几乎没有可以全部移动的地方。否则几次三番搜查早就移开了。他们没有把嫌疑人当作奸商、投机者和智力的敌人，不相信下面会有秘密。

当张铁山、刘海洋和省厅专家研究是否把它移开时，大家的情绪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必要的任务”，支队长告诉下属。没有人知道能否从它的覆盖面之下，从唯一没有彻底改变现状的搜查下找到东西。

“但必须这么做，无论多苦多累！”

法学界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而就在那个搜查现场——其实柳雅致觉得新闻也不例外，亲身经历了看得见的正义。作为现场不合时宜又必须存在的人物，她只需要眼睛。

………………

………………

支队长、省厅同行和张铁山观察了好一会。最后决定必须把它全部移走。外面放不下，就将它们移到厨房去。它没有被彻底翻动过的痕迹，这么一个小煤山，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彻底翻动不太可能，刑警们此前只用烧炉子的大铁钎在四周探查捅出过几十个窟窿，然后又基本恢复原状。

张铁山让人拿过来一根长长的炉钎使劲一捅，用力捅到底，的确没有觉出里面有什么，但距离中心地面仍有距离。

刑警和搜查专家们面面相觑。刘海洋环视身边十多个下属紧张中掺杂着不满的脸色，突然觉得疲倦不堪。他知道大家心中想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此，连生气的力量也没有了。

“刚才谁负责这里？”张铁山喝道。

“我……”

“扒开！”

前市委秘书程贵阳的肾上腺分泌陡然上升，**提紧，掌心冒出汗来。此前搜查并没有让他感到如此气短，他憋着一阵晕眩感冷冷地说：“你们随便翻，看能翻出什么？！”

这种黑煤堆的外层是一颗颗大的块状煤。里面压着一些细如粉末的煤面和一些小煤块。

曾经搜查过它的两个刑警就是担心工作起来暴土扬尘，黑灰四起，而没有将它彻底移动看看底下是否藏匿东西。只是根据经验和技巧对它进行了“彻底”搜查。

现在，支队长和大队长的愤怒让他们忘记了一切畏难情绪，率先跟其他同志一起投入劳动。不一会儿就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大家的脸孔只剩下了白眼珠和一口白牙。

柳雅致一声不响地站到不影响刑警工作的位置。不时偷看几眼嫌疑人和她想看的人，看看这些人都是什么表情和心理反应。她很想知道前市委秘书程贵阳的背景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知。

她采访过一些神秘的衙门，包括公安、法院、检察院和监狱。

尽管她跟他们的很多官员很熟，其中不乏主要领导。但要害问题却一概免谈。其中有一次，不仅拒绝了她的采访，而且还说，柳雅致是专门揭露公检法问题的女记者，今后接受她的采访要考虑。

这是张铁山告诉她的，张铁山现在就在面前，想不到，今天至始止终好象不认识她一样，但他们是“哥们”不是冤家。

那么，今天的答案差别在哪里呢？

答案：要么是证据确凿，公开透明的搜查，让证据说话，叫嫌疑人哑口无言。要么是……这一次，幸运没有站在重大犯罪嫌疑人程贵阳的那一方。

半个多小时后，众人手搬筐抬，偌大的煤堆被彻底移动到角落和厨房里，露出了水泥地面。

这是一个连外行人都有可能看出破绽的水泥地面。中间一米左右与周围地面不同，是经过处理的。尚未变色的水泥层构成不被信任的不规则形状。

嫌疑人被推了过来，刘海洋和张铁山蹲在那里对比着其他地面，抬头向眼前的程贵阳问：“你老实说，这底下埋的什么东西？两条路给你走，主动交待，跟警方合作自己说出来。或者，死硬到底，我们替你挖出来。”

“随便。”

市委秘书声音不大但回应得十分干脆。嫌疑人常用那种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后来刘海洋在公安局自己的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抽烟，连续几天几夜研究这个谜底的时候，据说他才在嫌疑人亲手留下的笔迹中，研究明白了这个家伙之所以如此镇定自若的原因所在。

当时，他跟张铁山断定这是那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解放所有一线千名参战警察的前奏。他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给在一线坐镇指挥的局长打了个电话，在汇报中他大胆地判定有可能取得实效。

支队长再次变得胸有成竹。

做完他想做的一切，瞟了一眼女记者。与其他公安机关领导不同，虽说刘海洋只有高中文化，但在他看来，天朝对公权力的张扬，对私权利的抑制，无论执法者、宣传工作一直都在儒教文化道德的范畴之内。

许多事情，与这个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使得执法和宣传这个古老的命题从领导到百姓始终步履艰难。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执法呢？

他尽力压抑着内心的某种激动对嫌疑人道：“程贵阳，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证据确凿。如果挖不到罪证，我这个支队长让你当！给我挖开！”

终于，在移开煤堆之后，刨开水泥层，开始向下挖掘。

挖到一米多深时发现问题。经过清理，出现两个鼓鼓囊囊的袋子。

程贵阳眼睁睁地看着。他突然想挣脱控制，左右两个刑警的挟持没有让他得逞。柳雅致看到几双大手随后用力扯出两个沉重的编织袋子。

一层层打开，里面是防水防腐的油布包装袋子。侦查员拎到宽敞的地方往外一倒，哇！全是一沓一沓的崭新钞票，支队长让大家不要慌，一捆一捆地慢慢数清楚看看到底多少，结果整整241万元！

刘海洋脸色铁青。观察了片刻工夫，问程贵阳：

“程秘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必了。”

“枪在哪里？”

“什么枪？”

“枪在哪里？！”

没有找到作案凶器，眼前这些钱的意外出现，让刘海洋暗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无论如何，这个“市委秘书”都难逃罪责了。

但是，枪在哪里？没有枪，如何证明这些钱跟市委书记灭门案有关？

柳雅致一边看着，一边暗自思忖。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出人意料，甚至还有点儿神奇。但不管怎么说，这才是搜查的核心。结果与所有其他执法一样，标志着文明和野蛮的分界。柳雅致止不住浮想联翩：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就是缺乏这么一点看似寻常的坚持与公正。

这么近距离的现场实物采访，柳雅致还是第一次。尽管她此前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她吃惊不小。看到这些东西，她知道，警方胜利了。

然而，市委秘书程贵阳依然故我，不回答问题。刘海洋轻蔑地看他一眼，也不强求。拾起地上的一叠钞票，“啪”的一声丢在嫌疑人面前。

程贵阳一声不吭，面色如同死人。那种镇定自若、嘲笑无语的神态已经无影无踪。“没有枪，你哪来的人民币？没有枪，哪来的市委书记灭门大案？枪在哪里？你是跟我回去说，还是在这说？”

刑警们并未停止工作，继续向下挖掘。

短暂的沉默后，具有官场经验与高智商的嫌疑人在震惊中迅速调整自己。他一副很诚恳的样子说：“领导，我的年龄比你小，我有什么违法行为，请你不客气地指出来，让我心里有个底。别人无辜杀人，我从来不干丧心病狂的事。我在市委工作过，又是作家，这你知道。”

支队长嘲笑道：“行了，秘书和作家同志。”

又说：“你是不干丧心病狂的事，专杀领导，抢大钱。”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又一次受到冲击。“你可以随便说，没有证据，你说什么也白费力气。”无论他装得多么无辜，但眼皮底下那一沓一沓的人民币，让他想起那个长方形人造革包里面的东西。

如果被找到，不管他是否有解释的愿望，必定都苍白得难以对面前这个刑警领导自圆其说。这是他的一次机会，问题在于，他不需要任何机会。

从他决定这样干那天开始，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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